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1 - 今天我们鉴赏一部电影《危险方法》，一起走进心理学大师荣格人生那段最特殊的时期，通过对这部电影的赏析，我们了解到精神分析流派的心理治疗师怎么开展工作的。在心理治疗的历史上两位鼻祖弗洛伊德与荣格是怎样发展了谈话疗法，精神分析中的移情与反移情是怎么一回事，两位大咖又是怎样在学术上分道扬镳的。   1 1. 移情与反移情 20世纪初，从巴塞尔大学毕业后，荣格开始在苏黎士的布尔格霍尔兹利精神病院担任助理医生。1904年8月，荣格接手新来的精神病人、不到20岁的俄罗斯犹太姑娘萨比娜，当时弗洛伊德才刚刚提出笼统的“精神分析治疗法”和“谈话治疗”等概念。
荣格的第一句话非常有意思，“病人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可能会知道，去过精神病院的，或者说是那种具有精神分裂的，至少电影上面看过，这些人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一问非常有意思。实际上这一问里面，包含了就是我们症状，我们可以称为精神病人或者神经症的，他有强迫，有恐惧、焦虑，诸如此类的，背后有什么故事么？  荣格在萨比娜身上以自己的方式实践了“谈话治疗”：他坐在她身后，逐步深入地谈论她的症状、挖掘她脑海中浮现的一些关键意象。荣格还发明了“单词联想测试”：他一个接一个地念单词，被分析者每听一个词，就必须回答出自己第一反应联想起的单词，荣格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对方的反应，包括沉默和犹豫的时间以及说话音量、节奏和语调的变化，从中发现“情结”。  在某种意义上，精神分析学诞生之初的最大突破之处在于：有人开始认真地倾听精神病人的声音，开始尊重这个受到排斥的群体，试图真正去了解他们的心理和人格发生了什么。而他们身上正藏着通往人类潜意识（阴暗面）的暗道。  “谈话治疗”在萨比娜身上起到积极作用，荣格找到了萨比娜的“创伤性硬核”：小时候光着屁股被父亲惩罚，她会从羞辱中获得（性）快感，长大后这种“非法的”快感被压抑了但依旧潜在地干扰着（“被压抑者的回归”）她的感知和情绪。 萨比娜逐渐趋于正常，不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非法快感的不道德之处，而是在谈话中逐渐学会正视自己的创伤性硬核，并用语言将被压抑者说出来，将它纳入现有的话语-能指网络，而不是（用道德）将它再次压抑。  医生总是对病人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份温暖和体贴，让缺爱的斯皮勒林内心产生悸动。 特别是，当她谈到理想，说自己不可能成为医生的时候。荣格的一句，为什么不能，重新给了她希望。 在相处中，荣格也对这个“疯子”刮目相看。她有天生当医生的直觉。他答应斯皮勒林，让她做自己的助手。 终日相伴的两人，谈人生，探讨心理分析的发展。两人互生情欲，发展了情人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非常影响荣格的家庭以及他的声誉的。 我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谦谦君子，有幸福的家庭，太太知书达理……似乎一些完美无缺。荣格惊恐了！自己这是怎么了？怎么会和自己的病人上床作出禽兽般的事情？！更可怕的是自己似乎还享受其中……  影片中荣格请求弗洛伊德的帮助，把自己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他认为自己身上存在一种“一夫多妻的成分”，并宣称“在我看来，一桩美满婚姻的先决条件就是允许不忠”。荣格认为，对一个男人来说，有两种女人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他需要一个妻子来营造他的家庭，并且生养他的孩子；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精神的伴侣来分享他的幻想，为他最伟大的著作提供灵感……” 在影片中，导演将荣格作为医生和情人，这两种身份的矛盾，表现的淋漓尽致。 同时通过荣格爱上萨宾娜以后，才一点点了解了自己的阴暗面，认识了自己的全部。  “对个体而言，为了获得自我，必须接纳我们天性当中的那些低劣乖谬，甚至混沌无序的东西。我们需要用谅解与爱心来对待阴影才对，而不是去压抑与否认。” 莎宾娜最后迁居维也纳，继续接受精神分析医师训练。20世纪20年代又迁居日内瓦，和皮亚杰、第索绪尔都是当地心理分析学会的会员。1923年她返回苏联，1941年和两个女儿一起遭到纳粹枪杀。 她留给荣格最大的资产，或许是两人共同经历情欲的移情与反移情。这一点荣格后来转述成书，叫做《移情心理学》。她的《毁灭作为开始存在的原因》这一篇论文，预告了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弗洛伊德后来的《超越快乐原则》扩展这个理论，并且明言他这个理论是得之于莎宾娜。 2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关系
1907年2月27日，他们在弗洛伊德维也纳的家初次见面。之前他们已经通信一年。荣格很生动地叙述初次见面的情形。他有很多事情告诉他，有很多问题要问他；弗洛伊德滔滔不绝地整整讲了三个钟头。然后，一旁专注的听众打断他的话，建议他们的讨论应该有系统一点。结果让荣格吃惊的是，弗洛伊德一下子就把这些长篇大论的内容理出 几个主题，接下来几个小时，他们才更有益的问与答。（琼斯，1955:36） 这一次见面之后，他们彼此更加互相仰慕。  弗洛伊德也是大为兴奋，很感激有个亚利安人支持他，因为他本来就一直想把心理分析推展到非犹太人社会。他说他的追随者只有两个原创性心灵，荣格便是其中一个： 他不久就开始认为荣格是他的继承人，有时候称他为我的“孩子兼继承人”······荣格就是约书亚，注定要探索弗洛伊德-如同摩西一般-只准他人远观的这片精神医学许诺之地。不经意之间，这句话显示弗洛伊德自许为摩西，多年后这一点又更加明显。 这里面强烈地带有理想化的父子移情及反移情的道。两个人初次见面时，似乎都倾倒在这样的移情及反移情之下。 弗洛伊德和荣格后来又见了九次或十次面，其中包括四次学术大会和一次一起前往美国。  两年后他们在维也纳二度碰面，谈的是弗洛伊德学说之下的心理分析运动。根据荣格对贝内特的叙述，这一次见面他才发现弗洛伊德总是不肯退让，他们的关连从此不再可能延续。这一次见面讨论，两人都听到弗洛伊德家的书架发出很大的声音，好像要倒下来一样。这时候荣格说“还会有”，才说完，书架真的又发出了声音。他们检查书架，找不到什么异样的地方。这件事对荣格而言代表超心理现象。他说他当时就想和弗洛伊德讨论同步事件。同步事件无法用因果法则解释。这个事件或许是预兆他们的分裂。然而弗洛伊德却不愿意认真看待，挡掉了这个问题。 美国行是分歧之关键点 从相识长谈到晕厥决裂，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史中最微妙的“出轨”点应该是美国之行。1909年，两位大学者的美国之行持续了七个星期，他们每天都聚在一起，分析彼此的梦，这是一种亲密而危险的交流。（梦境的叙述贯穿了整部电影，导演却完全没有作视觉上的展现，这无疑是一种遗憾，当然也是一种没有人会轻易接受的巨大视觉挑战。） 有一天发生了一个状况，“对整个关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那一天，荣格分析了弗洛伊德的梦以后，为了更深入分析，问起他个人的生活情形。弗洛伊德看着他说：“我不能拿我的权威冒险。”荣格说，在他眼中，这个时候弗洛伊德反而失去了权威，因为他把自己置于真理之上。 那些日子里，荣格做了一些重要的梦，但他觉得弗洛伊德以性欲为核心的理论却无法加以解释。 他把这个梦说给弗洛伊德听。弗洛伊德一再提到骷髅，要求他作联想。他说知道弗洛伊德又在想他（荣格）“对自己有死亡愿望”，于是故意骗他，说自己联想到老婆和小姨子。就这样把弗洛伊德的分析岔开了。 这一类的事件使他们之间的裂缝愈来愈大，美国之行的种种未知状况，使他们这种紧张更加严重。 而且，荣格还从弗洛伊德的“性欲”偏执中察觉到他的潜意识冲动和病症。 荣格这样回忆：我仍然能够生动地回想起弗洛伊德是怎么跟我说的：“亲爱的荣格，请您答应我永远不放弃性欲的理论。这是一切事情中最根本的。您知道，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 “很明显，他是要我帮助他建立起一道防卫这些威胁性的潜意识的内容的堤坝。”荣格说，一种不准批驳就加以相信的东西，其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压制各种怀疑，但这却与科学的判断再也没有任何系，而只与个人的冲动有关系。 两位学者对潜意识的认识都是深刻的，都意识到了深刻的危险，区别在于：弗洛伊德试图通过设置一个生理学的或生物学的强硬概念，一劳永逸地避免陷入“潜意识”这个泥潭不能自拔；而荣格则希望跃入深渊，在阴影中冒险。在这个意义上，荣格的拥抱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学“方法”是“危险”的。 在那些弗洛伊德无法解释的梦中，荣格发现了大量集体性内容、象征性材料。这些梦开始把荣格引导到“集体潜意识”的观念上来，他对潜意识的研究逐渐从原来弗洛伊德式的个人人格至上论转向集体文化论。而紧接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所上演的群体性疯狂，更像是图解了“集体潜意识”这个概念。 他们的决裂对两人各自的情感都造成很大的冲击。决裂之后的几年，荣格一直苦于艾连伯格所谓的“创作病”。荣格派分析学家穆瑞·斯坦，研究荣格和父亲与所谓以基督徒为形式的原型父亲之间问题重重的关系之后，阐述了他与弗洛伊德关系的背景-包括最后的结局。荣格觉得他们父子都无法对抗当代重大的灵性课题。 有一幕反应的是荣格与弗洛伊德决裂后内心的写意。一个中年人在深秋的黄昏一个人坐在湖边，眼前浮过的是过去的一幕幕和未来的迷茫……与弗洛伊德的决裂，对荣格来说想失去父亲一样受到很大的打击，他开始考虑过去和未来的人生。 无疑，人类总习惯用发达的虚假人格面具来压抑其真实存在中欲望、本能等异质力量构成的阴影，对自身阴暗面缺乏深刻的洞察使人类对付罪恶的能力大为下降，被压抑的阴影的反扑往往使现代人的道德显得那样脆弱不堪。 在《危险方法》的片末，影像结束在愁眉深锁的荣格形象上，接着用文字交代主要人物的结局：格罗斯死于一战后的饥饿，弗洛伊德遭到纳粹驱逐死于伦敦，萨比娜在俄国被纳粹占领军枪杀——精神接近崩溃的荣格静静地坐在椅子中，仿佛看见了他们遭遇到的罪恶。 END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