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轼之笑 薛国庆
近几天教学生《石钟山记》一文，讲到文中出现了苏轼三次笑，和学生一起讨论了一下这些笑的区别，算是模拟了一番苏轼当时的神态心理，结合苏轼的生活经历和品性人格，感觉其中有很多言外之意。既有苏轼本人的欲言又止，也有后人关于文中内容的进一步探究，这些言外之意如果细细推测，很能玩味出一些价值来，学生对这些也很有兴趣，我就更有一探究竟的兴致了。 这三次笑分别是：第一次是带着疑问探访石钟山的苏轼父子来到了一个寺庙，和老和尚说起石钟山的命名由来，老和尚自以为是地令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苏轼固笑而不信也。这里的笑应该是否定的笑，“固”一般解释为当然、本来，也有认为是姑且之意。看到老和尚的浅见拙行，虽然未置一辞，但一笑置之，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否定态度。第二次笑是他自觉弄清楚了石钟山的命名原因，得意地笑谓迈曰，汝识之乎？这个笑是很傲然骄人的，好在是面对自己的儿子，而且是已经长大成才已经做官的孩子，显然有针对前人、世人、芸芸懵懂之人的意思。第三次则是在总结全文的时候，直接不留余地地表达：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这个笑则是决绝的讥笑，文字之中隐含的火药味和锋芒气自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结论部分的那句“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更加让人惊疑，让人浮想联翩。这句具有理性尊严不容置辩的申斥似乎在此有些借题发挥的意味，表面上好像是说郦道元表述不明、李渤异想天开，随意解说石钟山的命名原因，不明白古人用意，实际上应该说是对一些不正常、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广泛的斥责，尤其是自己曾经不明不白被人恶意臆断的那桩乌台诗案，真是恶气在心，一直隐忍难发，在此一吐为快，自己了然，对手了然，也许善于琢磨的后学也会了然的。 乌台诗案是发生在元丰二年的大事变，是苏轼人生中的重要关节，之前的苏轼一直优哉游哉，虽然经历了服丧、再婚、外放等许多变故，但文名渐盛，官运也亨通了，已经做了几任从五品的地方行政长官，在密州，老夫聊发少年狂；在徐州，拍手大笑使君狂；现又调任湖州知州。文坛、政坛都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当然少年得志的志士情怀也使得苏轼有些张扬放纵，诗词唱和、文书往来和友朋迎送中往往表现出不拘小节或故作姿态，所以早已积累下了从上到下的猜忌之心和不满之气，而苏轼还自作聪明，不以为然着。乌台诗案算是给了他搂头一棒子，把他打得方寸大乱，心有余悸，以致于思想情绪都从儒而转向道、佛，为人处世和诗词文章都沉淀了，不是那么张扬了，虽然隐含的锋芒还在。乌台诗案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当时恰逢王安石变法失利，朝野上下互相埋怨，当然需要找出一个替罪羊来推卸责任，为变法立威，所以王安石的学生御史中丞李定，还有何正臣、舒亶等一帮小人，便罗织了苏轼一些所谓“谤诗”，臆断出有“不臣之心”和“妄议中央”的政治问题，皇帝震怒，派钦差把苏轼从湖州知州任上押赴御史台（即所谓乌台）审问，即刻上路，刻不容缓，上下人等顿时慌作一团。苏轼也应该是笑不出来了的，但他强颜镇定，故作轻松，说了杨朴被征召为官妻子送行赠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的典故，问妻子讨诗，逗得妻子王氏破涕为笑。其实苏轼的笑是装出来的，他当时方寸大乱，吉凶难卜，生怕受辱和连累他人，押解途中曾两度意欲自杀，在狱中也写过绝命诗。李定等一干小人确是想要把苏轼置于死地的，好在太后等一些贵人相救，加上有太祖遗训护佑，坐了四个月牢的苏轼还是被赦，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擅离，不得签署公文，逃出生天的苏轼从人生巅峰跌落谷底，情性和见地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应该说乌台诗案是个文字狱，对苏轼的打击是致命的，不仅苏轼，还牵连了几十个官员，一时苏轼成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异类，很多朋友连书信都不回了。在黄州的几年苏轼是痛苦无助的，连倾诉和安慰的对象都少。但苏轼是伟大的，他学会了和自己对话，和天地对话，和古今对话，境界反而开阔了，他经营东坡，筑雪堂，参佛道，诗词文章中多了许多洞穿人生的真知灼见和破解古今的机锋警语，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轻狂和放纵。其实乌台诗案应该是对苏轼的砥砺提升，砥砺掉苏轼性情中的弱点。在这之前，才名和官运已经使得他不能自控了，不能说屁话连篇也可以说是口无遮拦了。除了对尊长者有很多微词和游戏文字，还有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自我膨胀，他的眼下已经看不惯太多的人，太多的事，太多的是是非非。所以，他从徐州调任知湖州之时，就不合时宜地对皇帝发了一通牢骚，其实职级不变，都是从五品的知州，而且是来到富庶的湖州，应该知足和庆幸，真个是应该诚心诚意地谢恩。但他的《湖州谢上表》却有什么“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的屁话，结果被小人们罗织罪名，臆断居心，差点断送了自己，当然，乌台诗案客观上成就了苏轼，催生了黄州三绝的问世，对文学史也是有价值的。 写《石钟山记》的时间是元丰七年，五年过去，苏轼已经逐渐走出了低谷，移任汝州团练副使，长子迈也长大成人入仕，加上文名大盛，友朋聚集，人气渐炽。而苏轼隐忍已久，心中的恶气始终难以吐露，这时渐渐有些按捺不住起来，所以才在《石钟山记》中又不觉露了些锋芒，这也为文章增添了许多神采。首先是这三笑，然后是这句申斥，都可以看出苏轼的用意，至于几次归于陋者、简者的刻薄之语，还是有些过的。因为作为苏轼，即使是探幽访异的考察文字，也应该留有余地，对前人的见解给予必要的尊重，没有绝对真理，人类探寻真理的道路是艰难的，曲折的，可以分析是非曲直，不要显露轻慢鄙夷，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才是长厚的做派，否则，否定了再去讥嘲，嬉笑怒骂，万一自己探索的也并不正确，岂不后人复笑后人也，反而贻笑于人，反为不美。倒是确乎经俞樾和曾国藩记述，我们现在都清楚了，石钟山外圆中空，如钟覆地，以形为名才是正确答案。因为苏轼是夏季来访，看不到水下的洞门，所以无法识破庐山面目，这本怪不得苏轼，但他太过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甚至轻薄为文，就有些不好了。 所以，苏轼的笑还是早了，笑到最后才最好。当然，苏轼的笑也不应该只理解为关于石钟山，还可能是笑给世人看，笑给对手看，笑给皇帝和太后看，这是姿态，也是风度和气度，苏轼的这三笑使得这篇文章有了更大的魅力。这还是那个恣肆轻狂的才子吗？还是那个口无遮拦的名士吗？不是了，他沉稳了，沉淀了，也更加地气定神闲、笑意盈盈了，更加有了无法抵御的魅力，有了笑声才有了精气神，才更加显山露水。也许从这篇文章出发，苏轼才迎来了仕途的真正巅峰，原来的从五品贬为从八品，现在是连升六级，成为从二品的兵部、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苏轼终于一度可以扬眉吐气地俯视那些曾经臆断歪曲的小人们了。 苏轼是有资格笑的，虽然让我们感觉有些哑然失笑，因为他经历了脱胎换骨的磨砺，才情得到了蒸馏和升华，心性也真正旷达和成熟了，这时口无遮拦的锋芒具有了无法抵御的杀伤力，已经无所谓对错。 我还是欣赏余秋雨对苏轼的品评：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是的，这才是对苏轼之笑的最好诠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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