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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森堡原理，在自然现象描述中也已经没有绝对的精确定量这回事。在人的行动方面，任何因素之间就更加没有不变的关系，因此也就没有测量和定量的可能性。计量经济学因此无法解释经济的真实问题。它无法发明经济学理论，也无法用来预测人间事务，至多起到演示经济学理论的用处（尽管这种用处对于说服大众看起来不可少）。经济学可从某些经济政策措施来预测后果，但仅限「质的」而非「量的」预测。经济学（人的行动科学）从性质上说是一门先验综合的学问，波普尔关于科学的定义并不适用于它。以波普尔定义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不过是无聊的语言游戏。本文节选自《经济学的最后基础》。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文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夏道平 译 壹 量的正确性问题
实验室内对于外在现象的试验与观察，使自然科学能够用测量法进行而得到量化的知识。由于这个事实，所以有人惯于把这些科学称之为精确的科学，而瞧不起缺乏这种精确性的人的行为科学。
现在再也没有人否认测量法绝不是完全的和精确的（就完全与精确这两词的充分意义来讲），因为我们的感官不是有充分效率的。因此，所请精确只是或多或少的近似而已。此外，海森堡原理（Heisenberg principle）指出，事物间的一些关系绝不是我们人所能测量的。可知，在自然现象的描述中也没有精确的量这回事。但是，物理学与化学所能量出的近似值，大体上已足够实用了。工艺学的活动常轨，就是一个近似定量法。
在人的行为方面，任何因素之间都没有不变的关系，因此就没有测量法和定量的可能。人的行为科学所遇到的一切可测量的，都是属于生活环境的量。这些量都是历史的事实，例如经济史或军事史的事实，而不是理论的行为学——行为通论，尤其是行为学当中最发展的部门，经济学——所处理的问题。这是必须辨别清楚的。
很多的作者迷惑于「人的行为科学应该效法自然科学的技术」这个观念，而热心于经济学的数量化。他们以为经济学必得模仿化学，化学是从定性分析进步到定量分析的。他们的格言就是实证主义的标语：科学是测量法。由于得到一些丰富的基金的支持，他们忙于把政府、职业团体、公司和其他企业所供给的资料，重新制印出许多统计图表。他们试图计算这些资料之问的科学关系，借以断定他们所称为的——类比于自然科学——相关与函数。他们却不知道在人的行为方面，统计都是历史，而所谓「相关」与「函数」，除掉陈述过去的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某些人们的行为结果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现。作为经济分析法的经济计量学（econometrics）是一种玩数字的儿童游戏，而那些数字对于经济的真实问题，没有任河说明的功用。
贰 确定的知识
极端的怀疑主义，否认人心可以获得关于宇宙情况的确定知识。它把逻辑与数字这些先验的元范看作假设或惯例，由于它们便于人们获取其所能获取的那类知识，所以人们选择了它们作工具。所有从这些元范演绎出来的命题，只是些赘词，对于真实情况并不提供任何消息。即令我们接受「自然事象的连续间之规则性」这个站不住的「独格玛」（dogma），人的感官之易犯错误和没有充分效率，也使得我们不能把后天的知识认为是确定的。我们，因为我们只是人，只好老老实实地安于这种情况。至于从一个本质上不同于人心的超人的智慧来看，事象「真实地」是怎么或似乎怎样，对于我们而言，那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这样极端的怀疑主义没有说到行为学的知识。行为学也是由一个先验的元范出发，而靠演绎的推理来展开的。可是怀疑主义对于先验元范和先验推理的确实性所提出的反对，不适用于行为学。因为行为学所要阐明和解释的本体，与人心的逻辑结构是同类同源的。人心发动思想，也发生行为。人的行为与人的思想同一来源，在这个意义下，它们是同一性质。因此，绝不会有什么人心所不能充分解释的行为结构。在这个意义下，行为学提供了正确的知识。
在宇宙史现期中生存于这个行星上的人，也许有一天会消失。但是，只要现状的人还存在，那么，属于行为学所处理的那种元范型的人的行为也就存在。在这个有限度的意义下，行为学对于未来的情形也提供了精确的知识。
在人的行为方面，所有以量来表示的事象，都是属于历史的，不会超出在这个特定的行星上面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提供任何有意义的知识。至于一般性的知识，也即，不仅是在特定的行星上适用于过去，也可在相同的诸行星上适用于过去与未来的知识，这样的一般性的知识，都是从行为元范演绎出来的知识。它涉及发生于过去和末来的任何行为的本体。它提供真实情事的精确知识。
叁 未来的不确定
按照一句常被引用的孔德的格言，科学——自然科学——的目的，为的是预测未来将会发生的情事而求知。这些预测，就其关涉人的行为的后果而言，是有条件的。他们说：如果有A，接着就有B。如果一个人吃了氰酸钾，他就会死。但是，他是否会吃这种毒品，则是未确定的。
行为学的一些预言，在其适用的范围以内，是绝对确定的。何是，关于行为者们的价值判断和他们决定其行为的方法，它们不会告诉我们什么。关于这种价值判断，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属于历史方面的。至于对将来的价值判断（我们自己的或别人的）和「依此判断来调整其行为而采取的手段」所作的预测，对或不对，我们不能预先知道。
这种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是人事的主要特征之一。生活与行为的各方面都不免被它困扰着。
人总是受他所无法控制的力量与权力所支配的。他为了尽量避免他所认为会伤害他的事物而行为，但是，他只能在一个限度以内顺利进行。他绝不可能预先知道他的行为目的会达到什么程度。如果目的达到了，将来回想起来，当时所采取的行为是不是许多可能的选择当中的最好一个，这也不是他所可预知的。
以自然科学的成就作基础的工艺学，是要在一确定的范围以内取得充分的控制。这个范围，当然是只包括那些决定吾人命运的事件的一部份。尽管自然科学的进步倾向于扩大这个由科学来指导行为的界域，可是这个界域的扩张，终归是有限的。而且即令在这个有限的界域以内，也不会有绝对的确定性。其所追求的结果，也会由于意外的或不可控制的力量之侵入而受挫。技术工程并不能完全消灭人生的侥幸成份；它只能把它的范围缩小一点。对于人的有限知识而言，总有些事情似乎是纯机会而把人生显现的像一场赌博。人和他的工作常常会受到意外的和不可控制的打击。他不得不依靠好运之不错过。即令愚笨的人也不会不知道他的幸福终于要受那些超出人的智慧、知识、先见和准备以外的力量的支配。对于这些力量而言，人的计划是白费的。这就是宗教徒心目中的不可测的天命，而只好祈祷。
肆 行为与历史的量化和理解
在回忆过去或计划将来的时候，心中所想的东西有一些是可以用数量表示的，有一些只能以非数量的语言来表达。关于后者，既不能有效地测量，就必须靠人的行为学之特殊领悟来代替。
在这个意义下，历史家也和行为人一样，在领悟不同的事件与不同的行为产生其他事件和情况时，就得讲到那些先行的事件与行为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下，他们必得辨别较重要与较不重要的事件与行为，也得辨别较大的人物与较小的人物。
对于真实性作这种类似定量的判断是免不了错误的，这种错误如果是发生于计划未来，那就为害甚大了。基于对未来的幻想而作的测度，一定失败。即令在「质的」方面猜对了——也即假定他们预测的情况真的实现了，如果在「量的」方面猜错——也即假定他们猜错了那些后果的大小、轻重或其发生的时间，也会招致灾祸。此所以政治家与工商业者所作的长期投机尤其危险。
伍 人事预测的靠不住
预测将来会发生或必发生什么，可能对，也可能错。但就自然界事象来讲，预测绝不会给它们任何影响。不管人怎么期望于将来，「自然」总是走它自己的路，绝不受人的任何预料、意欲、情愿和希望的影响。
可是在人的行为方面，情形就不是如此。如果预测引起了人们探取某种方法来防止预测的事情发生，而结果他们成功了，这就证明那个预测是错的。有些人找占卜者占卦或听取他们的意见，都是想避免命运中的灾难，而这些灾难，照预言家的看法，又是预定的。另一方面，如果预言家所说的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相信这个预言则其可能的反应有两种：一是无所作为，坐待好运到来；一是在乐观的展望中，加倍努力以期达到所期待的目的。在这两种情形下，预言都有改变人的行为的力量。
我们还可以用商业的预测来说明这种情形。如果人们在五月间听到说，这个市面的繁荣还可继续几个月，在十二月以前不会突然衰退。听见这个预测的人们，都想尽快地在十二月以前把货物卖出。其结果是这个繁荣竟在预测的时日以前完结了。
陆 经济预测与趋势信条
经济学可以从经济政策的一些措施来预测所想达成的后果。它可以答复「某一政策能否达成它的目的」这个问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它可以指出，实在的后果将是什么，但是，这种预测，自然只是「质的」，它不可能是「量的」。因为有关的许多因素与后果之间，没有不变的关系存在。要知道经济学的实用价值，就必须知道它的预测能力是受这样的限制的。
那些反对先验的经济学的人们——包栝历史自足主义和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各学派的名手——站在他们自己的认识论的观点，应该对于任何政策所想达成的将来的后果，不表示任何判断。他们甚至也不能知道某一政策在过去所引起的后果。因为凡是发生的事情，总是许许多多共同作用的后果。政策或措施只是那些因素之一。即令那些学者们敢于说，过去的某一措施产生了某一后果，他们也不应当——从他们自己的理论观点来讲——认为同样的后果也会发生于将来。立场一贯的历史自足主义与制度主义，对于任何措施或政策的后果——当然是指将来的——不应当发表任何意见。他们应该把他们的教义限之于经济史（至于经济史的写作如何可以不需要经济理论这个问题，这里不予讨论）。
可是，大家对于这门叫做经济学的学问之所以有兴趣，完全是由于想从这里学到一点关于「达成明确的目的而应采取的方法」的知识。学生之所以听「经济学」教授的课，和政府之所以任命「经济」顾问，都是想得到关于将来的消息，而不是想知道过去。但是，这些专家们，如果忠于他们自己的认识论原则的话，他们所能讲授的也只是限于过去。
为着满足他们的顾客——政治家、工商界人士和学生——这些学者们就提出了趋势理论。他们以为最近过去的——常常很不适当地被称为「现在的」——趋势，也会延续到将来。如果他们认为这个趋势不利，他们就建议一些改革方案。如果他们认为它有利，他们就说这是必然的，不可抗拒的，而不想到这个事实：表现于历史的一些趋势是会变的，常常，乃至经常是变的，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会变。
柒 作决定
在科学问题与科学语言的处理中，有些时髦的风尚在流行。
行为学名之曰「选择」的，就其关于手段之选择而言，今天被叫做「作决定」。这个新词的使用，为的是转移大家对于「选择」一词所表达的事实之注意。「选择」，不仅是作一个选择，而是尽可能地作最好的选择！也即是说：如果次要的目的之满足妨碍了更迫切的目的之达成，则次要的目的就不予满足。在一个追求利润的市场经济的生产过程中，这种情况，藉助于经济计算的智慧得以尽可能地达成。在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不能靠任何经济计算，只有所谓「作决定」。关于手段的作决定，简直是赌博行为。
捌 确认为驳倒
在自然科学里面，一个理论，只要与实验过的事实符合，它就站得住。与事实符合，被视作对一理论的确认。在不久以前，大家都同意这个说法。到了一九三五年波普尔（Karl Popper）在他的Logik und Forschung—书中指出，事实不能确认一个理论；它们只能驳倒理论。因此，一个更正确的公式应该是说：一个理论，如果被经验的事实驳倒，它就不能继续存在。经验是这样地限制住科学家在建构理论时的自由决定。一个基本假设，当着实验证明它与经验事实不兼容的时候，就得被放弃。
可是，以上所讲的，很明显地，绝不适用于人的行为学的问题。在这方面没有所谓实验过的事实。这方面的经验是（必须一再地复述）历史经验，复杂现象的经验。这样的一种经验，绝不会产生像自然科学所说的那种「经验事实」，自然科学的经验事实，有其逻辑上的特征。
如果接受逻辑实证论的术语，尤其是波普尔的说法，那么，一个理论或基本假设，假若在原则上不能由经验驳倒，也是「不科学的」。因此，所有的先验理论，包括数学与行为学，都是「不科学的」。这只是语言上的诡论。严肃的人不致浪费时间来讨论像这样的用语上的问题。行为学与经济学对于人的生活与行为，毕竟有它们最大的重要性，不管你把它们如何分类，和如何形容它们。
一些自然科学在我们这个文明里面之享有盛誉，不是基于它们的一些定理没有被驳倒这个纯消极的条件。除掉实验室试验的结果以外，还有这个事实——机器和其他所有依照科学的讲义而制造的工具，都按照这些讲义所预期的情形在工作。基于电学理论而产生而操作的电车与引擎，对于电学理论提供了一个确认。一间有电灯照明的房间，装置着一架电话，有电扇吹风，有电动吸尘器保持清洁，坐在这间房子的哲学家和庸俗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在电学理论中，除掉那些迄今尚未被实验驳倒的以外，总还有些东西。
玖 行为学定理的检讨
凡是从自然科学方法的分析而出发的认识论者，不知道自然科学界域以外的任何事情，所以他们告诉我们的只是说，自然科学就是自然科学，不是自然科学就不是自然科学。关于人的行为科学，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在这方面所说的，都属于无稽之谈。
行为学的一些理论，既不能由实验驳倒，也不能因为可以应用来制造些新事物而得到确认。这些事实，并不是上述的作者们所发现的，而这些事实正是我们的问题之一面。
实证论意含着：自然与本体，藉提供基本型式的语句所记录的感官资料，把它们自己的故事写在人心这张白纸上。实证论者在说到证实与驳倒时所提及的那种经验，照他们想，绝不是依靠人心的逻辑结构而形成的东西。这种经验会提供一个可信的本体的影像。另一方面，他们以为，理智（reason）是武断的，所以会犯错，也会误解。
这种学说不仅没有想到我们感官的了解力易受迷惘，而且也不知道知觉的所得比感觉的更多，知觉是心的一种智力活动。这是观念联想论（associationism）和形态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所共同承认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感觉在认识论中的品位比知觉更高。前者是此心从外界事物的察觉中所完成的操作；后者是此心在描述它自己的行程中所完成的操作。
事实上，在人心里面，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比人的行为元范所显示出来的更为确实，意图以适当行为来实现某种情况，将此情况代替不行为时的另一情况。这种意图，对于任何人都不是陌生的。（也即是说，只要是人，都是因这一意图而行为。——译者附注）只有在有行为的地方才有人。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决定于我们对于行为元范的熟习，这是靠自我检讨或反省的过程，以及对别人行为求了解的过程。如果怀疑这种洞察力也就与怀疑「我们是活着」这个事件一样的不可能。
凡想攻击行为学定理的人，应该从产生这个定理的推理连锁中一步一步地向后追究，一直追到可以揭发其逻辑错误的那一点为止。如果对于演绎法这种向后追究，最后追究到行为元范而尚未在这个推理连锁中发现一个错误的环节，那么，这个定理就已充分确定了。反对行为学定理的实证主义者，不用这种检视法，其愚蠢的程度，并不逊于十七世纪不肯从望远镜里面看出伽利略是对的，而他们自己是错的那些天文学家。 ◎ 推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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