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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与大学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世界上许多著名大学都将博物馆作为大学建设的重要部分。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大学博物馆使命与功能的深入认识，中国的大学博物馆逐渐从过去“养在深闺”转而崭露头角。 “大学博物馆六人谈：走向卓越的大学博物馆”专家对话论坛邀请中国、澳大利亚、英国的多位大学博物馆及文博专家尝试通过深度对话交流，为国内大学博物馆的未来发展提供新视角、开拓新思路。 主持人：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执行馆长 张凯 嘉 宾： 1. 安来顺 国际博协副主席、中国博协副理事长 2. 段 勇 上海大学副校长、原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 3. Andrew Simpson 国际博协大学博物馆及藏品委员会理事、曾任澳大利亚博物馆协会专业发展委员会首任主席 4. Kate Arnold-Forster 英国乡村生活博物馆馆长、英国雷丁大学大学博物馆与藏品中心主任 5. 陈曾路 上海博物馆教育部主任  张凯： 大学博物馆应当如何定义、定位自己？ 安来顺： 没有博物馆的大学，就像一个人贫血一样。 世界范围内的著名大学，至少都拥有一个博物馆。牛津大学1683年建立的阿什莫林博物馆被认为是建立最早的公共博物馆，再加上牛津大学另外的三个博物馆、三个学术收藏和一个植物园——大约每年共接待两百万观众。截止到2007年，美国所有的大学博物馆与收藏共有1650座。英国大约是400座，其中100多座是博物馆，300多座是大学的博物馆收藏。 UMAC是国际博协中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委员会，它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大学博物馆的重要作用。 根据国内的调查数据，中国应该有350座到380座左右的大学博物馆，每年大约会新增八到十座。虽然看起来数量不少，但是如果放在全国范围里看，大学博物馆所占的比例相对而说是比较小的。 现在我国全国普通高校大约有2100到2200座，且有些大学有多个博物馆，由此对比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实际上中国大学中，可能仅仅10%左右的大学有自己的博物馆，所以说中国的大学博物馆发展潜力相当大。 段勇： 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最早的近代公共博物馆都是孕育在大学里。所以，大学可以说是近代公共博物馆之母，也就是说大学博物馆应该是博物馆大家庭中的长子。 要回答大学博物馆的定位问题，首先要理清我国大学博物馆的现状。中国当代的大学博物馆处境较为尴尬。一方面，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几十年以后，包括博物馆事业在内的文化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大学博物馆从中的获益并不明显。这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大学博物馆的质量和社会影响力。 其实在过去二十年内，不管是从经费投入，还是产出效果，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和进步比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要好。但是大学博物馆似乎没有明显享受到这个发展成果，好像成为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目前普遍认为大学博物馆有两方面的职能。一方面是为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服务；另一方面是像公众博物馆一样尽量发挥社会职能。社会职能这方面对于大学博物馆而言比较困难。我们首先要发现问题，然后再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具体内容将在14日的课堂上进行深入探讨！
张凯： 大学博物馆如何与公众有更多互通的可能？ 安来顺：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其他国家的大学博物馆，都面临着两个世界性的问题。其一就是大学博物馆自身的专业化——此处的“专业化”并不是指大学自身的某个学科的专业化，是在博物馆学意义上的专业化。其二就是大学博物馆的社会化。 以ICOM-UMAC2017年的三个获奖项目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建立在大学博物馆的自身优势和独特资源的基础之上而又有所超越，把这些资源很好地与当地社区建立联系，这些项目不仅仅在谈大学或者学科本身，而是与当地民众联系广泛，成为当地社区所焦点的问题。中国的大学博物馆已经开始在融入社会的路上迈步，尽管路途漫。大学博物馆社会化过程中有几个不同的方面，一是要保持的最经典、最传统的功能服务学校的教学、科研。这是大学博物馆永远都要坚守的一个基本功能。但与此同时，大学博物馆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又要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大学博物馆要作为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只对本学科的学生开放，也要让全体学生在博物馆里感受到大学文化。第二，大学的博物馆向社会开放让社会更多的人走进大学，来了解这所大学。第三，与其他一般的公共博物馆在社会开放性上相比没有太严格的界限，更多地把自己的展览和项目推向了社会。这三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大致地统计了一下，现在大学的博物馆中，有70%的中国大学的博物馆是全天候向社会开放，有20%的博物馆是预约开放，而且都有定制的专门的讲解服务项目。虽然说这只是很小的一个进步，但是能看到中国的大学博物馆也在以更加开放的胸怀面向社会。
张凯： 国外的大学博物馆在服务学科和服务公众方面有哪些措施与举措？ Kate Arnold-Forster： 在英国，我们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历程。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在我的职业生涯过程中，我看到了大学博物馆的蓬勃发展，其中原因最重要的可能是大学意识到了大学博物馆的价值，所以它们也与公众不断地接触。我认为大学博物馆不仅仅是人们可以来参观的地方，同时可以给人们提供教育的平台，让人们可以来研究大学博物馆的藏品，如此可以确保大学得到一些外部投资。 参观大学博物馆的流量会为所在的城市带来很多旅游收入。在博物馆学这方面，大学博物馆必须要跟上，我们现在要考虑到我们的受众发展，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领域，涉及到我们如何来理解我们的观众，如何来与他们建立联系，如何向他们讲解，如何使他们更多地参与博物馆的活动当中来等等。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希望我们的博物馆不是为了夸耀、也不仅是要展示我们的藏品，而是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大学。 在英国有一个很重要的高等教育方面的理念，就是让人们更多地参与到大学当中去，尤其是那些没有上大学，没有到博物馆参观的人。我们想要更多地接触我们的受众，可以让他们参与到博物馆的工作当中来，这就使博物馆的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大学博物馆来说，不仅仅是要打开大门，更要跟其他的风景名胜进行竞争，需要大学提供相关的支持。 安来顺： 大学的博物馆非常多样化。现在中国的大学博物馆80%属于小规模的博物馆，即指建筑面积在四千到一万平米的博物馆。全国的大学博物馆平均的观众的数量范围分布从每年一万到每年五万。但是大家所取得的进步又是共同的，都在积极地对社会公众开放。
张凯： 无论博物馆的大小，其实走出去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当然前提是要有独特的藏品和可以展示的方向，而且刚才特别提到的，大学博物馆都是每个大学很重要的窗口。 公众博物馆的社会化尝试中有哪些值得大学博物馆注意、值得借鉴的事？ 陈曾路： 大学博物馆其实到了一定程度以后，跟一般的博物馆的区别可能会越来越小，当我们到牛津看阿什莫林或者其它著名的博物馆，可能不会感觉它们是大学博物馆。 实际上我们的公众博物馆跟大学博物馆所面临的挑战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所做的，是不是我们公众希望我们做的？这个问题对于大学博物馆和上博这样的公共博物馆，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过去几十年内我们国内的博物馆的确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到底为我们做的，还是为专业研究人员做的，或者为其他某一方去做的，是值得思考的。 问题是，现阶段普通民众对于公共文化的需求正呈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但是我们专业人员的素养，或者是我们的视野变化得没我们想的那么快，这中间会产生一些时间差。如何弥补这个时差对我们而言是极大的挑战。 每个馆的重点都在于理解我们的对象。对上博而言，因为它面向上海、面向中国，所以对象更为复杂。但是对于大学博物馆来说，首要的对象，可能就是校园，当然在校园的基础上可能会更大。现在一些大学博物馆中的学生可能仅仅是知道大学博物馆的存在，而对于自己学校的博物馆做了哪些展览，又举办了哪些活动一无所知。这样的情况是值得我们公众博物馆、大学博物馆的从业人员都需要警醒、警惕、注意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我们工作的核心就是要理解我们的对象，还有理解我们的时代。这两件事都很重要。在理解对象、理解时代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工作，可能这是方法论层面上必须要做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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