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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父子反目 徽宗退位后，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帝。在皇帝独裁专制制度下，皇帝是天下的唯一的绝对统治者。然而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幷存的特殊条件下，皇帝的终极权力如何维护，太上皇帝的权力如何定位，向来是个难于解决、易于惹出事端的问题。太上皇之称始于汉高祖刘邦之父太公，他幷非“父有天下，传之于子”，而是“子有天下，归尊于父”，因而“不预治国”。[114]唐高祖、唐玄宗退位后，虽称太上皇帝，但亦不预治国，那是由于子逼其父，父不得已。徽宗既不同于唐高祖、唐玄宗，更不同于太公，他系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幷且毕竟还算主动退位。他在退位时，于宣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通过三省、枢密院发布指挥，表示：“除教门事外，余幷不管。”[115]钦宗固然期盼这一允诺成为事实，然而徽宗退位后，果真能不管朝政，甘于寂寞吗？钦宗对此不免持怀疑态度。于是，此后如何处理皇帝与太上皇帝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为徽、钦父子争斗的焦点。 一、百官麇集淮浙 “唐睿宗始立为皇帝，复为皇嗣居东宫”，[116]当时人谈及这件历史往事。其实不用别人提醒，钦宗作为当事人，他即位后忧虑的头等大事，除了如何对付金军而外，便是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成为立了之后又被废掉的“唐睿宗第二”。徽宗南逃淮、浙，百官麇集于此，势必引起钦宗警惕。 徽宗退位后，迅疾逃往淮、浙。此前，他通过钦宗发布玉音，将择日前往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太清宫烧香。靖康元年正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当晚夜漏二鼓，徽宗连忙乘船逃走，钦宗“诏令范讷统胜捷军护从”。[117]随行人员除太上皇后、皇子、帝姬而外，还有蔡京的长子、领枢密院事、恭谢行宫使蔡攸以及宦官邓善询等。蔡京的甥婿、尚书左丞、恭谢行宫副使宇文粹中也随后赶到。而范讷原本是童贯的门客，后来仰仗童贯的权势，官至节度使。胜捷军是童贯的亲军，由西兵组成，军饷丰厚，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范讷这时所统领的胜捷军，只是其小部份。可见，徽宗的左右之人仍然是标准的“六贼”党羽。 不知事前是否通报钦宗，徽宗幷不驻足亳州，而以镇江为目的地，幷且早有预谋。此前，蔡京的儿子蔡※被任命为知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蔡攸的嫡堂妻弟宋焕添差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由于走势太急，准备毕竟不足，徽宗南下之初，隐姓瞒名，微服而行，自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118]其旅途相当艰辛：“乘舟以行”，“以舟行为缓，则乘肩舆。又以为缓，则于岸侧得般运砖瓦船乘载。饥甚，于舟人处得炊饼一枚，分食之。”[119]其心境颇为悲凉，有前往亳州途中所写《临江仙》一词可证： 过水穿山前去也，吟诗约句千余。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笼滩上鹭，人买就船鱼。 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梦魂惊起转嗟吁。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120] 经符离（即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到达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之后，童贯、高俅带领胜捷兵、禁卫兵各三千名赶到。[121]徽宗一行声威顿盛，于当月十五日，经扬州到达镇江，驻跸府治。 钦宗已将童贯任命为东京留守，童贯“闻之，心不自安”，乃率领其胜捷军，倾巢出动，“追从龙德之驾”，[122]以致后来童贯的十大罪状中有：“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123]然而童贯敢于藐视钦宗，如此胆大妄为，显然得到徽宗默许。王黼在钦宗即位后，“惶骇入贺，※门以上旨不纳。”他也“不俟命，载其孥以东。”只是由于他与钦宗积怨太深，钦宗一面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籍没其家，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安置，一面采纳吴敏、李纲的建议，由开封尹聂山暗中派遣武士，将王黼追斩于雍丘（即河南杞县）辅固村[124]。钦宗“以初即位，难于诛大臣，托言为盗所杀。”[125]高俅的东南之行，也未必报告朝廷。[126] 像童贯这样不经朝廷批准，擅自前往东南的官员为数甚多。据记载，“上皇东幸亳州，大臣权贵不闻恤国家难者，皆乞扈驾，将家属从。其余百官家属去者，侍从自尚书而下逃遁者，如张权、卫仲达、何大圭等五十六人。”[127]如工部尚书张劝“身为八座，乃求淮南干当公事而去。”于是，出现了“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缀空然，众目骇视”[128]的局面。相反，徽宗的行宫以及江南地区则百官麇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逃遁者中有蔡京与朱勔。蔡京一家的东南之行，比徽宗安排得更周密。宋焕“首除发运使，其实护送蔡京、蔡攸家属尽往东南。故京、攸一门与焕之家，中外千余人，无一在京师者。至于京、攸门下之士，弃官而逃者甚众。”蔡京甚至可以视为南逃淮、浙的带头人，“其后公卿士夫遣家出京者，十家九空。”[129]南逃途中，八十高龄的蔡京独自留居拱州（治今河南睢县），或许是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缘故。他“欲归于浙中”，[130]其目的地仍然是东南。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钦宗降旨将朱勔放归田里，他趁机逃离开封，返回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史称，“朱勔（欲）邀上皇幸其里第，朝廷忧之。”[131] 二、徽宗号令东南 岂止百官麇集淮、浙而已，种种迹象表明，徽宗确有在东南另立朝廷的嫌疑。于是，由来已久的徽、钦矛盾顿时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徽宗及其宠臣选择东南地区作为逃窜方向，本身就值得怀疑。这固然是由于“东南之地，沃野千里，郡县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给焉”，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厚的地区，同时也因为“（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贯等党羽布满诸路”，[132]东南诸路是他们经营最久、根基最深的地区。如所周知，朱勔是其老家平江府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地头蛇，“平江府幷二浙诸州县，自通判以上，往往尽出勔门，气焰熏灼，无所不至”，“勔家收养亡命逃军至数千人”，[133]有“东南小朝廷”之称。蔡京虽是仙游（今属福建）人，但早已以杭州为老巢。他在熙宁三年（1070）中进士后，一入仕为官，即出任钱塘（即今浙江杭州）尉。元符三年，又贬往杭州，提举洞霄宫。大观三年六月罢相后，出居杭州整整三年。宣和年间，又将其父亲蔡准安葬于杭州附近的临平山。方腊攻占杭州，“遣人发掘蔡氏父、祖坟墓，露其骇骨，加以唾骂。”[134]杭州不仅是蔡京先人坟茔所在之地，而且是其家财储藏之处。蔡京“少年鼎贵，建第钱塘，极为雄丽，全占山林江湖之绝胜。”知杭州徐铸居然公开出面“修盖蔡京私第”，幷动用公款，“出纳违法”。[135]宣和末年，蔡京又“以平日之所积，用巨舰泛汴而下，置其宅中。”[136]童贯不仅在元符末年曾主管杭州明金局，幷且在宣和二年十二月出任江、淮、荆、浙宣抚使，全权处置东南事务，负责围剿方腊。他“受富民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幷补官。”[137]据统计，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即封官达4700多人。出于剿抚结合、分化瓦解的战略需要，童贯曾命令其部属董耘“作手诏，称为御笔，四散”，宣布：“自今花石更不取人”，以致“人情大悦”。据说，他得知花石纲旋罢旋复，还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东南人家饭锅子未稳在，复作此邪？”[138]童贯有“着脚赦书”[139]之称，这不失为一个原因。所谓“人情大悦”与“着脚赦书”，实属渲染之词，但他在东南或许也多少收买到了一些人心。 更可疑的是，徽宗刚到东南不久，便通过行营使司和发运使司向东南各地接连发布了三道“圣旨”。其一，截递角：“淮南、两浙州[140]军等处传报发入京递角，幷令截住，不得放行，听侯指挥。”即不许东南各地官府向都城开封传递任何公文。其二，止勤王：“杭、越两将将兵，江东路将兵，及逐州不系将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团结起发，听候指挥使唤，先具兵帐申奏”，“如已差发过人数，幷截留具奏。”[141]即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徽宗截留路过镇江的三千两浙勤王兵作为卫队。其三，留粮纲：“以纲运于所在卸纳”。[142]即不许东南各地向开封运送包括粮食在内的任何物资，甚而至于“江津非给符，不渡。”[143]这三道“圣旨”都事关重大，将使朝廷不能号令东南，都城处于既缺兵又缺粮的绝境，开封政权难以维持，而东南将由朱勔的“小朝廷”跃升为徽宗的“大朝廷”。 徽宗在东南发号司令，岂止三道“圣旨”而已。他还按照其自定标准，论功行赏，“增秩赐金”，以致“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进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审察者。恩赏僭滥，非散官之比也。”[144]“墨制纷然，专易守令，迁官赐报，略无虚日”，官员“惑于诰命幷行，而莫知有朝廷矣。”[145]徽宗江山虽改，禀性难移，依然重用宦官，让他们担负到开封刺探情报等重任。“其往来京城，踪迹诡秘，如邓珙者；传播诏书，以惑众听，如刘※者；妄议朝政，不循本分，如徐霁者；朋附道流，凶恶稔着，如董舜贤者。”[146]如果说徽宗的下诏罪己、钦宗的临危继位，曾经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那么这时至少是“自江以南，已绝惟新之望矣。”[147] 徽宗搞情报，钦宗的情报也很灵通，他对其父亲在东南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如泗州刚得到行宫及发运司的前两道指挥，立即违背徽宗“圣旨”，如实上奏钦宗，幷告诫朝廷：“童贯且为变”。[148]于是，都城之中，“物议汹汹，莫不惊骇。”[149]“东南之地恐非朝廷”[150]，徽宗“将复辟于镇江”[151]之类的传说流播甚广，况且不能视为不根之语。不少士大夫忧心如焚，纷纷上书钦宗，惊呼：“自江以南，诏令将壅不行”；[152]“今日事势之急，殆有甚于北敌者”，“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153]其实，忧虑最深者莫过于钦宗。他“自上皇东幸暴露，日夜忧思，至避殿减膳，不遑宁处，群臣士庶，莫不知之。”[154]对此，钦宗公认不讳：“朕自道君在外，我食不安！”[155] 钦宗虽然生性素来懦弱，但在权力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对其父亲寸步不让。如刚得到泗州上奏，他即刻与徽宗针锋相对，果断降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挥”。这道指挥的内容，前面已经讲到，即徽宗“除教门事外，余幷不管。”[156]泗州立即依旨。徽宗“每见（此类）台札名敕”，分明“实及予躬”，因而“不觉流涕”。[157]徽宗既然退位，即“非天下之君”，而是“萧然休老之人。”[158]钦宗诏令全国，名正言顺。很清楚，在这场权力争夺中，徽宗今非昔比，处于被动地位。 三、东南怨声载道 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的处境，幷不像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佳妙，相反倒是愈来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人所称：“上皇北归，乃其本志”，[159]幷无大错。 众所周知，东南地区是徽宗黑暗统治的重灾区。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虽然根基深厚，但民愤极大。童贯征方腊，“每战多杀平民”，[160]“纵为贪暴，悉斩平民，以效首级，于是平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161]；朱勔荼毒东南，“两浙之民畏之如虎”，[162]“东南之人欲食其肉。”[163]徽宗在扬州拟游石塔院，遭到僧人奚落：“何不取充花石纲！”他“闻之，遂罢幸。”[164]徽宗此行沿途骚扰百姓，“所至，藩篱、鶏犬，为之一空。”到达镇江之后，“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镇江府上报钦宗：行宫“官兵日给六千余缗”。“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二浙之民，将见涂炭。”“民既愁怨”，两浙极有可能再度酿成民变，徽宗在东南“岂得高枕而卧耶”？[165] 徽宗的宠臣素来彼此勾心斗角，南逃之后恶习不改，仍旧相互倾轧。早在到达泗州之初，童贯便于高俅发生冲突。他“诈传上皇御笔札，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高俅对这道御笔深表怀疑，拟面见徽宗，“亦复艰难”。高俅所带禁卫兵欲跟随徽宗南下，“童贯遂令胜捷亲兵，挽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自桥坠淮者凡百余人。”“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166]高俅只得留守泗州，控扼淮河，“于南山把隘”。[167]难怪他不久即“以疾为解，辞归京师”，[168]从此断绝了与徽宗的联系。像高俅这样回到开封的官员为数不少，特别是在二月十日金军撤离开封之后。为徽宗保驾的胜捷兵大多数是西北人，他们在东南，“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人人思土，其势必乱。”[169]徽宗在东南，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危机四伏，兵变、民变一触即发。 当时的官员大多是些善于看风使舵的变色龙。京城四壁都弹压使范琼公然宣称：“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170]真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但倒也一语道破了官员们的普遍心理。徽宗在镇江，钦宗在开封，诰命幷行，监司莫知所从，州县观望风旨。尽管徽宗竭力拉拢东南地方官员，如他将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曾纡“引至深邃之所，问劳勤渥。”[171]除破例让其贵妃乔氏出面接待而外，还赏赐曾纡七宝杯一只。然而徽宗毕竟已经退位，地方官员大多按照常规，遵从在位皇帝钦宗的诏令。徽宗所谓“圣旨”不时遭到抵制，这类事例太多。他本人曾“条举数十事，每及一事即泣下。”其中之一是：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原有“御前竹石钱十万缗”，徽宗“亲笔付（林）篪，取其半。”[172]知宿州林篪或许是由于在宣和三年、四年接连两次被各“降一官”，[173]对徽宗心存不满。他仅向徽宗“输二十之一”，同时又“以其事上尚书省，”尚书省立即命令林篪“以钱上京，毋擅用”，即不得交付徽宗。由于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徽宗财源断绝，根本无法在东南立脚。正如徽宗所说，他不得不离开东南，“只为无裹粮住得耳”。[174] 四、宋焕出使东南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金军撤离开封以后，钦宗急于采取强硬措施，从速解决东南问题。徽宗留在开封城内的宠臣王黼、李彦、梁师成因恶贯满盈，幷有与童贯等人遥相呼应之嫌，已于当年正月先后被赐死或秘密处死。这时，钦宗命令宋焕卸任还朝，任命领开封府聂山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权主管马军司公事薛安为副使，前往东南，置童贯等人于死地。聂山“请诏书及开封府使臣数十人以行”。[175]史称，聂山“附耿南仲取位”。[176]用聂山、诛童贯，这一主意或许出自钦宗的从龙旧臣、尚书左丞耿南仲。 眼看徽、钦公开冲突即将爆发，知枢密院事李纲认为“投鼠不可不忌器”。[177]他赓即面奏钦宗：“此数人者，罪恶固不容恕。然聂山之行，恐朝廷不当如此措置。”李纲接着指出：“使（聂）山之所图果成，惊动道君，此忧在陛下。所图不成，为数人所觉，万一挟道君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何以处之？”钦宗优柔寡断，空自叹息：“奈何？”李纲进谏：“不若罢聂山之行，显谪童贯等，乞道君去此数人，早回銮舆，可以不劳而事定。”[178]钦宗接受李纲建议，收回成命，幷于二月中旬降旨，贬蔡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贬童贯为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居住，贬蔡攸为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任便居住。处罚如此轻微，显然是考虑到徽宗接受的可能性，虽不足以平民愤，但从策略上讲实属高招。 处罚蔡、童等人的圣旨下达不久，适逢宋焕奉命返回开封。钦宗当初本拟待其还朝，再行惩处。他这时才意识到宋焕极具使用价值，是促使徽宗回朝的最佳人选。钦宗接连两天与宋焕面谈，幷于三月四日再度将其任命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责成他从速再往东南，奉书行宫。宋焕顿时成为徽、钦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解者。由于钦宗极盼徽宗还朝，而徽宗又急于离开东南，宋焕此行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很大。 宋焕深知肩负重任，他“疾驰，不三日，至符离。”徽宗这时已经离开镇江，北上虹县（即今江苏泗县）。宋焕作为钦宗的信使，面见徽宗于淮河之中的船舟之上。徽宗列举知宿州林篪拒不执行其“圣旨”等数十事，边流泪边质问。宋焕解释道：“方都城昼闭，中外隔绝，虽御前号令，州县或不奉承，非独行宫也。守令之罪，盖不容诛，朝廷何预焉？”徽宗“意乃解”。宋焕秉承钦宗旨意，询问：“臣出京师时，闻童贯贬池州，今犹未行，何也？”徽宗的答复是：“胜捷兵隶（童）贯，未知所付。”宋焕建议：“付宇文粹中，以范讷为副。”徽宗表示赞同，但次日又说：“童贯得胜捷军情，骤罢，且生变。奈何？”宋焕回答道：“（童）贯平日败坏军政，西北之人怨入骨髓。今斥去，乃所以安众。生变之语，殆（童）贯自解耳！”[179]徽宗无言可对，只得勉强让童贯离去。 宋焕总算说服徽宗，幷陪同他走上了返回开封之路。到达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宋焕将先回开封，向钦宗报告，徽宗即将还朝。临行时，徽宗赐宋焕手诏一通：“通父子之情，话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180]徽宗还将他盛赞“为孝子，为忠臣”，[181]真可谓好话说尽。照此看来，徽宗还朝似乎已成定局，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由于宋焕确属蔡京、蔡攸的姻亲与党羽，他回到开封不久，“以言者论其联亲奸邪，冒居华近，妄造语言，以肆欺妄”，[182]先落职，与在外宫观，后责授单州（治今山东单县）团练副使，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安置。然而仅就他居中调停徽、钦父子关系而言，无疑有功于赵宋皇室。事隔30多年以后，其功绩终于得到高宗肯定。 五、徽宗终究还朝 所谓“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不是实话实说。钦宗尽管已将门下侍郎赵野任命为太上皇行宫迎奉使，幷派徽猷阁待制谭世绩、中书舍人李熙靖“副执政迎奉”，[183]而且“所差奉迎使副幷至行宫”。[184]可是，徽宗突然改变主意。当时有人提及所谓西内之事，即唐玄宗从四川返回长安之后，作为太上皇，入居兴庆宫即南内，他的儿子唐肃宗“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即太极宫），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185]稍前，黄庭坚曾吟诗一首，声讨唐肃宗： …… 抚国监军太子事，何乃趋取大物为？ 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蹐还京师。 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 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 ……[186] 唐玄宗身边的高力士等人回长安后才被清除，而徽宗的宠臣此时已受到惩处。他当时虽未明言，但对此无疑颇为不满。北宋亡国后，徽宗在被俘北上途中，命其旧臣曹勋返回中原时，让他转告康王即后来的高宗：“艺祖（即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详。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幷叮嘱高宗：“当知而戒焉”。[187]所谓“诛罚为甚”云云，显然是指钦宗惩办六贼，幷且徽宗将它与靖康之祸混为一谈。如果说钦宗这时唯恐成为“唐睿宗第二”，那么徽宗则畏惧步唐玄宗后尘。他预感到返回开封幷非上策，便在应天府“徘徊不进”。仅让太上皇后郑氏返回开封，他本人则“欲诣亳州上清宫烧香，及取便道如西都。”[188]徽宗另有打算，据说出自“随行内侍，其间颇有谗邪之人，造饰奸言”，“而进西幸之策”。[189]宦官石如岗便“畏罪，不敢从道君还京。”[190]这类记载实有替徽宗开脱辩解之嫌。即使确有宦官进“奸言”，听“奸言”者终究是徽宗。 徽宗不回开封，而拟去西京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已使钦宗深感忧虑。更令钦宗大伤脑筋的是：徽宗“书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当居禁中，出入正阳门。”他“每得御批诘问，辄忧惧，不进膳。”朝野更是“喧传有垂帘之事”，“皆言事且不测”。[191] 钦宗“廷见群臣，忧形于色。”君臣经过反复商议，决定采取三条对策。其一，改撷景园为宁德宫。朝廷尽管拒绝了太上皇后入居禁中的无理要求：“大内者，天子之居，神器之所在也。”但“戒敕有司缮治撷景园，易名宁德宫，务极闳丽，以称崇奉之意。”其二，以太宰徐处仁为礼仪使。为隆重其事，徐处仁率领大臣上表徽宗，在恭请徽宗还朝之余，明确表示：“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治生于一，乱生于二。”指出太上皇后入居禁中不妥：“若非垂帘听政，于国当无此仪。”[192]其三，派遣李纲前往南京。徽宗刚刚传来御批：“吴敏、李纲，令一人来。”[193]李纲此行可谓符合徽宗旨意，但其目的在于迎接徽宗还朝。于是，李纲继宋焕之后，成为徽、钦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停者。 李纲三月十七日从开封出发，次日便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与返回开封的太上皇后郑氏相遇。郑氏一开口便询问：“朝廷欲令于何处居止？”李纲回答道：“稽之三从之义，道君太上皇帝居龙德宫，而殿下居禁中，于典礼有所未安。”“朝廷见以撷景园为宁德宫，奉道君太上皇后。”郑氏考虑再三，最终表示赞同：“相公所论甚有理！”[194] 十九日，郑氏即将还朝，开封谣传太上皇后“欲从端门入禁中”，宦官则劝钦宗“严备以待”。这时已升任少宰的吴敏赓即进谏：“陛下但推诚尽孝。”[195]三月十九日，钦宗接受昊敏建议，出郊迎奉，郑氏顺利入居宁德宫。当天，出于稳定徽宗情绪与分化徽宗阵营的需要，钦宗下诏：“扈从行宫官吏，候还京日，优加赏典。除有罪之人迫于公议，已行遣外，余令台谏勿复用前事纠言。”[196]莫说别人，就连虽声名狼藉但先期返回开封的高俅此前已于三月五日,进封简国公。其理由是：“扈从上皇，宣劳既久。”[197]于是，出现了“罪同罚异”，有的“除名勒停”，有的“置而不问”，甚至分明有罪反而加官进爵的混乱现象。某些官员如侍御史李光对此很不理解，上疏指责“陛下有失刑之讥，大臣负党奸之谤”，请求“一等科罪”。[198]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不懂策略。 徽宗让太上皇后郑氏先回开封，其主要用意之一在于试探。郑氏顺利还朝的消息传到应天府，徽宗“闻之，乃罢如洛之议。”[199]因此，当李纲于三月二十日到达应天府后，只不过还要费些唇舌而已。李纲“乞道君早回銮，不须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幷秉承钦宗旨,询问止递角、阻粮纲、留浙兵三事。徽宗回答道:“只缘都城已受围，恐为人得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这话漏洞颇多，李纲不予深究，反而安慰徽宗：“方艰难中，两宫隔绝，彼此不相知。虽朝廷应付行宫事，亦不容无不至者。”徽宗询问“朝廷近事，如追赠司马光及毁拆夹墙等，凡三十余事。”李纲一一解释：“追赠司马光，正欲得民心；毁拆夹墙，止欲防奸细。”幷称：“适当大敌入寇，为宗社计，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徽宗也不予深究：“公言极是。朕只缘性快，问后即便无事。”经过三天的交谈，徽宗明确表示：“本欲往亳州太清宫，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恳请之勤，已更指挥，更不戒行。”他吩咐李纲：“公先归，达此意。”[200]其实，徽宗心中有数，洛阳与镇江一样，均非告老失势之人可留之地。即便是圈套，他也只有按照钦宗的安排，返回开封。李纲临行时，徽宗勉励道：“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书名青史，垂之万世。”[201] 李纲此行，仅剩下一个遗留问题。徽宗拿出尚书省札子：“朝廷有指挥，行宫内侍十人，皆与在外宫观，不得入京城。”他解释道：“此辈皆是日在左右梳头系裹，不可缺之人。”李纲事前不知此事，或许又是当时刚出任尚书左丞的耿南仲所为。他只得承诺：“如圣意欲留，容臣携此札子归，奏知皇帝取旨。”徽宗在赞同之余，又让了一步：“数内两人，系童贯亲戚，不须留。”李纲回朝，立刻上奏，钦宗当即降旨：“听留龙德宫祗应。”[202]幷且对李纲此行予以肯定：“卿奏对之语，忠义焕然，朕甚嘉之”。[203] 徽宗即将返回开封，开封流言颇多。其根源在于徽宗的宠臣从前作恶多端,如今尚未严惩。蔡攸将“以扈卫行宫为名，侥幸入都”，即是传播甚广的流言之一。人们担心蔡“攸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204]不久前所发生的数万民众围攻“浪子宰相”李邦彦的事件势必重演。台谏官员纷纷上奏：“（蔡）攸依上皇，废格责命，必随车驾至都。”“彼得罪于天下，人人皆欲鱼肉之。”“万一有小变，上皇宁免惊忧，如邦人欲击李邦彦之类。”[205]对于蔡攸的近况，钦宗最知情。他采纳吴敏建议，“令蔡攸劝上皇北归以赎罪”。[206]此前，钦宗一面将蔡攸贬为提举亳州明道宫，一面亲自降诏蔡攸，令其“专一扈从太上还阙”。蔡攸陪同徽宗到达符离以后，蔡京再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治今湖北安陆)居住。鉴于“前去京阙不远”，[207]蔡攸上书钦宗，请求前去陪伴父亲。钦宗已降旨照准，“令前去侍省”。[208]他不大相信蔡攸竟会跟随徽宗返回开封。难怪钦宗读过台谏官员上奏，一反常态，幷不惊慌，仅闪烁其词，批了一句：“候（蔡）攸到京，三省取旨施行。”[209] 钦宗与大臣们商议如何迎接徽宗还朝，大臣之中发生分歧。耿南仲首先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尽屏道君左右内侍，出榜行宫，有敢入者斩”；二是“先遣人搜索，然后车驾进见。”李纲坚决反对，主张“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210]他当面指责耿南仲：“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可深采。”耿南仲“怫然，怒甚。”[211]二人在钦宗近前接连舌战两日，钦宗始终笑而视之。他幷不反对从龙旧臣耿南仲的建议，只是感到不合时宜。双方争执不休，太宰徐处仁终于表态：“陛下仁孝，宜郊迎称贺，何谓城守乎？”[212]钦宗顺水推舟，姑且按照徐处仁的主张行事。 四月三日，钦宗亲自出郊奉迎，徽宗终于还朝，幷安然入居龙德宫。当天，“都人皆夹道观之，无不欣喜”；[213]“两宫甚欢，无一间言。”[214]其实，这只是人们的愿望而已。徽、钦父子怎能相安无事，从此亲密无间？ 六、钦宗软禁徽宗 徽宗回到开封，果然落入钦宗圈套。他从此在其长子的严密监控之下，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被软禁。 徽宗还朝前夕，秘书省校书郎陈公辅建议：上皇“还宫之后，一切供奉之物，陛下过为俭约，上皇务加隆厚，着为令式，风示四方，以劝天下之孝。”[215]据说，钦宗读过札子，很是感动，将陈公辅任命为左司谏。徽宗返回开封后，无疑仍然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钦宗有道亲书御笔，保存到南宋中期：“内藏库支钱一万贯，付李彀，充应副道君皇后修造使用。”据此，岳珂称赞钦宗“宁亲之孝”。[216]岂止如此而已，钦宗还多次前往龙德宫，拜望徽宗。然而所有这些都是表面现象，钦宗这时最关心的是如何防范徽宗干预朝政。 耿南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的建议，徽宗刚入居龙德宫，立即变为事实。钦宗将徽宗身边的陈思恭、萧道、李琮等10名宦官“幷行贬黜，不许入门，敢留者斩。”[217]因此，后来高宗断言：耿南仲“离间两宫，其罪甚大。”[218]直到南宋中期，岳珂仍然指责：“靖康之初，耿南仲等执事，两宫不能谨于调娱。”[219]对徽宗身边人员的清洗和惩处，绝非仅此一次。有官员上奏揭发宦官王仍、张见道、邓文诰“辄怀诡计，图欲离间两宫，边防动静，妄意传播，转相耸动，将以遂起其奸志。”所谓“妄意传播”云云，很可能是指为徽宗通风报信。钦宗“有旨，令三省觉察。”起居郎胡安国认为：“图欲离间两宫，则罪不可赦”，建议：“及时裁处”。[220]结果，王仍等“三人遂黜”。[221]此外，钦宗还亲自下诏，“鞠龙德近侍梁忻之类”。开封尹程振虽遵旨审理，但为照顾徽宗颜面，“特宽其文”。他因而日后受到称赞：“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颇欲离间两宫。公心独鄙之，每调娱父子之间，甚有恩意。”[222]其实，程振与耿南仲方法虽然有别，实质幷无二致。 与此同时，钦宗在徽宗身边安插所谓“明忠孝大节者”。如任命谭世绩、李熙靖同主管龙德宫，责成他们“请见上皇，日备顾问，开谕圣意，庶几究性命之至理，以适其优游无事之乐。”[223]即彻底退出政坛，绝不干预朝政。钦宗于当年四月八日，“诏龙德宫日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闻”；[224]五月一日，又“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225]即将徽宗每天的活动及时上报钦宗。很清楚，徽宗身边的官员乃至内侍，其职责名为照料太上，实则监视徽宗。徽宗仍不知趣，“犹时取财物，颁赐左右”，以便收买人心。钦宗当即采取相应措施，“令开封尹籍其所入龙德宫物目，有得赐者出，即纳之于宫。”[226]足见，钦宗对其父亲警觉性之高。 徽宗处境竟然如此，心中固然愤愤不平。他每有手笔付钦宗，必“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227]即是其不满情绪的流露。徽宗这时又想前往洛阳，他断言“金人必再犯京阙”，请求钦宗准许他“自往西京治兵”。这时已升任太宰的吴敏认为“不可”，其理由有三。一是：“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诸路兵之意。”奉劝钦宗切莫忘记徽宗在东南试图另立的往事。二是：上皇“今幸归京师，陛下问安视膳，全孝道足矣。”提醒钦宗毋忘劝说徽宗还朝之艰难！三是：“岂可以军旅之事累之乎？”[228]话虽说得比较隐晦，意思相当明白：朝政尚不许其过问，岂可让其干预军政？其实，毋须吴敏劝诫,钦宗自有决断：徽宗休想离开开封半步，更不用说外出“治兵”。此后，徽宗又提出“与帝出幸”[229]即父子同时撤离开封的建议，同样遭到钦宗拒绝。 徽、钦父子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当年十月十日天宁节时再度激化。这天是徽宗的44岁生日，钦宗前往龙德宫为徽宗祝寿。徽宗“满饮，乃复斟一杯以劝上。而大臣有蹑上之足者。”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以毒酒谋害政敌是较为常见的手法之一。16年前，知枢密院事张康国因与蔡京发生矛盾，以致中毒而死的旧事，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大臣“蹑足”，分明是劝告钦宗勿饮毒酒。于是，钦宗“坚辞，不敢饮而退。”徽宗“号哭入宫”。他如此伤心，是否是惋惜其阴谋未能得逞，则未可知。次日，钦宗颁布黄榜：“捕间谍两宫语言者，赏钱三千贯，白身补承信郎。”这道黄榜仅张贴于龙德宫前，明明是针对徽宗。史称，“自是两宫之情不通矣。”[230] 金军在靖康元年十一月下旬再度兵临开封城下，钦宗严密封锁消息，徽宗一无所知。同年闰十一月下旬，金军攻破开封外城四璧，徽宗所畏惧的“西内之事”果然发生。钦宗采取断然措施，逼迫徽宗及其皇后郑氏迁入延福宫。“太上皇帝为卫兵拥入禁城。上皇犹豫间，卫兵欲杀内侍官郑详以下，遂由金水门以入。”徽宗从前想入居禁中而不可得，如今又非入居不可。或许是由于很不理解，他“踌躇雪中，不知所向。”钦宗“闻之，遣带御器械王球领殿内带甲亲从官一百人，迎奉太上皇帝入居延福宫。”而“宁德皇后（即徽宗郑后）早已入禁中”。[231]如此一再动用武力，哪里是什么“迎奉”。徽宗从此受到更为严密的监控。金军提出要求，以徽宗为人质。这时，钦宗对待金军，几乎唯命是从，但对此则断难从命。他婉言拒绝：“朕为人子，岂可以父为质？”金军又以议和为名，“坚欲上皇出郊”。钦宗竭力推托：“上皇惊忧已病，不可出”，幷且当即表示：“必欲坚要，朕当亲往。”[232]他果然于次日，慷慨前往金营。钦宗如此自告奋勇，显然是唯恐徽宗串通金军，金军另立徽宗为帝。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钦宗被迫再次前往金营，他临行前降旨：“以皇子监国，以孙傅为留守，尚书梅执礼副之。”[233]对此，钦宗真可谓未雨绸缪。早在靖康元年正月十六日，徽宗到达镇江次日，金军首次围攻开封之时，钦宗连忙将生于政和七年十月，不到10岁的儿子赵谌封为大宁郡王。秘书省校书郎余应求实在难以理解，上奏提出异议：“艰危之时，宗社未保，城门闭拒，中外不通，未宜急者。”[234]而钦宗则置若罔闻，又在四月七日，徽宗返回开封的第四天，举行册立赵谌为皇太子的典礼。于是，“咸谓深中时病”的民谣《十不管》在开封广为流传，其中之一便是：“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235]。所谓“二太子”，指率军兵临开封城下的金东路军统帅、金太祖阿骨打的第二子斡离不。钦宗此时立太子，在别人看来实属不急之务，在他看来则是当务之急。钦宗的目的十分清楚，即使在非常时刻，宁肯让黄毛未脱、乳臭未脱的儿子监国，也决不允许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父亲复辟。于是，这个１０岁孩童居然在开封城内发号施令，诸如“皇太子令添置粜米场济民”[236]之类。 钦宗在再次前往金营前夕，秘密吩咐孙傅：“我至敌寨，虑有不测，当以后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召募勇敢必死之士，得二三百余人，拥上皇及太子溃围南奔。”然而金军已将开封团团围困，突围为时晚矣。不久，徽宗、赵谌以及几乎所有赵宋宗室先后落入金军之手。徽宗在前往金营之前，对其身边官员述说：“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围城时，聋瞽我，不令知，以至于此。今日之事，妄举足则不可。”无非是些责怪钦宗之语。徽宗到达金营之后，又上札子与金西路军统帅粘罕：“大兵踵来，……某即逊位，避罪南下，归后块处道宫，恬养魂魄，未尝干预朝政”；“虽大兵南来，亦不相关报”；“某亦失义方之训，事遽至此，咎将谁执？”[237]不过是些摇尾乞怜之词。从中也可看出，徽宗返回开封后，的确处于无权地位，境遇相当狼狈。 靖康内讧以徽、钦父子双双成为亡国被俘之君而告终。父子相见于金营，“号泣久之”，徽宗开口便斥责钦宗：“汝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238]他在北上途中，写下七言绝句一首： 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 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239] 所谓“猖狂”绝非自责之词，徽宗显然是埋怨钦宗拒不接受臣僚乃至他本人的劝告，及时撤离开封，创建抗金基地。或许直到八年后，徽宗死于五国城（即今黑龙江依兰）时，仍对此耿耿于怀。 结语 上述史实足以证明，开篇引所高宗称颂钦宗“事上皇仁孝”云云，除了瞒天撒谎而外，别无它解。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还有以下三点需要指出。 一、靖康内讧的根源在于皇权的绝对性与排他性。“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所谓皇权政治即皇帝一人独裁专制，皇权绝不允许他人染指，即使是父亲、儿子、兄弟也概莫能外。徽宗后期，赵桓、赵楷兄弟是为将来获得一人独裁专制的权力而争斗；靖康年间，徽宗、钦宗父子之争则属于分割与独揽皇权之争。如果说选择太子在中国古代毕竟还有立嫡立贵的原则，那么皇帝与太上皇帝的权力是否应当分割，应当如何分割，则无一定之规。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幷存的特殊状况下，其权力分配大致有三种模式：皇帝独揽皇权，太上皇帝不预政事，如前面说到的唐高祖等；太上皇帝虽退位但不交权，如北齐武成帝退位后，“军国大事，仍以奏闻”，“凡除拜生杀，仍自主之。”[240]皇帝与太上皇帝分权，如唐睿宗在先天元年（712）八月，“立皇太子为皇帝，以听小事，自尊为太上皇，以听大事”。但这只不过是暂时过渡，唐睿宗于次年七月，即“归政于皇帝”。[241]徽宗在急于退位之时，虽然表示将采用第一种模式，但他事后所竭力争取的却是第二或第三种模式。而钦宗所尽力维护的恰恰是第一种模式。然而由于徽宗曾经表态不预政事，更因为钦宗虽然外战外行，抗御金军束手无策，可是内战内行，对付父亲颇有办法，幷且依靠其业已到手的皇权，终于战胜其父亲。 二、靖康内讧的影响不可小视。平心而论，从总体上说，徽宗作为北宋亡国的第一责任人，岂能责怪钦宗，北宋江山无疑主要葬送在他自己手里。但具体而言，“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242]如果徽、钦二人乃至其中一人在金军再度兵临城下之前，事先撤离开封，组织军民抗金，不仅可以避免父子双双被俘的厄运，甚而至于不会导致北宋的覆灭与南宋的建立，北宋王朝或许尚可苟延残喘若干年。正如南宋人吕中所说：钦宗“早从上皇治兵两京之训，集天下勤王之师乘京城，或可以守。”[243]然而由于徽、钦父子长期明争暗斗，直至钦宗一定要把父亲与自己死死地捆绑在一起，自己拒不撤离，更不允许其父亲撤离开封。这的确是一大历史性的失误。从这个意义上，当时人将徽、钦父子不和视为靖康之世的“大病”，确实不无一定道理。 三、靖康之世的“大病”绝不止于内讧。靖康年间问题成堆，如徽宗时期的弊政远未革除；钦宗本人优柔寡断，朝令夕改；他忙于不急之务，疏于防御金军；等等。凡此种种，其危害之大均不在徽、钦父子不和之下。何况北宋危亡之局在徽宗末年早已铸成。总之，北宋王朝覆灭的原因很多，关键在于极度腐败。徽、钦内讧只是其中较为次要的因素之一，无非是极度腐败的多种表现当中的一种而已。本文绝无将内讧视为靖康年间的唯一“大病”，夸大为北宋亡国的主要原因之意。 （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刊载时有删改，现按原稿排印） 注释： [1][113][18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7绍兴二十七年八月甲午。国学基本丛书本。 [2][32]熊克：《中兴小纪》卷1建炎元年五月辛卯；卷1建炎元年五月庚寅。国学基本丛书本。 [3][91][155][172][174][177][179]周必大：《文忠集》卷31《徽猷阁待制宋公映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映，一作宋焕或宋□。为便于行文，本文统称宋焕。 [4][54][58][59][88][100][102][106][130][132][150][153][166]陈东：《少阳集》卷1《登闻检院上钦宗皇帝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王洋：《东牟集》卷9《强国本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229][238]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9靖康二年二月七日“太上皇等幸青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7][65][71][86][89][93][103][110][127][128][161][170][180][207] [235]《三朝北盟会编》卷56靖康元年九月九十九日“李纲落职依旧宫观”；卷31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诏王黼长流衡州”；卷42靖康元年三月二日“进士张柄等上书论事可嘉”；卷55靖康元年九月十九日“李纲罢宣抚使”；卷32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陈东乞诛六贼”；卷54靖康元年九月五日“吴敏落观文殿学士宫祠”；卷32靖康元年正月三十日“贬梁师成节度副使”；卷28靖康元年正月六日“王宗 主管殿前司公事”；卷45靖康元年四月六日“臣寮上言”；卷30靖康元年正月十四日“卫仲达、张劝特除名勒停”；卷39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童贯责授左上将军致仕”；卷79靖康二年二月九日“孙傅等又状申军前”；43靖康元年三月十五日“太上皇诰赐宋焕”；卷39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蔡攸责授大中大夫”；卷51靖康元年八月三日“徐处仁知东平府”。 [8][94][116]《靖康要录》卷11靖康元年十月一日。丛书集成初编本。 [9]参看王曾瑜《宋徽宗和钦宗父子参商》，载林甘泉主编《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宋大诏令集》卷30称赵楷为“皇第二子”，卷31称赵楫为“皇第三子”，是由于他们的二哥赵 出生后，当晚或次日即死去。赵 系郑皇后所生。 [11] [81]《三朝北盟会编》卷228绍兴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礼房报孝慈渊圣皇帝升遐”。 [12][17][199]《宋史》卷243《后妃传下》。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13][79]胡寅：《斐然集》卷16《上皇帝万言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29][5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0《本朝四·自熙宁至靖康用人》。中华书局1986年点校本。 [15] [31]《宋史》卷246《徽宗子郓王楷传》。 [16]宋徽宗有两位王贵妃，其一生赵楷、赵楫、赵枢、赵棣、赵 ，其二生赵植、赵机，死于政和七年九月，谥号为懿肃。《文献通考》卷256《帝系七·后妃》漏载其一，《宋史》卷243《后妃传下》混二为一，当以《宋会要辑稿》后妃3之9及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卷15《徽宗·嫔妃》所载为准。 [18]《三朝北盟会编》卷99《靖康皇族陷虏记》将王贵妃列入“殁故贵妃”。确庵、耐庵编《靖康稗史》所收各种资料均证明，王贵妃在北宋王朝覆灭时，随徽宗北迁。《呻吟语》载，靖康二年六月“初四日，王贵妃薨。”任崇岳《宋徽宗、宋钦宗》称，王贵妃“绍兴五年（1135）死于燕山”（第230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恐误。 [19][43]《宋大诏令集》卷33《皇子楷特授剑南西川镇南节度使成都牧兼洪州牧制》。中华书局1962年校本。 [20]邓椿：《画继》卷2《侯王贵戚》。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118]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2。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点校本。 [22]蔡 ：《北狩行录》。《丛书集成》初编本。 [23]夏文彦：《图画宝鉴》卷3《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27][33][35][40][41][42][60][135][173][182]《宋会要辑稿》帝系2之20；选举8之39；礼49之23；礼28之61；职官17之20；职官34之33；礼24之67；帝系2之28；职官69之8；职官69之8、10；职官69之25。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25]宋时，称贡举礼部试第一名为省元。 [26]朱彧：《萍洲可谈》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 [28]《宋大诏令集》卷33《皇子楷移两镇加恩制》。 [30][137]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卷4。中华书局1979年点校本。 [34]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1载吴充：《（欧阳修）行状》。《四部丛刊》本。 [36]《宋会要辑稿》职官34之33。幷参看龚延明：《宋史职官志补正》第35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7]参看佐伯富：《论宋代的皇城司》，见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第5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此文素来为学界所重，惜只言未及赵楷提举皇城司事。 [3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2庆历八年闰正月丁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 [39][50][64][66][83][99][151][176][183][210][242]《宋史》卷119《职官志六·皇城司》；卷468《杨戬传》；卷357《程振传》；卷352《李邦彦传》；卷258《李纲传上》；卷357《何灌传》；卷472《蔡京传》；卷353《聂昌传》；卷357《谭世绩传》；卷358《李纲传上》；卷352《唐恪传》。 [44] [48]周煇：《清波杂志》卷1《潜邸瑞应》；卷6《冷茶》。中华书局1994年校注本。 [45]据陆游《家世旧闻》卷下记载，林灵素胡诌：“天有九霄，神霄最尊，上为神霄帝君，实玉帝长子，下降世间，而其贰曰青华、长生二帝君，实治神霄府事。”“好事者或谓青华为上，长生为郓王。”中华书局1993年点校本。 [46][69]赵与时：《宾退录》卷1载耿延禧：《林灵素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点校本。 [47][138][208][232]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7《方士》；卷128《花石纲》；卷148《诛六贼》；卷149《二圣北狩》。宛委别藏本。 [49][125]《宋史》卷470《王黼传》。 [52] [55]蔡 ：《铁围山丛谈》卷1。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53][123]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13靖康元年三月“童贯池州居住”。中华书局1986年校补本。 [57][76]《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14政和五年八月戊申；卷14宣和元年六月。台湾文海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 [61][240]赵翼：《廿二史劄记》卷14《皇太孙》；卷13《太上皇帝》。国学基本丛书本。 [62][63][92]《东都事略》卷17《钦宗皇太子谌世家》；卷106《王黼传》；卷109《李熙靖传》。台湾文海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 [67][108]王成棣：《青宫译语》，见《靖康稗史》之五。中华书局1988年笺证本。 [68][98]《挥麈录》后录余话卷1。 [70][87][105][115][129][133][141][156][157] [159][197][205][209][224][231][234] [236]《靖康要录》卷1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卷11靖康元年十月十一日；卷9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卷1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卷4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卷4靖康元年三月十六日；卷1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卷1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卷4靖康元年三月十五日；卷11靖康元年十月一日；卷3靖康元年三月五日；卷3靖康元年三月六日；卷3靖康元年三月六日；卷5靖康元年四月八日；卷14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卷1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卷15靖康二年三月一日。 [72][109]汪藻：《浮溪集》卷24《尚书刑部侍郎赠端明殿学士程公（振）神道碑》；卷12《王宗 安置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3][222]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续集》卷3《程振》。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杨戬死于宣和三年，徽宗杀杨冯一事当发生在此前。《靖康要录》卷1载，政和六年四月，以“内符宝郎冯杨为家令”。“冯杨”或系“杨冯”之误。 [74][188][193]李纲：《梁谿集》附录《（李纲）行状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5][82][192][201] [203]《梁谿集》卷40《论水灾事乞对奏状》；176《建炎进退志·总叙》；卷83《太宰徐处仁等上道君太上皇帝表一首》；卷44《奏知朝见道君太上皇帝札子》；卷83《渊圣皇帝御笔宣谕一首》。 [77]李纲：《靖康传信录》卷1。《四部备要》本。 [78]参看王曾瑜：《宋钦宗和他的四名宰执》，载漆侠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0][196][225]《宋史》卷23《钦宗本纪》。 [84]王夫之在《宋论》卷8《徽宗六》中对李纲建议徽宗内禅持否定态度，甚至认为:“内禅之失，不可救矣”；李“纲其罪之魁与！”为避免枝蔓，将另作讨论。 [85][96][101][104][107][112]《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6《内禅》。 [90]许翰：《襄阳文集》卷4《论吴敏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5][143][145][147][152][165][169]《三朝北盟会编》卷43靖康元年三月五日“汪藻上宰执札子”。 [97]《三朝北盟会编》卷228绍兴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礼房报孝慈渊圣皇帝升遐”载，当传位诏拟定后，钦宗“俯伏感涕，力辞，因得疾。召东宫官耿南仲视医药，至夜半，少苏。翌日，又固辞，不从。”《三朝北盟会编》卷96《靖康小录》又载，金军攻破开封外城后，钦宗仓皇奔走，正与其叔父、越王赵 相遇，他立即“解龙章授（越）王”，幷叫道：“叔叔自做取，我元道来，我了不得，亦不愿做官家！”越王连忙回答：“死罪，安有此理！” [111]翟汝文：《忠惠集》卷1《赐权管干殿前司公事王宗 楚辞免殿前都虞候恩命不允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4]《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117][190][195][214]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30靖康元年正月己巳；卷30靖康元年三月“命李纲迎上皇于南京”；卷30靖康元年三月“太后至京师”；卷30靖康元年四月“上皇帝至京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9] [142] [175][178] [191] [194][200]《靖康传信录》卷2。 [120]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6《御词》。前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点校本。 [121]陈东《少阳集》卷1《登闻检院二上钦宗皇帝书》称：“童贯等辈统兵二万从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载：靖康元年正月己巳，“童贯与殿前都指挥使高俅继领胜捷军及禁卫三万五千名扈从”。这两个数字显然太夸张。 [122][134][160][163][164]曾敏行：《独醒杂志》卷9《童贯之败》；卷7《童贯讨方腊纵军士杀平民》；卷10《朱勔流毒东南》；卷10《石塔院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 [124]《三朝北盟会编》卷31靖康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诏王黼长流衡州”引《靖康遗录》作“负固村”，因系王黼死地，“百姓谓之负国村”。 [126]参看何冠环：《＜水浒＞第一反派高俅事迹新考＝，载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5期，1999年3月。 [131][148][21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靖康元年四月己亥；卷1靖康元年正月辛巳；卷91绍兴五年七月已亥。 [136]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91。宋元方志丛刊本。 [139]《宣和画谱》卷1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0]“州”字，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入。 [144][149][154][198][204] 李光：《庄简集》卷8《论行宫冒赏札子》；卷8《论宋焕札子》；卷8《乞迎奉上皇帝札子》；卷9《论在京擅离官守人一等科罪札子》；卷9《论蔡攸欲潜入都城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6][189]《庄简集》卷8《论内臣邓珙等状》。 [158]王夫之：《宋论》卷8《徽宗六》。中华书局1964年点校本。 [162]龚明之：《中吴纪闻》卷6《朱氏盛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 [167]王明清：《玉照新志》卷3载胡舜申《乙巳泗州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 [168][171]《挥麈录》后录卷7；三录卷2。 [184]《三朝北盟会编》卷39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蔡攸责授大中大夫”。《宋史》卷352《赵野传》载：“徽宗东幸，诏（赵）野为行宫奉迎使。以左司谏陈公辅言，罢（赵）野行。”赵野虽奉诏、未成行之说不确。李纲《奏知朝见道君太上皇帝札子》称：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臣同赵野、宇文粹中、蔡攸等扈从（徽宗，于应天府天庆观、鸿庆宫、神霄宫）三处烧香。” [185]洪迈：《容斋随笔》五笔卷2《诸公论唐肃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点校本。 [186]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8《书磨崖碑后》。四部丛刊本。 [187]曹勋：《松隐集》卷26《进前十事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2][211]《梁谿集》卷83《奉迎录》。 [206]《系年要录》卷1靖康元年四月己亥。不少士大夫指责吴敏在徽宗时“与（蔡）京、蔡（攸）结为死党”，到钦宗时又“蔽覆蔡氏父子”（《宋宰辅编年录》卷13靖康元年八月乙未“吴敏罢少宰”），只怕言过其实。吴敏确实曾受蔡氏提携，与蔡氏关系较好。他不仅是这一建议的提出者，或许还是其施行者。徽宗由镇江返回开封，蔡攸似乎起过促成作用。钦宗曾肯定蔡攸“劝上皇北归”（《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8《诛六贼》）。 [212]《九朝编年备要》卷30靖康元年四月“上皇帝至京师”。耿南仲之所以“请城守”，据这一记载可知，其诱因在于：“初，童贯部胜捷军从道君东巡，贯贬，军士有恶言。” [213][217]《三朝北盟会编》卷45靖康元年四月三日“太上皇至自镇江府”。 [215][223]陈公辅：《上钦宗乞迎奉上皇笃其孝心》，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0《君道门·慈孝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 [216][219]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2《钦宗皇帝内藏御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20]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八十二《去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 [221]《斐然集》卷25《先公行状》。 [226][227]《三朝北盟会编》卷45靖康元年四月六日“车驾诣龙德宫起居”。 [228][230]《三朝北盟会编》卷57靖康元年十月十日“诣龙德宫上寿”。 [233]《宋史》卷246《钦宗皇太子谌传》的记载与此略有差异：“（靖康）二年，上幸青城，命枢院同知孙傅兼太子太傅，吏部侍郎谢克家兼太子宾客，辅太子监国，称制行事。”《三朝北盟会编》卷74靖康二年正月九日“上朝太上皇于延福宫”引《宣和录》的记载则与此传大致相同。 [237]曹勋：《北狩见闻录》。学津讨原本。 [239]庄绰：《鶏肋编》卷中。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 [241]《新唐书》卷5《睿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可参看《容斋随笔》续笔卷11《唐帝称太上皇》。 [243]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议》卷23《钦宗皇帝·迁幸》。台湾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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