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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S.贝克尔(Gary S. Becker)教授溘然辞世，从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这消息，第一反应是找出教授的那些传世之作放在案头，向一代经济学思想家致敬，包括《家庭论》、《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人力资本》、《歧视经济学》和《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 作为劳动经济学领域的学者，贝克尔无疑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值得一提的是，我对贝克尔理论的领悟还因为参与过一些关于性别问题的讨论，他的家庭分工理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歧视理论等都与性别差异有密切关系。十多年前，机缘巧合，我进入了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女性经济学者圈子，常有人拿出从性别视角做的文章来讨论，那时贝克尔无处不在，可以说那是读着贝克尔的经典文章成长起来的一群人。 《家庭伦》与《生育率的经济分析》 1981年出版的《家庭论》是一部让人耳目一新又易引发争议的著作，贝克尔开创性地将结婚、家庭分工、离婚等行为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他指出家庭生活中的决策和市场活动中的决策一样，人们根据成本-收益的比较选择结婚或者离婚。这种说法似乎比较世俗，连爱情都要拿来掂量合算不合算，但贝克尔犀利地揭示出人性中本能的一面。按他的理论，富人的离婚率要比穷人低，因为富人一旦离婚会失去太多，而穷人离婚则没什么损失。如果有了孩子，那么离婚肯定要把抚养孩子的成本考虑进去。 欧美国家的离婚法有一种趋势是不追究离婚后的责任，有人认为这样放松了法律对婚姻的约束，使得离婚变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导致离婚率上升。贝克尔却告诉我们，这样的法案增加了夫妻一方离婚后的负担，反而使得双方的离婚协议难以达成，并不是离婚率上升的推手。 贝克尔并不总是把夫妻双方放在相互谈判的位置上，他认为一旦组成家庭，他们的目标就是一致的，会找到最合适的家庭分工模式。丈夫从事市场劳动，妻子从事家务劳动，这是由男女之间天生的生理差异决定的，男性出去挣钱更有优势，而在家务劳动上女性比男性更擅长。 家庭分工理论是女性经济学对贝克尔最为不满之处，从维护女性经济权益的角度，不能认同女性更合适干不拿工资的家务活，而且很难证明现代社会中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弱于男性。不过，贝克尔近年来多次表示，传统家庭分工模式正在发生改变。过去20年，在几乎所有国家，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都有了大幅提升。目前，美国四年制大学毕业生中，约有57％是女性，而且有60％的硕士学位授予女性，全职家庭主妇的比重迅速下降。 相比之下，最初于1960年发表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一文的结论则无可争议地得到来自各国实际情况的支持，生育率分析在《家庭论》以及后面出版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都有专门的章节。 人类生育行为是古老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首先指出收入水平上升会提高生育率，但他没有考虑生育孩子的成本问题。贝克尔则得到与马尔萨斯相反的结论，即随着收入增长，家庭孩子数量会下降。这是因为父母工资较高尤其是母亲工资较高时，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较高，同时更注重对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因而生育孩子的成本也会比较高。 这些年，贝克尔一直反对独生子女政策，他认为家庭会自己控制生育行为，随着经济增长，生育率水平自然下降，而政府干预可能导致了生育率过早下降，对经济长期增长不利。 将有着复杂微妙情感的家庭活动置于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下，其挑战可想而知。贝克尔教授在诺奖颁奖演讲时也承认，《家庭论》是他写得最殚精竭虑的一本书，经过6年多夜以继日的思索才得以完成，之后又花了2年时间去恢复学术干劲。 “人力资本”论与“母亲税” 成本-收益比较的分析框架也是他早期的著作《人力资本》（1964年）使用的核心工具。比如上大学的收益体现在挣更多的工资、有更体面的职业等金钱和非金钱方面，成本是大学学费和四年大学时间若用在工作上可以挣到的钱。通过计算未来若干年的收益和成本，家长决定让孩子上多少年学、工人决定是否要花钱参加培训。 人力资本投资可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回报，说明人力资本具备私人投资的属性，但贝克尔指出人力资本投资还有社会收益，比如提高整体国民素质。这一区分有着重要的政策含义。家庭或个人在做决策时往往不会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收益，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偏低，此时需要补充政府投入。一般来说，公共品属性较强的教育，如小学和初中教育，更需要政府投入。相反，有些教育投入可从劳动力市场中获得回报，如职业教育，则主要由家庭投入。 人力资本理论与家庭分工理论相辅相成，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父母更愿意让男孩上学。贝克尔在1991年的文章中指出，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父母对男孩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市场导向的，有利于提高男孩在劳动市场上的生产率；而对女孩的培训是家庭导向的，训练女儿从事家务劳动。于是，性别分工导致两性人力资本投资差异；两性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又反过来强化了性别分工。 贝克尔的理论实际上我们展示出，男性和女性由于最初生理上的微小差异，经过家庭分工和人力资本投资过程，可以扩大为两性间的巨大差异。对贝克尔家庭分工反对的另一观点亦是从人力资本角度出发，与男性通过劳动力市场积累的人力资本相比，女性在照顾家庭时人力资本投资更容易贬值，而且女性由于照顾孩子减少参与市场劳动会导致工资水平下降，学者们将此称为“母亲税”。这将加重女性面临的不公平，在相同人力资本时，女性得到的工资就已经低于男性，“母亲税”进一步拉大了工资差距。 《歧视经济学》 性别工资差异是劳动经济学中的经典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平均工资普遍低于男性，中国也不例外，相同教育程度下，女性工资通常只有男性的70%左右。而且许多职业女性在提升时面临比男性更苛刻的条件，同时更多的女性只能进入收入低、提升机会少的职业和行业，前者被称为“天花板效应”，后者被称为“黏地板效应”。贝克尔的《歧视经济学》无疑是讨论这一问题的必备指南。《歧视经济学》是贝克尔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于1957年。 贝克尔将歧视现象归因于根深蒂固的偏见，比如有的雇主不愿雇用黑人，有的人不愿和黑人做同事，有的顾客不愿黑人给他们提供服务。前一种情况下，企业只愿意给黑人雇员出较低工资；后两种情况下，企业雇用黑人雇员带来的其他成本增加，只能付给他们较低的工资。因此，即使黑人的能力和提供服务的质量与白人完全一样，他得到的工资仍是低于白人。 同样，性别工资差异也是由于对女性存在偏见所致，女性不得不接受比男性低的工资。如果女性要进入偏好男性的职业中，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获得认可，比如现实中高层管理人员多是男性。贝克尔的歧视理论又称为“偏好歧视”。 对于现实中性别偏见是否存在有很多检验，其中比较有趣的一项研究是考察交响乐团在挑选雇员中是否有性别歧视。美国5大交响乐团1980年代以前女性音乐家的占比最多的时候也未超过12%，之前的挑选方法是由评审委员会根据简历和现场演奏进行，评委们可以看到应聘者的很多信息，包括性别。为公正起见，后来有些乐团改用盲审方式，即评委们只能听到声音，而看不见演奏者的形象。哈佛大学著名女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丁采用来自乐团的实际雇佣数据，经过严谨的计量分析，得出的发现是，盲审制明显提高了乐团中女音乐家的人数。性别歧视由此可见一斑。 令人无奈的是，贝克尔指出，虽然劳动力市场歧视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没有好处，但歧视仍将长期存在。当偏见普遍存在时，那些没有偏见的雇主也会效仿有偏见雇主的行为，付给黑人或女性雇员较低的工资，获得更高的利润。现实中，更多偏见存在于一起工作的同事之中和购买服务的顾客之中，这时，即使是企业间有充分的竞争，歧视导致的低工资也不可能消除。 在贝克尔之后，对歧视的研究又发展出“统计歧视”理论，该理论认为，雇主并不一定对女性有偏见，性别歧视是由信息不充分带来的。由于雇主不能准确了解求职者的实际工作能力，只能通过对具有某种特征（如性别）人群的平均工作能力的统计性结果进行选择。比如，从统计结果上看，女性对工作投入的精力比男性少、工作积极性比男性低，这种对女性群体的先验判断会让所有女性受到影响，在雇佣、工资决定、职位升迁上处于不利地位。再如企业在提供在职培训时，面对女性雇员，担心她们会因家庭原因离职或分散精力，干脆减少对女性的培训。可见社会观念的强大力量，在社会性别观念形成之后，女性就不得不付出加倍的努力。 贝克尔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运用到极致，这一假设所具有的强大的解释力，令众多批评意见始终无法占据上风。更重要的是，正如贝克尔自己强调的，对微观家庭和个人行为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揭示个体一般的本质的特征，将个体行为汇总到宏观层面，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提供微观基础。 谨以此拙文表达对经济学大师的崇高敬意。■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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