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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翔
受访人：曾翔 采访人：叶辉
曾翔是一个性情中人。艺如其人，他的作品或生拙，或刚猛，或静雅……其实都是真实的他，只是看创作时的状态是什么而已。当曾翔写出满意之作时，他也许会激动得大喝一声“X的，太牛了”，豪不吝啬地给予自己最高赞誉。他也从来不拿自己是个艺术家当回事，尽管他身在代表国家艺术最高水平的国家画院。采访时，他表示“我不是艺术家，我是艺术追梦人”时，过程很自然，丝毫没让我觉得有半点矫情。这就是真实的曾翔。 叶辉：感谢您接受《艺境》杂志的采访。作为当前最受关注的书法家和篆刻家，能谈谈您是通过什么机缘和艺术结缘的？ 曾翔：没想那么高深，也没想什么艺术，就是为了能吃上饭。我当年当兵走的时候，父母问需要带什么，我就带了毛笔。我们家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一村几十户人家都不识字。亲戚夸我父亲识字时，他会自嘲说“南瓜大的字认识一箩筐”。在农村，会写字就有饭吃。我们哥仨春节出去跟乡亲们写春联，人家会留你吃饭，有被尊重的感觉，满足了我有文化的虚荣心。我带毛笔，就是想着到部队能派上用场。 我们是机要通讯兵，24小时值班，干一天休整一天。那是1976年，黑白电视刚开始流行，大家都觉得很新鲜，挤到一个屋子里看电视。虽然没几个台，但人多，总有想看这个台想看那个台的，我干脆不去抢电视看，待在宿舍里练字。当时写的《灵飞经》，一不小心就写了三四年。这本书白皮的，封皮都快翻烂了，在我家里可能还能找到。文革后资料太匮乏，只找到这本帖子，没办法。当时写字条件很艰苦，坐马扎放床上写，上下铺，墨汁还不能臭到战友。领导看这小子喜欢写字，就让我写黑板报。 说到这里，有一件事不能不提，当时对我影响挺大，也促成我去当兵。我当兵前一两年，部队拉练到我老家，连长和文书住我们家。那个文书就是我书法的启蒙老师。他写记录，用三角尺比对着写，美术字，特别好看，让我当时有些惊着了。那是一个河南人，后来我想找他，再也找不到了，擦肩而过。到部队后，我也曾经用三角板圆珠笔练字，左右开弓开字，仿宋体的感觉。 到了80年代，我20多岁了。《北京晚报》恢复广告，登的有书法培训班招生了，我才有了想法。领导也说，小曾呀，你这么写不行呀，得有名师指点。当时书法培训班很多，欧阳中石等等，都相继开过书法班。 我选的老师是王润。选他的原因，在于我的一点小聪明。当时好几个老师开班，谁教得好，我就去偷听，战友也报班，管得不严的就去听一下，或者直接问问怎么教的。我在想：17块三个月，只讲一个书体“不够本”，四个体听下来，一年工资没有了。一打听，王润老师正讲楷书结构规律，学一样就值了，我就去报名了。当时在东四的一个小学。那时，我22岁了，从18岁出来当兵，到这个时候学书才走上了正规道路。 跟王润老师学了3个月之后，我又跟他商量，后来去他家学习。一学就是四年，先写多宝塔碑，后来写郑文公，后来得奖是歪打正着。 我觉得，颜体像川菜，写不坏人。欧体太严谨，进去了就出不来。人的第一口吃什么很重要，决定了以后会被引导到哪里去。 叶辉：除了王润，在您的艺术生涯里，还有哪几个人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曾翔：后来认识的老师就多了，有刘炳森先生、沈鹏先生、王镛先生。他们对我的影响都不小。 老师多了，见的世面就广了。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刘炳森先生了，当时他还住在故宫边上。认识他也很好玩，是王润培训班一个师兄带我去的。王润先生的包容心很强。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下他的父亲。他父亲王道元先生是一个民国时期的官员，教育家，也是北京四中创办人。他有一句话：只有有个性的艺术，才能传承久远。这句话的艺术观，对我影响很大。 我的学习过程很有意思，老派、新派和中间的都学习了，就这么一路走来。 叶辉：您是如何走出他们的影响，在创作上形成自己风格的？ 曾翔：我还没走出他们的影响。我是玩书法，没有设计自己风格定型的主观想法。比如，非要多大年龄有自己的风格，多大年龄获奖等等，我没有这方面的设计。当时我们“小刀会”的朋友一起玩，思想的碰撞，走到一块儿大家觉得挺好玩。 艺术也像我性格一样，有包容心。我恰恰不是走出老师，而是谁好我就学谁。也不是见异思迁，谁有先进性我学谁。写过刘炳森，写过沈老，应该说我有点小聪明，学什么像什么，但没有把某个时段学什么像什么坚持下去。有点像我老家的谚语，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它不是吃。学什么像什么，当然不以它为学术指向，或者说品牌意识。我的品牌意识一直很差，一直当自己的书法是业余的，没当作专业来做。比如，我书法获奖是在开饭馆期间。过去那些年，我写字的同时开过饭馆，当过美编，当过办公室主任，当过驾驶员，我没把书法当回事，没当作专业来做。现在在专业的岗位上了，也不见得就是专业。 叶辉：您的字被人认为是“丑书”的代表，反对者认为您在挑战传统书法的优雅底线，您自己怎么看？ 曾翔：我觉得自己的字一点也不丑。丑，美，只是审美的角度不一样。如果我觉得自己是在制造丑，我肯定不会这么写。艺术也不能以美和丑来划分、定论，不能以外表长相是否艳丽定美丑，而是要以心灵对美的认识作为标准。所以，社会上说丑书什么我都不大赞成。 艺术的表现，是一个人内心的反映，所以不能认为写得不平整，歪一点，就是丑。如果以平整来衡量，比如说你写得平整不平整，我同意这个观点。所以，我们不平整也不是今天对艺术的划分。平整不代表艺术，不是说你写得平整就是最好，所以王羲之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正，前后齐平，便不是书。后面一句最重要，写得太过平整的、整齐的，不算书法。对于艺术的这个理解，古人就有。我们对于艺术的看法，恰恰不是写歪了就是丑。 文革中有人说李可染画的画是“黑画”，树怎么是歪的，社会主义的树怎么能是歪的？美丑的定论，应该由专业人士来定，有专业的水准，绝不在于社会上这种认为平整就是美，认为飘逸就是美。飘逸是美，但那只是艺术美的一种。那你说，拙是丑吗？拙它不是丑。它也是美的一个元素，是艺术审美的一份子。 如果说评价我的作品，以拙，以生，以厚，还有……有人说我的作品滑稽、可笑，写出了人生如戏的感觉，就像生活中的小品一样，小品是丑吗？那不是丑。这些都有意思，唯独说丑，我觉得是对美的认识太浅显，不够高级。要尊重艺术的多样性，反对媚俗。我觉得，媚俗才是破坏艺术最大的东西，媒体和专业人士要引导大众的审美取向，知道什么是俗，什么是雅，要引导大家反对媚俗。 叶辉：有一种说法，认为书法展越来越没意思了。如也——曾翔书法作品刚刚在全国巡展，整得特别热闹，挺火的。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曾翔：恰恰相反，我觉得展览很有意思，关键看怎么做。我觉得，当代艺术史就是一个展览史。我们古代人对作品的展示，从书斋的把玩，到后来明清的高堂大轴，再到今天展览的风行，就是中国书法史一个演变的过程。至于展览怎么做，做得有学术，有水准，不在于多和少。多了，大家都说展览不好玩了；少了，大家又说胡言多做展览……这都不是评价展览的标准。关键是看你的展览怎么做，以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一切的成功，在于你如何对待你所参与的事情。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我们现在展览很多，应该说，个人展览是对全国美展、书展的一个补充，恰恰是发挥艺术家个性的很好的一个基础。我现在有一点小的心得。无论是商业展，还是艺术展，首先是要拿出自己最喜欢，最能代表自己水平的作品，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按照学术的标准做商业展览。第三条，你要真正对得起那些有商业行为的收藏家、画廊老板。你不能以一种固有的模式打发对方。 展览怎么说好与不好？我最近对他们有一个建议，过去的展览和收藏家建立的是个体联系，比如展览三十件作品，很可能是分给三十个人收藏。我现在有一个概念，可能不成熟，我想以一个展览为收藏单位，便于展览学术化的建立，可能这三十件有不同的创作理念，在创作理念指导下进行整体的策展，使作品更具学术化。将来我们研究一个艺术家，可能不是在研究某一张作品，而是在研究展览形式、研究你的创作，一个展览就是一组作品。这个我是受到当代艺术的影响，像徐冰、曾梵志他们，可能一年就创作一件作品，这一件作品就是我要放到社会上，就是代表性作品。至于传统艺术家，如何做一件作品呢？正好是以一个展览为基础，做一件作品，比如这个展览三十件作品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比如，我今年创作了一个展览，恰恰不是创作了五百件作品。所以我跟很多收藏家交流，以收藏一个展览为单元收藏一个艺术家，恰恰不是考虑你这件作品是不是好卖，将来要出手就是一个展览，连同一个集子，连同研究的文章。 我对当前展览有一点思考，可能我是第一人。是不是第一人不重要，我是这么思考的。有画廊人来，我就说，不要和我说写多少张作品，如果写一百件心经，你这个展览做得起来吗？你要更多地看到艺术家在这个时期，三个月或者一年之内他在研究什么，他展现的作品是否有学术价值，收藏一个阶段集中的东西。这是我站在艺术史上的思考。 这是我最近一两年的思考。事实上也在这么做。至于画廊人是不是坚持，我要求他们这么做，他们能不能坚持我不知道。如果某人喜欢某件作品，可以量身定做呀。比如徐冰，他的天书就是一个品牌，有人需要就定做，当然与天书有联系又不一样。我受当代艺术影响，就是每次做一件作品，写一件容易，写一个整体很难。比如，我这次将要在杏坛美术馆做的，就是以“清、雅、简、静”为主题，作品含蓄内敛，就没有那些厚重、宽博的作品。这就是对展览的追求，并不是拿所有作品去展览，那是大杂烩。 我最近做的六个展览，都各有侧重，都不一样，济南是首展，都非常成功。他们感觉都很惊讶，每次都不一样，这就是我在风格类型上做了一些思考。设计一个模式，确立一个主题，围绕主题去创作，比如徐冰，做的一个“桃花源”、“天书”、“地书”，做的全部是传统文化。进入一个主题之后，围绕这个主题创作，挖掘传统文化深层的内涵。传统的语言，现在的思潮，不得了。这就是中国人的特点，中国文化的特点，别人做不出来。所以中国书法就面临这个问题，如何表现它？我们要提倡这种展览的模式。 叶辉：您是觉得，书法的主题性展览，还有助于时代性吗? 曾翔：艺术要有思想性。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怎么突出文化性？是不是写个性就是文化？现在很多大学教授，一上去就讲“书法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那怎么在作品中体现中国文化呢？如何用传统文化思想指导书法创作？比如说“大音希声”，怎么用书法作品来解释这个美学思想？很多人牛逼哄哄：“大音希声”你的作品里有吗？我们要用老子和孔子他们最传统的思想来表现书法，而不是把“大音希声”表现出来。“大音希声”是一个学术的概念，你怎么能解释？或者你找古人的作品来对接一下。怎么对接？这是一个伟大的命题。“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就是要你不要注重小道和小技，要上升到“道”的高度，你天天在那练字，能写出“大音希声”，写出“大象无形”？那是扯淡。所以说我们市场选择“技法第一”的作品，还是选择有传统文化精神的作品，这就是我们的又一个话题了：什么样的艺术才是伟大的艺术？ 叶辉：这个问题看似有点复杂呀。能谈谈您自己的艺术主张吗？ 曾翔：刚才说的那些也都与我的艺术主张有关。我的艺术主张很清楚，与我的两位老师有关。 王镛先生倡导流行书风时，有四句话：植根传统，立足当代，张扬个性，引领时风。植根于传统，传统很重要，但不是继承传统；立足当代，就是要有时代性，站在当代审美的平台上，关注传统与当代审美的对接；张扬个性，就是一个人要有自己的艺术面貌，独一无二，看着是传统的是古人的，又有新意，是你个人的独创。引领时风，则是流行书风，是当时的志向与表态，表达了我们这些人为艺术不怕怎么样怎么样的想法。 沈鹏先生不知道看到过这四句话没有，他也提出四句话，也很高明：弘扬原创，尊重个性，书内书外，艺道并进。这是他的书学思想。你想实现这样的理想怎么办呢？艺术与修为要并进，这个很高。 这两个学术主张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让我很受启发。我是践行者，也算是我的学术主张，是我创作的指导思想。 叶辉：篆刻是您绕不过去的话题，去年您的工作有变动，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调到国家画院后，担任篆刻研究所所长。这个变化对您的艺术生活有什么影响？ 曾翔：没什么变化。不过，过去对自己的定位没那么清晰，过去是独立个体艺术家，怎么做怎么刻代表个人，与集体没有关系。现在有一个衔，并不是说好听，代表官方学术高度，就有了责任。国家画院明确篆刻作为独立研究所，给我一个学习的平台，也有压力与责任。你怎么去做这个研究所呢？这也是篆刻研究所一直以来没有挂牌的原因，我一直没找到适合的时机，觉得责任太重大，研究所怎么亮相，出台姿态很重要。一晃一年了，这是压在我心头上的石头，做就一定要做好，学术指向必须很清晰。下半年将会举行挂牌仪式，同时推出“中国写意篆刻研究展”。这个展览规模很大，王镛、石开都刻了新作，韩天衡先生也应邀参加了。篆刻名家邀请的很多，展览的形式很新颖，也将开创中国篆刻展览的一个先例。 叶辉：听说您一直在强调“写意篆刻”，在追求工稳、精美为主流的篆刻世界里，写意篆刻怎么让人觉得有些另类呢？ 曾翔：严格讲，写意篆刻不是另类。它是符合中国画的精髓——写意精神。只是现在大家对篆刻的认识存在问题，一窝蜂地追求写实、工稳一路的印章，就像收藏家非要喜欢平整的兰亭序和心经一样。一个艺术形式被喜欢或者不被喜欢，与我们整体的审美取向很有关系。做写意展，也有这方面的思考，策展的学术指向，就是在大家倾向于工稳、精美这种学术诉求，写意印式微的尴尬局面下，我们选择的一个主题。实际上，中国篆刻史上做的最好、最高级的，都是有写意精神，以此为学术指向的一批高水平篆刻家。历史上看，篆刻也是天真烂漫，而不是时下那种工稳，那种追求有违艺术规律。 相信这次写意篆刻展，会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和关注。研究所的第一件事一定要做好。写意印风也有大批名家在为之奋斗，他们的水平也是当代一流的。 叶辉：印章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国外画家是不用印章的，国内一些画家也不用印章或者不重视印章，您怎么看？ 曾翔：用印不用印，与作品没什么大的关系。我们对印章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实用层面，印章这门古老的艺术是独立艺术而不是陪衬。你盖不盖印，我并没有觉得好像是一种必须。王羲之都没盖过印，你能说兰亭序不伟大？是不是画了画必须盖印，这也是需要研究的。 今天的印章，人们还没有把它看作独立艺术提出来。 你刚才提到的一些画家把下三流的印章都拿来盖，就因为他们没有把印章艺术当作一个艺术来对待，只当可有可无的配角。他没有站在艺术的立场上，对印章好与不好有一个思考。 现在之所以工稳、精美泛滥于世，就是因为人们没把印章当艺术，或者用不好的印章，那是因为他们把印章当配角，需要重新给印章正名，印章是独立艺术。这个最重要，也是我们需要思考和深思的，也是篆刻研究所的一个责任。这也是不能妥协的。我们要更多地呼吁印章的使用者，用艺术的态度使用印章，盖到作品上才能强强联合。盖印章是一个画家的审美取向，不是锦上添花，是对画负责的精神。 书法原来也是实用的，后来成为独立的艺术。印章也应该这样。 叶辉：看到有些画家和书法家不会用印章，印章盖得很差时，您是什么感受？ 曾翔：画与印章看似没有关系，但是画与印章的结合是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是一种审美取向，是传统文化的集体呈现。画家有艺术眼光，才能知道印章该盖在哪里。有些画家铺天盖地地盖印，让“土豪金”觉得这幅画真厉害，盖了这么多印。印章艺术性是否与画相得益彰，是否体现你对传统文化认识的高度？ 现在有些画家一遇到篆刻家：你刻印呀，帮我刻一个吧。至于选择什么样的篆刻家去刻，他不想。白来的，不来白不来，画家有这样的认识，不利于篆刻家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画家也不会去想，印章是否与自己的画彼此增彩，反正你刻印，好玩，不要钱就行。这样的画家，能把画画好我持怀疑态度，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缺少高度。用印，就跟穿衣服一样，这个男人穿什么衣服，怎么打扮，也是你的文化倾向。你是高雅的，还是低俗的？这是个很大的话题，需要人们对篆刻艺术家重新认识，重新思考。我们过去老的艺术家，为什么齐白石、吴昌硕、陈师曾，这一批艺术家他都是三栖的。回一个老话题，一个好的艺术家都是三栖艺术家，或者是诗书画印四栖的。他们都对传统文化有虔诚的继承。 叶辉：您觉得出现这种情况，篆刻家是被动的，也是有责任吗？ 曾翔：双向的。一方面，篆刻家没把自己的艺术当宝贝，自己看不起自己，这也是文革之后艺术分野的尴尬，原来书画一起的，现在变单一，也是篆刻家的劣势所在。过去的画家，比如黄宾虹，都是自己刻印，不用别人刻印，甚至以用别人的印章为耻，以自己不会刻印为耻，来证明自己的修养。现在有些人随便到摊上找人刻一个，甚至刻一个萝卜章盖上，就因为对传统文化认识的匮乏，没觉得这是一种修为。 相反，搞篆刻的人自己也轻视自己，因为是单科的，也就刻刻印谋生，不是作为修养的一部分。于是乎，就把自己的儿子，生的太多太穷养不了，就送别人养，自己不尊重自己。 叶辉：你也是“书画印三栖”的一员。除了进行篆刻和书法创作，您还出了几本画册，三样艺术齐头并进。如果给书画印分别打分，满分是10分的话，你给自己的书画印分别打几分？ 曾翔：三样都非常重要，是否齐头并进不好说，他们是我一生的追求，是我很重要的追求的一部分，不以好坏论高低，也不以打分论高低。 如果非要打分的话，就是先后次序分一二三，或者按进入市场分先后。对我来说艺术是一样的，全方位的艺术修养是我的终生追求。时下浮躁的社会，三样齐头并进都做好太难，太难了，但是不能不去做。三样都做好，基于你这个人是否有这样的修养。目前我的修养和前辈比，和老师比，和朋友比，还远远不够做足三样。这不是句套话，还需要好好去学习。 你如果非要打分的话，书法现在刚及格。按石开老师的话说，书法不进入五十岁之后不会成熟。五十知天命，五十六岁书法刚刚开始，刚明白点书法的意思，刚刚及格，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篆刻从理解上讲及格了，从学指向和判断上讲，认识到位了，答卷上可以及格了，但真正反映到创作上我认为还没及格，还在探索当中。我认为有很大的空间，还很有潜质。我敢这么说，因为我的篆刻还没定型，这也是好多人批评我、诟病我的一个方面，但觉得是好事。 绘画更在探索中，刚刚起步。就不说及格，或者打分了。虽然没有经过科班训练，但我有志于探索，要学的东西太多。有这样的信念去学习就够了。 叶辉：您的篆刻和书法面貌比较统一，但是有些画似乎与书法篆刻的风格也不大统一。您是怎么处理书画印三者之间的关系的？ 曾翔：既然你这么问了，那肯定是没有统一。我希望自己的书画印创作有学术思想做指导，我不想过早地把书画印统一起来。但是，我特别希望书画印三者相融，不是你一眼看到就是统一的，但是三者有内在的联系。书画印三者内在联系，紧密性非常重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太重要了。我曾经说过，书法家如果不研究篆刻，就像缺一条腿。他没系统学习古代文字，与那些研究过篆刻的书法家相比，书法会显得单一，与书法的亲近程度也好，理解可能出现偏差。前辈大师做的好，因为金石书画都融入其中了。 叶辉：您觉得怎样才能算一个真正的书画印三栖艺术家？ 曾翔：像齐白石、吴昌硕就是书画印都成功的大师，是我们学习的方向。至于能不能做到，就是你的事了，但这就是我们的标杆、标准，或者方向。起码我们要有信心，要有学习的方向吧。 叶辉：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带研究生多年，您还和胡抗美一起在国家画院和清华大学开班。我注意到有学生临摹您的作品学得很像，您会主动让学生临摹自己的作品吗？ 曾翔：学生写老师，历来有之。一来，老师吸引力太大；二来，学生与老师“臭味相投”，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考了你的研究生或者报了你的班，就是对你艺术主张的认同。在创作上，我赞同心理认同，行动上反叛，那样更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如果学生非要这么去做，肯定也有他的想法。我反对照搬老师，那是自己没有能力的表现。 叶辉：随着时代的发展，电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放下笔用键盘代替写字。您觉得电脑的普及会影响书法的发展吗？ 曾翔：我觉得这是好事。我并不认为全民写书法对艺术有多大的好处。我觉得，全民写书法，对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弘扬人文精神有非常大的好处。所以，我对全民是否写书法，并不站在书法的本身，站在民族的高度是必须的。书法重回校堂，就是当初王镛老师为首、为中国书法院起草的，几位政协委员提交提案，众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电脑不电脑，我不觉得对艺术传承有担心，我只关心传统文化的断裂。如果纯粹从艺术的角度讲，现在真正有志于艺术的表现、表达、创造的人，像我们艺术研究院，现在艺术院校如同雨后春笋一般，有艺术专业人士去从事艺术创作。电脑的普及，可能对艺术的广泛性有影响，艺术的继承上未必有多大影响，也不见得是坏事。 叶辉：您怎么看当前大学的艺术教育？成功吗？ 曾翔：它有成功的一面，普及性上，素质提高非常有利。如果从弘扬艺术上说，仅仅有大学艺术教育远远不够。大学的艺术教育，单独学院式的教育培养不出人才，学生必须走向社会。尤其是对社会责任的培养，社会认知的程度，个人修为的磨练，都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把大师的培养寄托于大学艺术教育，无异于毁了它。大学的艺术教育，才刚刚开始，学子们要在社会的大环境中磨练。 一部社会学，是成就一个艺术家至关重要的前提。这就需要院校导师与主办方要有前瞻的理念，设置学生的学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现在有些学生见到老师像老鼠见到猫，教学没有培养目标，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叶辉：现在书法家抄书成风，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你会把一个内容背下来再写吗？ 曾翔：我从来不背，是故意的。我在书写时喜欢带点陌生性，那样每次感觉都会有点不一样。我怕背会了之后，每次写得很都接近，那是不是我喜欢的。 叶辉：最近几年您的书法越来越受收藏家认同，您觉得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成功，原因是什么？ 曾翔：市场的成功，缘于你对学术的态度。我也在想，为什么这几年我的字卖得还不错。我觉得，可能与我的态度有关。不管收没收钱，只要写字，我就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即使送人，我也是把最好的东西送给朋友，而不是把精品留在自己家里。应酬作品满天飞，有害社会，也有害自己。我一直坚持，虽然不能做到一流，但一定要把最好的状态，最满意的作品拿出来。我的成功，也许与此有关。不管对朋友、学生，还是认识的人我都是如此，只有满意的作品才给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对别人负责，社会就会给你回报。 叶辉：如果有人要收藏您的作品，只想在书画印中选一样，你自己推荐哪个？ 曾翔：看他什么时候来。十年以后，可能有新的认识；二十年后也不同；今天来，可能是及格的东西给你。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能打动你就收藏，如果没打动就不要收藏。 叶辉：您目前书画印润格是什么情况？ 曾翔：润格不代表市场，也别以平尺定价格，我坚持以作品质量定价格。如果非要说一个价格，那就是书法八千一尺，今年的价格。画，说实话卖的不多，我还在探索当中，卖过几张也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价钱搞不懂。现在书法和画在市场上受关注的程度不平等，一个三流画家比写几十年的书法家还要好。画什么价格？我想不低于书法吧，尽管我不舍得卖。因为还在摸索当中，卖了怕对不住人家。 印章现在我有了所谓所长的衔，世俗理念所感染，我的印章的价格……印章不那么值钱，我又不能挡住别人的路，印章定八万一方，四字以内。这也是非常无奈的举措。这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这是无奈之举，严格讲，也是市场对篆刻不尊重情形下的定价。 叶辉：艺术家润格越来越高，甚至一年好几个台阶往上蹦，似乎大家都在攀比，你五千一尺我一万一尺。您现在润格不低了，再涨不怕收藏家们买不起吗？ 曾翔：我倒没有这个担心。我还是很相信市场。收藏艺术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他是艺术家的知音，懂得自然就去收藏。加钱可能影响一批人，但不会影响太多人。有一句话叫“过眼是福”，收藏不见得就去拥有。正确的收藏理念是“懂得”，拥有固然很好，“懂得”更好。王羲之的作品大家都知道好，能人人都去收藏？ 叶辉：您有一次开玩笑，说是画廊对艺术家“威逼利诱”，让书法家越来越不会写字了。这话怎么说？ 曾翔：现在一些人收藏以“字多为美”，谁写得字多，谁写得复杂，谁在炫耀技法，就好像显得高超。我们的市场，好像都陷入到了这样的小道小技上去，不是在围绕中国的大文化在做文章，这即是收藏现在的悲哀。一看到一件作品：哦哟，这幅字写得多，写了九十个字以上，值多少钱。这种泛化、浅薄的收藏，导致我们今天的展览缺少思考，使收藏缺少学术。他没有用我们的文化来指导收藏，用什么“好卖”来衡量。当然，这事有点难，沈先生曾经说过：圈内都没搞懂呢，何况你要求圈外？多么难呢。就是因为难，才需要有人去做，如果大家都不去做，什么好卖写什么，那就完了。 画廊老板和经纪人也需要多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市场需要去引导，去慢慢培育。 叶辉：怎么看书画圈炒作的问题？ 曾翔：炒作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历代都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我不赞成艺术家炒作自己，我不会去做，没意思。艺术家做自己的学术本分就好了。那样去做的人，不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可能是一个混子。他不是优秀的艺术家，炒作可以理解，需要卖点作品养家糊口。 叶辉：您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好卖，想过以后赚钱太多了怎么花吗？ 曾翔：我觉得，多和少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一个人要戒贪，要有平常心。我觉得，钱多了怎么用是个问题，我在国家画院办班，过去想租好点的地方，可能只有想法，做不到，过去出作品集还要收学生钱，现在我写一张字就能解决，就不用学生掏。对我来说，真正要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恰恰是不够花了，不是我自己要花，而是需要用的地方太多了。比如有些朋友想出个册子做个展览，我能不能帮到人家？不是现在这么去干了，而是要干的事太多了。 叶辉：培育收藏市场，您觉得艺术家该做点什么？只是拿出最好的作品吗？ 曾翔：市场是双向的，艺术家要遇到懂你的人，不懂你的人能培养好吗？培养不好。有眼光的市场经纪人非常值得尊重，艺术家如果有缘有福气，如果你的艺术能让很多经纪人懂你，成为你的朋友，对艺术家的市场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缘分，一切都白搭。如果有这个缘分，要珍惜，要善待人家，如果作品卖得好就牛哄哄的，我是大爷，我想你的缘来的快可能去的也快。艺术家对朋友错误的判断，做人不好可能就失去市场。一个艺术家要有良心，才能把市场围住。 叶辉：最后请您总结一下，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您觉得什么精神最可贵？ 曾翔：艺术家是什么概念？我觉得这个题目有点问题。我觉得，我还不是艺术家，我是艺术追梦人。对艺术不懈追求的同时，时常反省自己的艺术，不要“成型”，不要以制造产品的模式制造艺术，非常危险。反省精神最重要。 叶辉：采访临近结束，我们例行会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您觉得自己能在艺术史留名吗？ 曾翔：留不留名不重要。我觉得，在追梦的过程中，别自己看不起自己，宠辱不惊，说你好听的话别太高兴，说你难听也别在意。 曾翔 曾翔，号一夫、木木堂、曲堂。祖籍湖北随州，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办公室主任，中国书法院展览馆馆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曾翔书法工作室导师，北京印社副秘书长，中国书法家协会青少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美院、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等全国十六所大学特聘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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