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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余灰:格陵兰冰盖下藏着另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

 泊木沐 2018-05-26

罗马文明的经济盛衰终于有迹可循——曾经庞大的铸币业的废气挥之不去,在格陵兰的冰盖之下封存了几十个世纪,直至重见天日。

很久很久以前,某年的3月15日,几十名身强力壮的政客——正式当选、并宣称效忠于共和国的元老——向他们的终身独裁官、正走向元老院的裘力斯·凯撒拔出了匕首。毫无防备的凯撒被刺23刀,倒在了血泊中。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战争终结了罗马共和国,并拉开了罗马帝国的帷幕。

2062年过去了,我们的争论从未停止。从纽约中央公园内上演的舞台剧《裘力斯·凯撒》(因被指影射特朗普而饱受争议),到报纸评论版面对“凯撒主义”的控诉,这位罗马独裁者,以及他所生活过的世界,依然时不时出现在美国的政治对话中。就连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建筑,都是仿照古罗马的格局而建。

但这么多年来,争论所引据的资料却原封未动。考古学家发现新遗址,挖出银币、盘子或珠宝;学者们一遍遍重读古罗马作家西塞罗、萨卢斯提乌斯、卡图卢斯,揣摩他们笔下的凯撒。几个世纪以来,但凡是研究古罗马,用到的无非是这些手段。当然,它们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最近,其中又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近日,科学家发现了一种全新史料,有望重写几个世纪以来,一些备受争议的罗马政治与历史问题。该团队由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气候学家组成,他们重构了古罗马的铅污染史,并据此对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800年间,地中海一带的经济活动作出了大致估计。该史料距古罗马广场千里之遥,埋藏于格陵兰冰盖的深处。

简而言之,他们重构的逐年经济数据记录了罗马共和国与罗马帝国的盛衰。有关该记录的消息已于近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大气中的铅含量为何能反映罗马经济?

“它是铸币生产的指标之一。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多伦多大学古代史教授塞斯·伯纳德(Seth Bernard)说。古罗马政府要用钱时,就会下令开启新一轮的铸币生产。这些银币中,有一部分产自伊比利亚半岛的银矿。但这些银矿出产的并非纯银,而是银、铅、铜混合物,提纯所需的熔炼过程会释放出铅,从而造成空气污染。

一旦进入空气,这些铅污染就会四处飘散,随风游走,一部分混入风暴,降落在北极圈内的格陵兰岛上。含有铅污染的雪或冻雨落在冰盖之上,与冰盖融合,形成最新的冰层。历经一个又一个世纪,冰雪逐层覆盖叠加,但已有的冰层始终不受扰动。直至1999年,气候学家开始在北格陵兰冰芯计划(NGRIP)的驻地钻取冰芯。他们通过口径约10cm的管道,将这些古老的冰层带上地表,将其保存在洁净无染的环境中。

“没有比这更详细的罗马经济记录了。”论文作者之一、沙漠研究所(Desert Research Institute)水文学教授乔·麦康奈尔(Joe McConnell)说,“我们的记录在时间分辨率和断代准确度方面,都不同寻常。”

“论文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塞斯·伯纳德说。他并未参与此次研究,但很早就接触到了这一发现。“这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世界上还有另一片天地,它一直都在那里,只不过我们现在才看到。我觉得,这座大陆就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该论文公布的一系列发现中,有些已经能应用于古罗马历史的研究。比如,该研究发现,伴随着有据可循的历史事件,包括战争与瘟疫,罗马的经济呈现出对应的消长。比如公元前218年,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铅污染水平似乎呈下降趋势——而随着罗马军队打下西班牙南部的迦太基矿山并将其投入生产,铅污染水平直线上升。非暴力事件也从中得到体现:公元64年,当罗马贬值货币、迪纳厄斯银币的含银量降低时,空气中的铅污染呈现出下降趋势。

它为罗马历史上的关键性事件——包括凯撒之死(以及耶稣的诞生)——提供了重要的经济背景。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27年,罗马共和国爆发了一系列内战与政治纷争,并最终走向灭亡,而该研究发现,与这一时期相对应的,是长时间的经济停滞与解体。在罗马帝国早期,尤其是“罗马和平”时期,整个地中海地区连续206年安定无事,与之相伴的,则是经济的繁荣。但对比其他研究,该研究显示,在“罗马和平”时期,西欧的铅污染水平或许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直至1800年后工业革命时期才被超越。

这一发现完全逆转了上世纪90年代一项曾被广泛援引的结论。那篇论文使用类似但较为初级的研究手段,从格林兰冰盖中提取铅污染,其结论是:罗马的经济活动在罗马共和国晚期达到巅峰,继而陷于停滞,停滞状态贯穿罗马帝国始终。但那项研究依据的是18个数据点,而新研究则从冰芯中提取了2.5万个不同的数据点。

铅污染与罗马历史以及地中海历史的对应关系

图中信息十分密集。它根据从北格陵兰冰芯计划的驻地钻取的冰芯,测量了空气中的铅污染走势,并按照罗马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公元前300年以后,罗马银币中的含银量,凸显了这一时间线。顶部字母分别代表:A:布匿战争;B:塞多留战争;C:罗马内战;D:高卢和西班牙的最终平定;E:安东尼大瘟疫;F:西普里安大瘟疫;G:罗马放弃对英国的统治;H:西罗马帝国的崩塌。

“铅污染的重要性变得尤为凸显,因为它给出了文献资料无法给予我们的信息。未来十年,这个图表出现在50篇论文里,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伯纳德说,“这是个好东西。”

然而,铅污染并非对罗马繁荣的最忠实记录,因为对于罗马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经济,学界仍不清楚。银币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银币的标准化程度已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从理论上说,如今的叙利亚、西班牙、意大利和土耳其都可以用同一种货币购买商品、服务和奴隶。

“这个统一货币区域的范围是无可比拟的。”伯纳德说,“而铸币发行量似乎也是空前绝后,展现了当时罗马经济的一体化水平和贸易水平。”

至于从现代角度讲,罗马的货币管理是如何进行的,我们依然不得而知。“我们需要的是一份文件,它直接就能告诉我们,罗马有这样一个货币政策。”伯纳德说。但这样的文件至今没有被发现。因此,罗马的领导者们是忽略流动性或通货膨胀,只要政府面临大规模支出,就一味地下令增发铸币呢,还是实行战略性的货币管理?对此,学界仍有争议。公元64年,尼禄下令货币贬值,这表明,罗马帝国最终还是看到了增加货币流通量的好处。

研究人员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能有上述发现,离不开技术上的三大进步。

首先,近二十年中,计算机大气模型显著改进。凭借这些模拟,科学家估计了伊比利亚半岛的空气如何飘散到格林兰冰盖(在古罗马时期,这些空气中充斥着铅污染)。他们还能藉此区分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空气,以及欧洲再往东地区的空气。这也有助于其他的历史研究:研究发现,从公元前800年开始,空气中的铅污染水平逐渐上升,这与腓尼基文明向西地中海地区扩张的时间恰好吻合。

其次,化学家和水文学家也更善于在冰芯中找到微量矿物质。上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只能从冰芯中削取冰片,借以分析污染情况。现如今,实验室使用高度敏感的质谱仪,可同时探测35种元素和化学物。

相应的技术手段也日新月异。此次研究用到了2.5万个以上的冰芯数据点,时间跨度达2000年。哈佛大学气候学家、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莫尔(Alexander More)告诉我,另一个团队正在研究一种技术手段,可从纵跨2000年的冰芯中提取出20亿个数据点,同时不对冰层造成任何破坏。

正接受分析的格陵兰冰芯

最后,将数据点与确切年份挂钩的手段也日益成熟。过去十年,气候学、地球化学和火山学的研究人员跨领域合作,将重大气候事件的测年统一起来。最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过去2500年中,每一场重大火山喷发的确切年份,并从庞大的自然气候记录中,将它们一一鉴别了出来。1257年,印尼撒玛拉斯火山大爆发,随后,包括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的冰芯,以及世界各地树木的年轮,都显现出清晰可辨的化学标记。借助这样几场大爆发以及其他异常事件,科学家可以顺着冰芯回溯历史,将每一个冰层对应到具体年份。

“我们年份标尺的不确定性在一两年左右,哪怕是古代年份。”论文作者之一麦康奈尔说,“这已经很好了。以前的考古学是办不到的。”

通过这种一一对应,研究人员得以在冰层中,精确定位政治事件。比如,第二次布匿战争过后,虽然罗马占领了伊比利亚矿山,但当地的革命与起义绵延了几个世纪。直至公元前19年,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征服高卢的其余地区,将整片区域纳入新政权的统治。

“铅污染的大幅上升与奥古斯都平定伊比利亚和高卢的时间完全对应。而伊比利亚和高卢正是这些污染的来源地,这都能对应起来。”麦康奈尔说。

尽管如此,罗马历史上有那么几场重大事件,似乎并没有在铅污染记录中得到体现。公元541和542年,查士丁尼瘟疫或许使欧洲一半人口丧生,但在铅污染记录中并未凸显。此外,冰层中所体现出来的,也并非罗马铸币业的完整面貌:很多重要的银矿都坐落在希腊附近和东地中海一代,那部分污染也许未曾抵达格陵兰。

哈佛研究人员亚历山大·莫尔并未参与该研究,他说,即便对于这项研究,他也依然“很想知道,伊比利亚的空气是如何抵达格陵兰的。”莫尔团队的气候模型分析显示,气团一般从欧洲的西北部转移到东南部,跟此次研究的假设恰好相反。“因此,可能也有来自中国的铅污染,我们不得而知。”他说,“各种因素都要考虑。”

但总体而言,他说,新的研究成果让他感到“欣喜”。“我们很高兴看到,历史学家、气候学家和考古学家通力合作,产生了这类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他说。

有学者认为,铅污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罗马的衰亡。若铅污染本身就记录了这一衰亡史,其中将不无讽刺意味。从公元165年开始,一场瘟疫从东部侵入罗马。它被称为安东尼大瘟疫,会导致高烧、腹泻和皮肤脓包。(有学者猜测是天花。)这场瘟疫导致数百万罗马人丧生,更是摧毁了罗马的军队。

罗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那一年,铅污染水平直线下降,此后,便在基线水平上维持了几个世纪。直至4世纪晚期,一个日耳曼部落推翻了西罗马皇帝的统治,空气中的铅污染水平才进一步降低。

一个老问题也被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罗马帝国是否毁于瘟疫?这个问题如此让人心力交瘁,以至于18世纪历史学家、4000页《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都要退避三舍。如同研究中的其他发现一样,这也将改变塞斯·伯纳德等古典学者对主要研究资料的解读。

“我们对西塞罗的解读,我们对格拉古兄弟的史料的解读。感觉就像解锁了全新的史料。”伯纳德说,“其中的机遇就在于参照这些新数据,重新审视已有的史料。”

而且,气候学家能成为历史学家的好帮手,这也在情理之中,他说。“我们很早就知道,如果你生活在一个依赖人力、卡路里和能源——因而依赖太阳——的世界,那么,太阳的活动和气候的变化就至关重要。”伯纳德说。

对此,我只补充一点:一个靠卡路里和人力、靠太阳和稳定气候而运转的文明,不需要在卡图卢斯、凯撒、西塞罗和喀提林的文字中去寻找。将废气播散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留下那个时代的人未曾想到的自身印记,这样的文明也并非只有古罗马一个。如果你想寻找这样的文明,那么祝贺你:你现在就身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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