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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吴昌硕羁留北京创作的五件印作

 夕妙斋 2018-05-27

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隔年宣统皇帝退位,清朝统治结束。这一年的五月,吴昌硕正式定居上海,迎来了其人生艺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艺术上的巨大成功,并没有影响到他对清朝难以释怀的情感。

吴昌硕旧影

他仍然以遗老的身份自居,那条具有象征意义的小辫子也始终被他盘在头上,直至去世……

故宫博物院藏署款吴昌硕的篆刻作品有七十余件,对于那些没有疑问的作品来说,则可以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如作品的创作时间、地点以及创作背景等,本文拟介绍的五方印作即属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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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分别为二人所刻。其中,前三印为肃亲王善耆所刻,后二印为陈宝琛所刻。据「偶遂亭主」印、「肃亲王」印印款,可以确定善耆三印刻于北京,时间是宣统二年(庚戌)八月。陈宝琛二印虽未注明刻制时间、地点,但从印款内容可以考知,应与前三印为同时所刻。

清 吴昌硕刻“肃亲王”印 故宫博物院藏 印款“俊卿刻于宣武城南”

「肃亲王」白文印,三字笔画繁简差距大,要想布置得当并非易事。吴昌硕将其整体设计成上紧下松的形式,「肃」字下半部最外面的两划束腰,给笔画少的「王」字让出了更大的空间,使三字繁简协调,达到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吴昌硕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南方度过的。其间,为了生计和仕途,他也曾多次北上,虽然每次逗留的时间不长,但都是其人生的重要节点,与之相伴的还有他的篆刻作品。

光绪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年),五十一岁的吴昌硕在吴大澂幕中,来到北京。二月,他以自己的诗、印谱投赠帝师翁同龢,翁氏在日记中评价「似不俗」。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八月吴大澂请缨出榆关(山海关)对日作战,吴昌硕以幕僚身份「赞化军事」随其出征,后因继母杨氏病危而离开兵营南归。

光绪二十五(一八九九年)年,五十六岁的吴昌硕再次北上。据潘德熙、童衍方编《吴昌硕年表》,五月有天津之行,为友人潘祥生刻「吴兴潘氏怡怡堂收藏金石书画之印」。

纵观吴氏的这几次北方之行,不难看出多为公事,均与其仕途有关。虽然都伴有诗文、篆刻方面的活动,但他此时人生的主要目标是求仕求官,展示些艺能也无非是想引起某些人的注意和赏识,为自己的仕途增加一些筹码而已。对于一个秀才出身的士人来说,这是无奈的选择。

清 吴昌硕刻“如当舍”印 故宫博物院藏 印款“昌硕制”

「如当舍」朱文印,构思上更具特色。「如当舍」三字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取「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三句中的头一字而得。印作借鉴了汉砖的艺术特色,字与字之间刻有栏线,把篆书的圆转与外框的方整结合在一起,形成对立统一。而印文设计成横向,也使得内容与形式二者之间互为映衬,相得益彰。这样的艺术处理,即使在吴氏作品中,也并不多见。

与前几次北方之行相比,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八月的北京之行有所不同。这一年吴昌硕已经六十七岁,仕途这条路可以说已经无望,他此时更多的考虑是如何更充分的展示才艺,为自己的艺术之路打开一片新天地。他下榻友人家中,一住大半年。期间,遍游京城名胜,「极文酒之雅,诙谐之乐」,还以自己的诗书画印相投赠为媒介,结识了不少京师的上层人物。从故宫博物院藏五印来看,善耆和陈宝琛应是其中的两位。

善耆像

说到善耆,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说到他是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父亲,知道的人就多了。善耆(一八六六年~一九二二年),爱新觉罗氏,字艾堂,号偶遂亭主、如当舍主人等,满洲镶白旗人。爵至肃亲王,历任乾清门头等侍卫、副都统、统领、民政部尚书、民政大臣、理藩大臣等,称得上是晚清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善耆是皇太极长子豪格的后裔,豪格因战功卓著被封为第一代肃亲王,是清代为数不多的可以世袭罔替的亲王,俗称「铁帽子王」。善耆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袭王位,成为第九代也是最后一代肃亲王。

清 吴昌硕刻“偶遂亭主”印 故宫博物院藏 印款“偶遂亭主印,庚戌八月,吴俊卿”

「偶遂亭主」朱文印,更多地吸收了汉印特点,印面饱满。边框仅刻有底边和左边框,底边粗壮,使整个作品沉稳厚重。左边框被「亭」字的最后一笔突破,设计巧妙,独具匠心。将边框与印文作为艺术整体考虑,使其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是吴昌硕篆刻的一大创新,「偶遂亭主」印即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陈宝琛(右一)与溥仪(中)、朱益藩(左一)

陈宝琛(一八四八年~一九三五年),字伯潜,号弢(读音:[tāo])庵,福建人,晚清重要大臣,曾两度出任内阁学士,还是宣统皇帝的师傅。吴昌硕为陈宝琛刻的这对名号印,没有注明刻制的时间、地点,但通过对陈宝琛仕宦经历以及吴氏篆刻风格的考察,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

陈宝琛曾两度出任内阁学士。第一次是在光绪朝,陈宝琛二次出任内阁学士是宣统二年,据《陈文忠公奏议》卷下:「宣统二年三月初二日,奉旨:陈宝琛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不久,他还做了宣统皇帝的师傅。

清 吴昌硕刻“陈宝琛印”印 故宫博物院藏 印款“弢盦阁学正瑑,安吉吴俊卿”

从印款所载陈宝琛所任官职,可知二印应刻于北京。巧合的是,在陈宝琛两次出任内阁学士期间,吴昌硕都有北京之行。因此,二印究竟刻于哪一次,还须作进一步考证。光绪九年,也就是陈宝琛第一次出任内阁学士的那年,吴昌硕得到一个县尉的职务,曾「奉檄进京放验」。此时的吴昌硕,虽然在篆刻方面已崭露头角,但以他当时的技艺和身份,要藉此结识陈宝琛这样的朝廷大臣,恐怕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

清 吴昌硕刻“弢盫”印 故宫博物院藏 印款:“昌硕制”

宣统二年的三月,陈宝琛二次出任内阁学士。同年八月,吴昌硕又一次来到京师。此时他六十七岁,篆刻已有相当的名声,而且已有通过诗、印结交朝臣的经历,曾为吴大澂、翁同和、张之洞等不少朝中重臣刻过印。此时,或陈氏向其求印,或吴氏主动投赠,都顺理成章。

为陈宝琛刻二印,是一对名号印,一朱一白,尺寸之大,在吴昌硕的篆刻作品中称得上是「鸿篇巨制」。吴氏篆刻深受吴让之影响,刻得都比较浅,这两方大印的印面也是如此。刻的浅容易导致线条深厚不足,但这两方印没有这种毛病。从钤印的效果来看,二印线条饱满,神完气足。运刀圆转,冲、切结合,魄力中显精微,气势里含藉蕴,充分展示了作者把控全局的能力。就艺术性而言,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原文作者:王幼敏(故宫博物院金石组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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