中外历史上都有过大吃大喝的情况。欧洲中世纪宫廷有狂吃滥饮的例子,我国古代历史上也刮过吃喝之风。成语“酒池肉林”,就是远古时期统治阶层胡吃海喝瞎搞的一个写照。 皇帝一天的饮食开销,价值北京城里的一套大房 话说三国时期的吴主孙皓,在历史上之所以被定格为暴虐之君,除了残暴执政外,跟他狂吃海喝无节制、常常在酒席上找大臣们的茬有关。
唐朝初期,统治阶层以隋朝灭亡为镜鉴,尚能做到励精图治,勤俭节约,但是随着国力渐强,经济繁荣,唐代中期后,从上到下的风气有所改变,到唐玄宗时期,奢靡吃喝之风盛行,尤其是天宝年间更是无以复加。
宋人叶梦得的《石林燕语》中说北宋名臣寇准的酒量好,个性张扬,常常大摆筵席,其宴会上光用大蜡烛就得30多根,还有歌舞助兴,“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盏方毕”——这成为他为政的一个瑕疵,常因此而受到朝野批评。 明代的吃喝情形在《万历野获编》中可窥其一斑,书中说万历皇帝一天的饮食开销,价值北京城里的一套大房,“常见一中贵卖一大第,止供上(万历皇帝)饔飧一日之需”,让负责办理皇帝御膳的大太监们都愁眉不展。怎么办呢?太监就伙同权力机构——吏部、兵部卖官鬻爵,“居间之所得半充牙盘进献”——太监们将灰色收入的一半用来打理皇帝的吃喝,如果有稍微正直清廉的官员敢于不同太监们合谋运作的话,肯定得挪位子,甚至有性命之忧,所以,当时人说:“真可慨也夫!”上行下效,万历年间从官场到民间,奢靡吃喝之风一时盛行。由此看来,史学家们认为貌似繁盛的万历时期实乃明朝灭亡的一个起始点,是有其道理的。 历史总有类似之处。清朝的吃喝风应该说也是从号称的“乾隆盛世”开始的,乾隆皇帝几次“千叟宴”在历史上留下了热闹的印记,虽然也有那么点尊老讲礼的因素在内,但更多的是满足乾隆皇帝的自大心理和虚荣心,目前笔者还没有见到过关于乾隆时期“千叟宴”前前后后的确切开销数字,揣想之下,定然不是个小数目,当然,这些都由当时的国库支出。此风一开,整个盛世王朝一片歌舞升平,酒气醺醺,所以那个时代出个大贪官和珅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说几句晚清官场的吃喝。 晚清重臣翁同龢的侄儿翁曾翰的日记显示,他在京城为官时,几乎日日要赴宴,招饮、作陪、接场、预祝、补祝、公请、团拜,等等,名目繁多,应接不暇,往往一天喝几场,甚至熬夜喝酒,造成他的头痛、体虚等病因。他常常想戒酒,但是当时京城官场吃喝成风,身在江湖不由自己,最后身体不堪重负,41岁就积疾而亡。翁曾翰还只是一个没有太大实权的文学侍从京官,那些身居要职、手握大权的晚清官员耗费在吃喝上的时间精力更是可想而知。 范丞相家家风变了,“豆豉上加了两片肉了” 历史上,也有很多严防奢侈吃喝、提倡饮食节俭的好例子。
清朝初年的顺治、康熙皇帝也是饮食节俭的好模范,康熙皇帝在颁发全国的《圣谕十六条》中有五条都涉及要求各级各地官员“尚节俭,惜财用”,禁止奢侈浪费、大吃大喝。他是这么要求官员的,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康熙皇帝平时都是“粗食软蔬”“不喜厚味”,吃东西清清爽爽,适可而止,而且,不是重要庆典,他的餐桌上,绝不放酒具。由此,宫中的饮食开支大大减少,“先是光禄寺(掌管皇宫饮食吃喝的机构)供应宫中用度,每年用银七十万两有余;朕(康熙自称)渐次节省,不使滥溢,一年止需七万两余”。开销一下子减少了90%!可见,康熙皇帝提倡饮食节俭的效果立竿见影,同时也说明了之前的吃喝浪费是何等触目惊心! 康熙皇帝推崇饮食节俭不仅营造了康熙朝励精图治、欣欣向荣的吏治和社会氛围,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同时,他自己也饮食得法,养生有方,在位61年,安享尊荣。 历史需要常常回看,历史上的大吃大喝之风给当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而推崇节俭的社会氛围则会促使吏治清明、社会和谐。 (摘自《领导文萃》2018年4月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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