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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皇帝登基后采取的一系列巩固统治权的措施和制度,诸如会考府、中央巡视组、军机处、密奏制度、秘密立储等，成功地集中了中央权力，使得他成为两千年来皇权最集中的君主。 盛世繁华的背后往往掩藏着巨大的危机。康熙一朝，圣祖玄烨带领庞大帝国纵横捭阖，威震四夷。但太平盛世局面滋长了晚年康熙好大喜功的思想，他沉溺于一片阿谀谄媚之中。吏治的昏暗和贪腐渐盛之风时刻蚕食着帝国的根基。 据史载,雍正接手的大清家底只有800万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16亿人民币。国库空虚至极，可大小官员却没工夫忧患国家，依旧终日中饱私囊，以为沿用阿谀之术讨好新主子就能蒙混过关。 谁知，雍正登基伊始就出招整理朝纲。他派出中央巡视组，人员皆为省部级，为官清廉，同雍正有同样的改革创新意识，由雍正直接领导。巡视组每查处一官，就地免职，从巡视组中挑选一人接任。而雍正打击贪官的方法是，“先折掉贪官的翅膀，再拆他的骨，吃他的肉，让所贪之物全部吐出来”。也就是清理贪官的外围，沾亲带故的亲戚通通先行打掉，最后再收拾贪官。 为更好地整治腐败、贪污之风，雍正设立了“会考府”，也就是中央审计署，专门审查各部院与地方的钱粮奏销。以往部委吃拿卡要,地方行贿销窟窿。到了这里只听雍正一人的，谁亏空的窟窿谁赔偿，捂住盖住的，还上的还好，还不上追不回的，那么对不起，杀头、株连九族种种刑罚等着你。 雍正时期,户部亏空350万两，历任的尚书、侍郎等全部排队分摊，最后被追回。即使是雍正的弟弟也没有特列，雍正十二弟履郡王允祹曾主管过内务府，在追索亏空时，还不出钱，被迫到处借钱、变卖先皇赐的宝物。 随着高层权贵圈地严重，失地农民大量增加，长久沿袭的人丁税难以征收，致使各地钱粮亏空严重。雍正决定实行“摊丁入亩”，即人丁税并入地亩，取消按人头纳税，而是按实际地亩数纳税。“摊丁入亩”的原则是，照田纳税，多地多纳，少地少缴。如此，地主就要多上税，失地农民可以不上税。这是缩小老百姓贫富差距的一个正确改革，将地主阶级的利益分给失地农民，取得了民心，稳固了政权。 同时,雍正还推行新政“火耗归公”。地方在征收钱粮时，往往以损耗为名，擅自额外增加征收数额，无形中加大了百姓的负担。“火耗归公”实行后，将额外征收的各种损耗全部充公，成为法定税款。除地方正常开支外，其余作为“养廉银”用以提高各地公务员收入，算是高薪养廉。 康熙子嗣兴旺，共24子，即使睿智的康熙也难做到“家和万事兴”，至死都缠绕在接班人的选择上，“立储风波”也让雍正的继位过程充满了悬疑和坎坷。即便登基后，雍正的敌对分子仍然在活动，他们并不甘心在夺嫡中的失败，不断地散布谣言，制造混乱,试图扰乱雍正新朝的政局。曾经支持过雍正的权贵重臣也慢慢地居功骄傲起来，这些都威胁着雍正作为皇帝的最高权力。为巩固皇权，雍正不得不对威胁自己皇位的众兄弟和大臣进行严厉的打击。为中央权力的集中，雍正给他们总结了二十四个字，“结党讥讪朝政，是为不忠，干扰君主视听，是为妨碍政策执行”。 年羹尧早年为雍正“多年效力”，为雍正皇帝顺利继位立下了汗马功劳，甚得雍正的重视。雍正初年，年羹尧当仁不让地跃升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被雍正视作为社稷重臣。在雍正继位的两年时间里，雍正对年羹尧无比恩宠、大力培植。也正是这种器重,让年羹尧志得意满，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被雍正皇帝公开称为“舅舅”的隆科多，同样受到雍正的重视。但好景不长，隆科多私自选官，不仅擅权，而且有结党之嫌，让雍正对他疑心渐起。雍正二年，隆科多见形势不好，辞去步军统领一职，雍正以此为契机，开始打击隆科多，定其大罪41条,被处永远禁锢，次年死于禁所。 居功擅权的重臣被雍正赐死，给了其他重臣以警示。大臣处理完，剩下的就是亲兄弟了。八阿哥允禩（音sì读“祀”）虽在夺嫡中失败，但在朝中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允禩很善于团结众皇子及广大宗室王公、满汉大臣。雍正对八阿哥的打击采取的是先恩宠,降低其戒心，再重创出击的办法。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发出上谕，历数允禩罪状，说他“狂逆已极”、因没有登上皇位处处与自己作对等罪状，最后，以宗族内不能容忍如此“不忠不孝大奸大恶之人”为由，拿掉了八阿哥允禩象征宗室尊贵地位的黄带子，削除宗籍，逐出宗室，并改名为“阿其那”。次年，允禩死在禁所。 皇九子胤禟，是一个不论情商与智商都高于常人的人才，但也遭到雍正的严厉打击。革去黄带子、除宗籍，发配西宁，后下狱，被不断以各种借口折磨，最终惨死狱中。 皇二子允礽、皇三子允祉、皇八子允禩等，无不被雍正削爵革职囚禁，最终都被整死。就连一母所生的一代平叛大统帅、亲弟弟皇十四子胤禵（音tí读“题”），照样被贬到清东陵看守皇陵，幽禁。三年后被革去王爵，降格为贝子，没过半年，再次革爵，并被囚于景山，相当于关进了“高级监狱”。 打击自己的亲兄弟，翦除异党，说的容易，可不要忘记，这些被清算的对象也曾是与雍正平起平坐的皇子，拥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和势力，稍有不慎，即会惹火上身。不过，雍正是一个擅于设计“成熟政治手段”的君主，他既有目标，同时具备头脑和手腕。为确保自己命令的准确性和执行力，雍正的政务操作处处体现在一个“密”字上。 雍正年间，密折制度被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一制度之下，部委、地方官员均可通过密折直接上奏皇上，密折让大小官员彻底没有了顾忌,想告谁就告谁，与谁有过节就弹劾谁。密折开创了公开告密的先河，所有把柄都集中到雍正手里，雍正也利用这些把柄，整理了朝廷异己。 封疆大吏在上任前,雍正会把他叫到跟前亲自训勉，并交给他一个密匣，上有两道锁，而钥匙则只有皇帝和拿匣子的大臣才有。大臣会不定期地将一些重要情况写成折子，不走正常的渠道，而是用这个匣子直接送给皇帝亲拆御览，皇帝有什么指示意见，随手用朱笔批于折后，然后再密封发还给原奏人，所有内容除君臣二人，外界不得而知。这种实质为“小报告”的密折适合多疑忌苛的皇帝，成为雍正热衷的君臣交流方式，也成为其防范臣下欺蒙的利器。 另一个“密”是“秘密立储”。曾经争夺皇位的创伤对于雍正是永不能抚平的，他不能容许所谓“名不正，言不顺”发生在下一代身上。继位伊始，即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废弃了公开建储制，宣布实行秘密建储。随即，雍正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王公大臣,共议秘密建储制，雍正将密封的写有继位人姓名的锦匣收藏于“正大光明”匾后。后来，雍正帝又另书密封一匣，随时带在自己的身边。 秘密立储的“密”,高明就高明在事实上是进一步、极大地巩固了皇权：没有明确的接班人，连下一代皇帝的一切信息也都只有当朝皇帝一人掌握，这也就阻止了皇权以外权力集团的产生，皇子皇孙、王公大臣都老老实实地跪在一个人面前，没有了培养自身势力的目标和动力。 最后的“密”，就是军机处的登场。这个扮演了中华政治中心近200年的机要部门，历经荣辱兴衰，成为一个不可磨灭的时代符号。有意思的是，军机处连自己的诞生时间都显得极为秘密，历史上就有雍正十年说、雍正八年说、雍正七年说、雍正四年说等多种说法（现基本观点是诞生于雍正七年）。 军机处的要义，实际上就是雍正的皇家私人助理，以此辅助皇帝处理大小政务。但军机处并不设立正式编制，所谓的军机大臣全部为兼职,想用谁就用谁。军机处只有三五人，直接归雍正直管，军政大权在握，后来逐渐成为全国政令的策源地与行政中心，掌理大小机密。如此一来，军机处等于架空了内阁与六部，成为真正最为贴近皇权并上传下达的中心。 军机处办事以速、密、勤著称，所有军机大臣都是承旨办事，“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仅在雍正朝，其就在打击异己、处理战事上为皇帝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帮助。而清朝一品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未能“军机处行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机构的秘密性和家丁性。军机处的诞生，强化了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也标志着君主集权制发展到了顶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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