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转载]琅琊王氏的兴衰(下)

 天涯军博 2018-05-24
 

六 琅琊王氏第三代:王马共天下

东晋建武元年,司马睿进号晋王。这时候王导和琅琊王南渡已经十年了。此前民间曾有歌谣:“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据说永嘉时有五位司马家的成员渡江南下,而今司马睿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真龙天子。他能有今天,有几个方面他需要感谢:一是感谢祖宗,那个“狼顾”的司马懿,就是因为他,司马家才有了今天的金光大道。二是感谢司马越,正是这位族兄的提拔和信任,自己才能独当一方最后独尊一朝。三要感谢那些“胡人”,没有他们的祸乱,大概还轮不上这位皇族的远亲继承皇位。四要感谢的就是琅琊王氏。没有他们的辅佐和支持,恐怕司马睿也不一定能有今天。

不过王家和司马家的关系也不都是“单边”的,而是一种双边互惠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共生关系。没有王家,也没有司马锐的今天;但是没有司马睿的倚重,王家也不会如此权倾江南。

不过,在历史上,绝对没有永世长存的政治联盟。“共享天下”更是想都别想。东晋初年王家虽然帮助司马家巩固下了这半壁江山,但是他们也因为功劳太大也受到了司马睿的猜忌。而且王家的势力实在太大。在东晋初年,除了王导成为权倾东南的一朝名相,王敦掌控六郡军事,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将领,还有王家族兄弟王廙在京担任辅国将军、王廙的弟弟王彬因军功而擢升军咨祭酒。此外,族中王含、王舒也担任了要职。在司马睿刚刚称帝的候,他还曾拉王导同登御床,平起平坐。更为可怕的是,王氏家族中还有大量的新秀正在起,他们人数之大,才能之高,实力之强,有时也会让“孤家寡人”司马睿寝食不安。司马睿很早就开始对王家有戒心了。为了削弱王家的作用,他起用了一些王家的政敌进行制,其中刁协、刘隗更是他的心腹。这两个人也很“尽心”,一直在找各种机会抑制士族,其王家。王敦的哥哥王含就因为过于骄纵而受到了两人的弹劾,并牵连到王家很多人。虽事情被司马睿压下去了,但是嫌隙却是越来越大了。

司马睿对在外带兵的王敦最不放心。为了牵制他,司马睿多次派遣非王敦心腹到王敦所辖区域任要职。太兴四年,司马睿又任命刘隗戴渊等人坐镇淮阴、合肥等军事要地,并强征扬州佃客、奴隶到军中,说是抵抗“胡人”,其实是用来防备王敦。老经世故的王敦怎能连这点手段都看不出来?平心而论,王敦虽然为人骄横,却没什么觊觎帝位的野心。平白受到猜忌的滋味是不好受的。因此,王敦在酒后经常吟唱曹操的乐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边唱还一边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被打出了一个个缺口。这正像后世一位诗人说的:“壮怀犹唱缺壶歌”。

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终于难以忍受司马睿的猜忌,起兵武昌,率大军东向,强烈要求“清君侧”。在起兵期间,他曾给司马睿上疏多次,其中历数了司马睿的亲信刘隗、刁协的罪状:“刘隗前在门下,邪佞谄媚,谮毁忠良,疑惑圣听,遂居权宠,挠乱天机,威福自由,有识杜口。大起事役,劳扰士庶,外托举义,内自封植;奢僭过制……”

司马睿阅后大怒,下诏讨贼,并宣布:“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

王马的反目,在东晋那种“主弱臣强”的情势下几乎是必然的结果。魏晋南朝本就是豪族政治,当皇帝的家族也不过是一个大豪族而已,而且汉代那种正统儒学也不被人重视,强大的家族更不会把皇帝看得多么神圣。东晋一朝尤其如此,在此后的一百年时间里,东晋皇位不过是一抔珠宝而已,尊之则显贵无比;否之毁之,则任人拉杂催烧。

当时朝廷当中的大臣们似乎并不是非常反感王敦起兵,到底刁协刘隗的刁横霸道确实让人讨厌。据说只有周顗拍案而起:“人主不是神仙,孰能无过?人臣怎可以举兵抗上?”这句话后来被很多史臣称颂不已,认为他说的“平正通达”,这是后话。

司马睿本以为自己一封诏书能让天下勤王之师云集响应,自己设置的牵制力量至少也能替他抵挡抵挡。没想到这些人如何能和浴血疆场几十年的王敦抗衡?很快王敦就兵临建康城下。这时候,曾被司马睿寄予厚望的刘隗居然带着司马睿给他的部队投靠了北魏!刁协本来也逃跑了,可惜年老跑不动,死在江陵。

王敦在占领建康之后,并不去“朝见”皇帝。但是,他更没有篡夺皇位,也没有为难其他大臣,只是逮捕了曾经骂过自己牵制过自己的周顗、戴渊。

周顗本人也是世家子弟,为人很有名士派头。因为饮酒成瘾,人称“三日仆射”,意思是他大醉时候多,能清醒下来当他的仆射时候少。他和王导关系一向不错。有一次王导喝多了,曾趴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问:“此中有何物?” 周顗说:“这里什么也没有,但是足以装下几百个你这样的人。”王导听了唯大笑而已,也不在意。

王敦起兵后,王导深为恐惧。加上刘隗刁协本就总敲打王导,所以他惊怖之下,竟带着在京做官的20多位子侄每天早上跪在宫门口请罪。有一天周顗进宫,王导希望周顗能替他说些好话,便小声对他说:“伯仁(周顗的字),我全家100多口,就靠你了。”结果周顗就当没听见,昂首走进宫去。等他从宫里出来,已经喝的晕乎乎的,王导和他招呼,他还是不理不睬,一边走还一边嘀咕:“今年杀贼子,取个斗大金印……”

结果现在周顗命悬王敦之手。当时王敦不知道王导和这俩人是敌是友,就来问王导:“这俩人是当今人望,是不是给个官当当?”连问了几次,王导都沉默不语。王敦有点明白了,这时眼中凶光一闪:“如果不配为官,那么应该杀掉!”王导还是沉默。于是,两人都被王敦杀害。

很久之后,王导有一次整理中书省的文件,才发现周顗极力维护自己为自己辩白的奏章而且那天王导跪在宫门,周顗一进宫就激烈地维护自己全家,只不过没有在王导面前表示来而已。可是王导却在能救活他的时候没有引手相救……一股强烈的负罪感涌上心头,他家的时候对儿子们说:“我虽不杀伯仁,但是伯仁因我而死。幽明之中,负此良友!”

因为这件事情,很多人都指出王导表面上宽和雍容,实际上也摆脱不了文人政治家的一个恶劣习气:外宽内忍。

成功地“清君侧”的王敦没有得寸进尺,在京中做完了他最想做的事情之后就退回了武昌。当年,感觉很丢面子的司马睿却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王敦似乎意识到局势对自己可能会不利,便暗示小皇帝让自己入朝。司马绍抵抗不了,只得答允。于是,王敦进驻姑孰(今安徽当涂),并对朝廷中重要官职进行了重新安排,众多王氏子弟都被安排到了重要岗位上。就在这时候,他却病倒了。他的亲信钱凤等人问他后事。王敦说了三计,其中上计是解散军队,归顺朝廷;下计是攻破建康,控制中央。可见王敦并不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乱臣贼子。可是当时势已如此,解散军队那下场实在难卜,加上钱凤等人利令智昏,最后终于下决心把王敦的下策当作上上策!

王敦此时知道自己大限已近,便诛杀了很多政敌,甚至一些和他仇怨不深却为他所忌惮的也被他杀掉了。他还派温峤到朝廷窥视晋明帝,没想到温峤一到朝廷就“具言敦谋逆”。于是东晋朝廷决心灭掉王敦。

当时小皇帝做事情也很隐蔽,他一方面设法稳住王敦,另一方面亲自观察王敦的兵力部署,回来之后广为调兵遣将,并宣布“王敦已死”,用来涣散军心。

此时王导的心情是复杂的。当时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了王敦必然失败,决心与朝廷站在一起,但是当王敦所依仗的王含带兵攻到建康的时候,王导写信劝王含束手,同时却也暗示了朝廷的兵力部署。可见,王氏家族的“于时俱进”活用的非常纯熟,这大概也是琅琊王氏多年活跃于政坛的重要原因吧?

王含作为王敦的兄弟,水平和人望却和这位友于不可同日而语,没打几仗就被王师
击溃。钱凤也败于京畿。王敦听说此信,夜梦白犬从天上下来咬啮他,很快就愤恨而
死,时年五十九。不久王敦的势力星散,心腹被杀,自己的头也被悬到了京师城墙上。
可叹一代名族之后,竟落到了这个下场!

王含和王应父子没有死于疆场,而是逃到了荆州刺史、本族人王舒那里。没成想王
舒为了自保,竟至“大义灭亲”,把爷俩双双扔进长江。

经过这次变动,王氏家族居然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族中也仅仅死去了几个老人而已大部分势力,尤其王导一支,却几乎是毫发未损。这到底是因为王导的德高望重?还是因王家的“与时俱进”?还是因为……我们不得而知。

王家第三代除了我们用四个章节提到的“五王”以及王含、王舒、王廙之外,还有些人物也颇值得一提,比如王彬。

王彬是王廙的弟弟,王览的孙子,是王敦王导的堂兄弟。他做官无甚殊勋,却很仗义勇敢。当初王敦杀死周顗之后,人人胆寒。可是王彬却“先往哭伯仁”,哭得非常痛切。随后当他面见王敦的时候悲痛的表情还没消散。王敦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王彬回答:“向哭伯仁,情未能已。”然后激烈地批评王敦此行不义,竟至于声泪俱下!

王敦当然大怒,当时就威胁要杀掉王彬。王导连忙劝王彬跪下谢罪。王彬抗声说:“我脚有病,在天子面前都不下跪,更别说你了!”王敦更是气的不得了,怒问:“脚疼和脖子疼你选一个!”王彬意气自若,殊无惧容。王敦到底没有害他。

琅琊王氏第三代的辉煌历史我们就叙述到这里吧。王氏第四代虽然在权势上不如第三代,他们的风流文采和娴雅气度却远远胜过了第三代,这其中就有闻名后世的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王彪之等等。

七 琅琊王氏第四代:《兰亭》千古伤心,“青箱”万代怡志(上)

东晋王朝在经历了王敦之乱之后主弱臣强的局面并没有多大改观,祖逖被气死王敦被翦灭之后,总有新的手握兵权的权臣出现,其中颇有一些扇起血雨腥风者。就在王敦之乱后没几年,还发生过苏峻之乱,他不像王敦,攻入建康之后纵兵烧杀,甚至冲到了宫廷之中。在这段时间之中,又是王导,倾尽全力维护着王室,虽然他不免有依违叛乱势力之嫌,但是正是他的不懈努力,东晋小朝廷才得以在外敌威胁叛臣作乱和众多大族之间矛盾不断的情况下巩固了下来,而没有像中原那样生灵涂炭,“几人称王复又几人称帝”。在和平时期,王导也很有一套治国方略,他主张“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种为政方针在当时政局尚不稳定国力尚不强大的时候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方针。不过,王导这种主张,又从某种程度上说直接影响了东晋人的世界观和处世的态度。

以往常有人摸不透为什么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出现了那么多意气激昂的爱国词人,而西晋灭亡之后东晋却一片娴雅从容?

我感觉这种情况有几个主要原因,一是东晋的国力和南宋实在没法比,东晋初年长江以南的开发程度其实还是很低的,当时开发的最不错的地区也就是江浙一代和荆州一代而已,不像南宋,生产发达而且湖广和赣闽都得到了很好的开发;二是魏晋时期中国政治格局属于豪族政治,国家利益常常表现为一些寡头家族的利益,不像宋代那样国家机器完备,士人也好,大族也好,都对国家有一种“纵向依赖”。前者容易导致“主弱臣强”,国家更是不容易组织像样的北伐,东晋时候几次北伐多数是强臣组织的,比如庾亮桓温殷浩等等。而南宋则有这个能力北伐而不北伐,苦衷少而惰性大,怎能让人不郁闷?三是两朝士人心态严重不同。晋人受玄风沐化已久,比较习惯于委任运化,作风上洒脱不羁,具备很强的适应安逸环境能力。刚一渡江的时候他们倒是痛苦过,不过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环境骤变引发的哀叹,“为私之嗟”多于“为公之叹”(这让我想起了白痴皇帝司马衷)。

宋人则早已经历了儒学的半衰期,在哲学世界观上更多地形成了大局观,个人的情志和家国观念协调的很好。《浅酌低唱》一书指出,宋人心态中既有纵情享乐随缘恣肆的方面,也有忧国忧世之心和仗义勇敢之气。因而,宋人如此忧国,晋人如此旷达,也是正常的。四是经济因素。《中国文化的清流》一书作者王晓毅认为六朝的经济单元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世家大族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很满足了,这当然要影响到他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六朝大族在朝代变更的时候多数采取的是“将一家物与一家”的态度,而不是尽忠到底。宋代很少有六朝那样的世家大族,大家生活的幸福美满离不开国家的繁荣稳定,他们都是与国家栓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自然对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了。

以上几点当中,士人的心态甚至比经济因素更重要。历史是人的历史,那么人的行为和人的心态在历史上应该受到我们更多的重视。

东晋时期士人的心态主要表现为一种“偏安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东晋人喜欢追求一种宁静的精神天地,比较追求那种优雅从容的气度并且喜欢怡情于江南的清山秀水。在这段时期,王家和谢家各出了一个引领风潮的代表人物,王家为王羲之,谢家为谢安石。

王羲之字逸少,父亲王旷是王览的孙子。在名士如林的王家当中,王羲之小时候比较“讷于言”,不像他那些风云叱咤的族辈们那样从小就聪明伶俐引人注目。不过还是有些有眼光的发现了王羲之这个人才,比如因王导而死的周顗。据说王羲之13岁的时候在周顗家做客,周顗似乎觉察出了这个小孩的光辉前景,亲自割牛心炙给他吃,当时在座的客人都还没吃呢。于是王羲之也跳了“龙门”,有了点小名气。

长大之后,王羲之无论是辩才还是书法还是作风,都已经非同一般。当年太尉郗鉴派自己的学生上王导家找个雅士当女婿,王导让他到东厢自己选。这学生回家对郗鉴说:“他们家少年都不错诶,不过听说我来了都不好意思起来了,只有一个小伙子仍然躺在东床之上露着大肚皮吃东西,就当我不存在一样。”

郗鉴大喜:“就是他了!”这人正是王羲之。“东床快婿”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王羲之早年是庾亮麾下的长史,直到庾亮死后才被推荐为江州刺史。当时满朝公卿都爱他的才气,屡次让他入朝做京官,他就是不去。当时有人写信劝他,他便回信表白:“我没有庙廊之志。”是的,他更喜欢在山水秀美的地方做个地方官,因此苦求宣城刺史的职位。最后被任命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这次他高兴地赴任了。会稽这个地方本是众多南渡大族的聚居之地,而且山水秀美,正是士人们最喜爱的地界之一。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曾经说此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覆盖其上,仿佛云蒸霞蔚”。会稽这个地方不仅在当时为士人所重,后人也都纷纷留下美文佳章描写会稽附近山水之美。

山水之美可以怡情,这早就是古人的共识。而在秀丽灵奇的山水中潇洒纵论,更是人生一大乐事。王羲之来到会稽之后,很快与当地众多名士聊到了一起,包括同样是名家子弟的孙绰、居住在东山的谢安、名僧支遁、隐士许询等等。当时大家在这里纵情山水,饮酒清谈,偶有潇洒的玄言诗和骈体文问世,当真是“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

在会稽期间,王羲之等等名士还组织了“兰亭之会”。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晋元帝司马睿当初是如何树立威名的。那时候他实际上是借了上巳祈福的机会搞了一次仪仗队演习而收服了江南大族的心的。后来三月三上巳就成了士人们固定的在水边饮酒聚会嬉游清谈的日子。晋穆帝永和九年上巳,四十二位名士齐聚山阴兰亭(今绍兴西南)饮酒赋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兰亭禊集”。当时众多士人的诗歌都被收到了《兰亭集》当中。不过,比这些诗歌更受士人关注和传诵的,是王羲之作的《兰亭集序》。

八 琅琊王氏第四代:《兰亭》千古伤心,“青箱”万代怡志(中)

晋人对山水的审美认识与玄学大命题下的一个分命题——生命意识之契合,在《兰亭集序》一文中表现的非常充分。《兰亭集序》全文如下: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在这篇短文中,王羲之先是描绘了兰亭的春日丽景。晋人对山水的欣赏往往有着很强的主观情感和精神趣味。在王羲之笔下,绍兴山水非唯秀丽怡人,而且充满情思趣味,充满勃勃生机。正是对山水的神韵的体味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之后,作者才笔锋一转,由充满生命力量的山水写到了他对宇宙和生命的体认:“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是阿,人们往往忘情于山水之间,等到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才发现人生易逝,良辰不再!因此,王羲之得出了“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的认识:“说什么生与死都是一样,长寿与短命没有差别,今日方知庄子的这种论调全属虚诞!后人将悲叹我们不过是匆匆过客,正如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悲叹前人!”

据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怀疑这“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未必是王羲之的认识。今人郭沫若也曾怀疑过。而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罗宗强先生指出:中朝以来,经过几代玄学大师的发展,名教与玄学重有合一的趋势,东晋南朝人入世已深。王羲之的思想显然是有着儒释道融合的迹象,他一方面向往宁静娴雅的氏族生活,另一方面却也非常关心个人去就。王羲之后来就是因为同王述不和,而当王述做了自己的长官并且拒绝拜访他这个属下的时候,他竟拂袖去职,并且誓不为官。因此,在兰亭之会上产生对庄老的怀疑乃至否定,也不是不可能的。正因为他这种认识基于对大自然生命的体悟而又很能打动后世的知识分子,因此,后人誉之为“千古伤心《兰亭序》”。有人还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羲之比于石崇,王羲之听说之后非常高兴。

除了《兰亭集序》一文让王羲之名垂千古,更让他受万代敬仰的,则是他的书法。

有晋一代,书法就是堪与汉赋唐诗宋词比肩的艺术成就。魏晋南朝时期,书法成为时尚,很多世家大族都出了一些书法大家,时有“三谢”、“四庾”、“六郗”、“八王”的说法。本文说到的琅琊王氏家族中,最早以书法著名的,就是王衍、王戎兄弟。而人的草书都清洒流便,很合他们个人的精神气质。而王览的后代中,王敦、王导、王廙、王旷也都是很有名的书法家。其中王廙尤擅飞白,时人有“王廙飞白,右军之亚”的说法。王羲之之后,王献之、王徽之,以及王导的后代中的王恬、王恰、王劭、王荟等人都以书法著名,尤以王恰成就最高。他的后代中王珣、王珉、王弘、王昙首、王僧绰、王僧虔、王俭、王褒……梁人庾肩吾《书谱》列著名书法家一百二十七人,其中仅仅王览一门就有九人;而《宣和书谱》更选入了十二位王氏书法家于其列中!在中国历史上,一门之中能绵延不绝地产出如此之多质量如此之高的书法家,真是世所罕见!

下面我们专门说说王羲之的书法。

从唐代开始,王羲之就获得了“书圣”的称号。这个称号始终没有人反对,可见王羲之的字在中国历史上地位之高。王羲之的书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个人的天赋和
努力自然是重要因素;此外,优良的家风和文艺传统也不可忽视。王氏家族中书法家自多,他的岳母郗夫人也是著名书法家,被人誉作“女中仙笔”;此外,谢氏家族、庾氏家族之中众多大书法家也都与王羲之同时并且过从甚密。此外,王羲之等等东晋士人旷达玄远的精神境界和洒脱飘逸的作风也是造就他们高潮的书法技巧的重要因素。正是这等难得的优越条件与王羲之这样的旷世逸才相契合,才造就了他这样的一代书法巨匠。

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就享有盛誉。很多士人都以获得王羲之的墨迹为荣。有一次王羲之到门生家做客,发现这桌面看起来很爽,于是奋笔大书一气,那神采自在竟然比写在纸上还精彩。没成想门生的父亲见了不知道是谁在光鲜桌面上涂鸦,竟而吩咐人把桌子刮得干干净净。门生知道之后真是悔恨不已。还有一次,王羲之偶然看到一位老太太卖扇子生意冷清,便在每个扇子上写了几个字。老太太说“你把我的扇子弄脏了,现在卖不出去怎么办啊?”王羲之一笑:“你就说王右军给你弄脏的!”老太太照做了,结果大家一顿疯抢,一把扇子可以卖十余两银子。老太太高兴得不得了,等她再去找那位“右军”先生的时候,王羲之已经不知去向了。

王羲之的书法其盛誉之高,竟至如此。时人总结他的书法,用了八个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王羲之也不是一味洒脱飘逸。他似乎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晋书·本传》记载,当年殷浩北伐,王羲之以为不可,曾写了几封信劝阻,分析形势又宣讲道理,其辞甚切。当然了,殷浩每次都没有听他的。另外,他治下每次有饥荒,他都要开藏赈济,当时朝廷苛捐杂税比较繁重,他还曾上书请免。可见,王羲之虽然服药清谈,潇洒旷逸,却也绝对不是“万事不管”,在这方面,他比他儿子强多了。

八 琅琊王氏第四代:《兰亭》千古伤心,“青箱”万代怡志(下)

王氏家族在南朝时期很多人信五斗米道教,因此很多人的名字都带个“之”字。除王羲之外,还有王胡之、王彪之、晏之、允之等等平辈兄弟,还有徽之、献之、恢之、陋之等等儿孙辈,名字带之字的王氏子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一绝了。

在本章中,我们还要集中说一说王羲之两个平辈的堂兄弟:王胡之和王彪之。

王胡之是王廙的儿子。在王氏家族中,王胡之这一支比较倾向于老庄的超脱、逍遥的作风,到了宋齐时期,更是以“朝隐”出名。

谢安同王胡之关系很好,两人经常写诗唱和,很多作品都保留了下来。同王羲之一样,王胡之曾作过吴兴太守,这个地方在当时属于好地方,山水优美生活惬意,所以中央调他他死活不去。郡中有个湖泊叫“印渚”,风光特别秀丽,是他流连忘返,他曾赞叹道:“这里不但让人心情舒畅,而且日月特别晴朗!”

在给谢安的一首诗中,他这样写道:“巢由坦步,稷契王佐:太公奇拔,首阳空饿。各乘其道,两无贰过。愿弘玄契,废疾高卧。”

在他看来,栖迟山林的隐者巢父、许由,辅佐舜、禹的功臣授、契,乘时而起立功成名的姜太公.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的伯夷、叔齐,他们或显或隐,或出或处,备有信仰,各从所好,却并不矛盾。那么他呢,则宁愿遵行老庄之道,高卧山林。

这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生活态度:隐居追逐。也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普遍思想:调和儒、道。

王彪之是王彬的儿子。与王胡之不同,他这一支比较正统,政治上比较积极,学术上则比较严谨,主要原因就是王彪的“青箱”之学。

王彪之是上文说过的王彬的儿子。王彬很有骨气,王彪之则与乃父一样,人品颇有骨鲠之气,为学极尽渊停岳峙。王彪之据说二十多岁就须发皆白,人称“王白须”。此公对周礼非常精通,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文物典故、等地秩序等等都更为涉猎,而且他还把这些有关资料都收藏在一个青箱之中,连同他的为人立世、个人著述济济于一箱,他的后代们世代相传,后世半戏谑半景仰地称之为“王氏青箱学”。

王彪之因为熟悉典章制度,曾被任命为“太常”。太常又称奉常,在汉代是九卿之一。这个官职的权力在南朝时期有所削弱,但是仍不失为朝廷中专业性最强的官职之一。谁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呢?只有那种读死书把书读得很死的人才是无用的书生——此类人多数是做什么都很死。而真正的书生绝不应该是单纯考究经义,而是应该经天纬地贯通六艺,文可治国,武可安邦。打仗考的是运筹帷幄和活学活用,而治国则需要严谨的学识和广播的知识。王彪之这样的学者,便属于政府机构之中最不可少的专家之一,他就是古代政权机构中的“智囊团”中的一员。鉴于他曾经官拜太常,那么他更应该是智囊之首,国家的礼仪制度都需要王彪之的指引和规戒。
  大凡真正学礼者,都不是仅仅局限于那些无聊的繁琐章程,而常常能从严格而且繁琐的仪礼中悟出儒学的真谛,并且砥厉自己的心性品格,形成一种积极入世而又严谨庄重的纯儒作风。王彪之就是一个典型范例。这在玄风尚炽而儒道不再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的两晋南朝时期,是非常少见的。

以前说过,王家有个优良传统便是“与时俱进”,但是王家有很多特例,王彪之就很明显。他没有王导那种权变意识,有的却是一种凛然正气和磐石一般的政治原则。他一生都是司马家之忠臣,却不为当时的权臣所欣赏。
  王彪之的政治生涯后期曾遇到两个当权者,一个是桓温,一个是谢安。

桓温曾经手握重兵,权倾一时。但是王彪之却敢于同他据理力争,毫不退缩。早年王彪之在会稽任内史的时候,为人方正,执法严格,不讲情面,当地—些横行乡里的豪强大族对他望而生畏,不法的气焰大为收敛。过去受不了他们欺压而逃亡他乡的农民三万多户,几年之后都陆续回返家园。兴宁三年,桓温从武昌移镇姑孰控制朝廷,同时任命两个弟弟桓冲、桓豁镇守军事重地。这样,朝廷的命运实际亡便操纵在桓氏手中,有些乖巧的地方官员也争相向他献媚表忠,派遣自己手下的得力僚属到他那里效力,实际上是表示随时听候调遣。不派人前往的只有王彪之等数人。他公然说朝廷自有宰相,可以请示汇报.如果向桓温派人效劳,那又将天子置干何地?恒温对他怀恨于心,便寻找由头奏免了他的育职,后来又将他逮捕入狱。幸而这时遇上朝廷大赦,他被改为降职使用。朝廷知道他的忠心,又于这年十二月调他回京任尚书仆射的要职。过了几年谢安也调到朝廷,他们二人再加上一位太原五氏子弟王坦之便联合起来限制桓温越来越膨胀的野心。

还有一次是在次年司马昱死后,孝武帝司马昌明即位,因为他当时只有11岁,崇德皇太后褚氏打算请桓温摄政,即做代理皇帝。谢安、王坦之都不同意,王彪之更明确要求太后收回成命。桓温得知后,十分痛恨他们三人。第二年三月桓温病重,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实现自己的野心,便派人向朝廷要求“九锡”,并命文士哀宏草拟了《九锡文》。“九锡”原是皇帝赐给建立不世之功的大臣的九种物品.后来成为权臣篡逆的先兆。袁宏先把《九锡文》拿给土彪之看,王彪之说:“你确有大才、但怎能写这种文章!”袁宏又给谢安阅审。谢安也不提什么具体意见,只是让他一遍遍修改。袁宏不知毛病何在.又来请教王彪之。王彪之笑道:“谢安的用意你还不明白吗?桓温病情日益沉重,你又何必着急?!”袁宏这才恍然大悟,便故意拖延,直到桓温病逝,此事便不了了之。
  王彪之同桓温的斗争虽然有些接近迂腐,没有王导谢安等人的灵活,却正义凛然,为了自己的政治原则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做抗争。这种循儒在汉代是很多的,但是在东晋这个人人思玄而且权臣当道的时代,确实是很难得的。

桓温死后.由谢安、桓冲、王彪之辅政,其实政令大多由谢安出。王彪之与谢安关系一向不错,两家又是世交,但对他做出的不合礼度之事,也不留情地批评抵制。谢安为了把桓冲挤出朝廷,订击桓氏的势力,请褚太后临朝决政,由他在后面出谋划策。王彪之认为这不合乎礼度,引经据典地加以反对,不过终究没拗过谢安。谢安讲究豪华排场,想重修宫室。这次王彪之则毫不让步,认为北方强寇未除,正是与民休息之时.不可大兴土木,扰害百姓。由于他义正词严,谢安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打算,直到他去世(公元377年)的第二年才正式动工。

一龙生九子。琅琊王氏能够代以繁衍,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家族内部成员并不是死抠一条路,大家各有各的发展轨迹。不过,殊途同归,诸王的个人发展和努力,最终都丰富和续写了琅琊王氏的绚烂而辉煌的家史。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