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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的目标是圣学，即让人们学为圣人或君子，因为圣学，才把它与佛、老区分开来；阳明学的内容是心学，即人人心中皆有成为圣人或君子的良知，因为心学，才把它与程朱理学区分开来；阳明学的方法是实学，即努力实践，做到知行合一，才能成为圣人或君子，因为实学，阳明学才易于实践从而被人所接受。
一、圣学——阳明学的目标 圣学，在王阳明那里又被称为圣人之学、圣贤之学、君子之学或正学，考诸《王阳明全集》里的王阳明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圣学”一词共出现28次，“圣人之学”一词共出现42次，“圣贤之学”一词共出现27次，“君子之学”一词共出现21次，“正学”共出现11次，四者的意义基本一致。圣学，简而言之，就是学为圣人或君子的学问。 圣学从孔子那里而来，《论语》里不怎么提圣人，孔子并不以圣人自居，他曾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在他看来，圣人是极其崇高的，一般人很难做到，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历史上的尧、舜、禹、文王、武王和周公，他还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几乎找不到一个圣人，“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他还提出要畏惧并遵循圣人之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论语》里虽不怎么提圣人，但却多次提到了君子。君子，人们往往把它解为有道德的人，如朱熹解为“成德之名”，杨伯峻的注解是：“《论语》中的‘君子’，有时指‘有德者’，有时指‘有位者’，这里指‘有德者’。”其实这是对《论语》中“君子”的一种误解。 在孔子之前，君子一般指有官位的贵族统治者，在《论语》中，君子首先也指有官位的统治者，但同时，孔子开始把君子与道德联系起来。春秋是一个礼崩乐坏的乱世，有官位的统治者即君子大都不再遵守固有的礼法制度，因此孔子才赋予君子以道德的新义，望图以道德来约束君子的不轨行为。这样，君子才从一个表示身份地位的词转变为有道德内涵的词。 《辞海》中对君子的这种词义转变给出了说明：“君子，西周、春秋时对贵族的通称。君子指当时的统治者，小人指当时的被统治者。春秋末年后，‘君子’与‘小人’逐渐成为‘有道德者’与‘无道德者’的称谓。” 通读《论语》，可以发现，孔子之学其实就是君子之学，即把弟子培养成为有学问、有能力、有道德和有官位的君子。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圣人和君子的学说，赋予圣人和君子更多的道德内涵，淡化圣人和君子的政治地位，强化圣人和君子的伦理色彩，并认为圣人是“人伦之至”和“百世之师”，还把圣人分为几种类型，“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并以为孔子是圣人之集大成者。 唐代佛道盛行，为了对抗佛道二教，韩愈受佛道传法系统——法统论的启发，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他在《原道》篇中详细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道统说，认为儒家的道统由尧、舜开始，中经禹、汤、文、武，传至周公、孔子，又传给孟子，孟子之后，就不得其传了，韩愈自己以继承孟子自居，要把儒家的道统恢复。 朱熹接受了韩愈的道统说，但却不承认韩愈在道统中的地位，而以周敦颐和二程上承孟子，自己则上接周、程。道统说给儒家编制了一个传道系谱，并编制了系谱上的传道圣人，目的是为了让后儒学为圣人，从而把道统接续下去。 道统说中的圣人已经完全成了道德意义上的圣人，如周敦颐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程颐也认为：“圣人与理为一，故无过，无不及，中而已矣。”在道统说中的圣人成了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后，一般人很难达到。 王阳明接续了程朱的道统说，并且用他的心学加以改造，使圣人成为人人可以达到的境界。 圣学也就是成为圣人或君子之学，在王阳明看来，人只要明白自己本有良知，致得自己的良知，按良知行事，就是圣人或君子，因此，只要立志去求，便能恢复圣学。他在《赠林以吉归省序》（辛未）曾有如下言论： 阳明子曰：“求圣人之学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欤！天下之人，志轮而轮焉，志裘而裘焉，志巫医而巫医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见也。轮、裘、巫医遍天下，求圣人之学者，间数百年而弗一二见，为其事之难欤？亦其志之难欤？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见也。” 王阳明认为，那些追求圣人之学而没有成功的人，只是没有立志而已。天下人中，轮匠立志成为轮匠，裘皮匠立志成为裘皮匠，巫医立志成为巫医，他们最后没有不成功的，轮匠、裘皮匠和巫医，天下多的是，但追求圣人之学的人，数百年也见不到一两个，不是追求圣人之学难，而是没有追求圣人之学的志向。 因此，要想恢复圣学，必须得有一批立志追求圣学的人才行。这批立志追求圣学的人平时要相互规劝，相互激励警发，相互讲学，这样才能共同实现恢复圣学的目标。 君子之学，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规切，则亦易以悠悠度日，而无有乎激励警发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学日相讲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而况于吾侪乎哉？ 二、心学——阳明学的内容 “心学”一词，在王阳明之前，并没有出现，顾炎武《日知录·心学》：“‘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心学”实为王阳明所创，考诸《王阳明全集》里的王阳明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心学”一词共出现11次。 “心学”一词虽为王阳明所创，但心学的思想却源自南宋的陆九渊。陆九渊受道家庄子和佛教禅宗的影响，发挥孟子重视心性的理论，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王阳明继承陆九渊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心学”的概念，并认为圣学即心学，他在《象山文集序》（庚辰）里明确指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 前面提到，圣人之学又叫君子之学、圣贤之学，王阳明在《谨斋说》（乙亥）中也说过：“君子之学，心学也。心，性也；性，天也。圣人之心纯乎天理，故无事于学。下是，则心有不存而汩其性，丧其天矣，故必学以存其心。学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诸其心而已矣。求诸其心何为哉？谨守其心而已矣。” 他在《应天府重修儒学记》（甲戌）中还曾讲过：“圣贤之学，心学也。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 《四子》即《四书》，王阳明认为，包含《论语》在内的《四书》是通往圣学殿堂的阶梯。 王阳明提出心学，一是为了反对佛老，二是为了反对程朱理学。在他看来，程朱理学在当时已经很难让人信服，既然不能让人信服，那就没有必要再去笃信，而应该改信别的。 《传习录》上曾记载他这样说：“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 王阳明说这段话是为了回答弟子徐爱的不解：“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徐爱认为他差不多已从内心接受了王阳明的格物之说，但朱熹对于《尚书》“精一”、《论语》“博约”和《孟子》“尽心知性”的解释都有依据，似乎与王阳明的格物解释有所出入，不知该怎么办。 王阳明以孔子弟子子夏和曾子举例来说，认为子夏过于相信孔子，而曾子却是求诸自己的内心，不过在王阳明看来，过于相信孔子固然是对，但不如求诸自己的内心为好。所以，他劝徐爱，既然朱子的解释在你心里有困惑，哪能拘泥于旧有的成见，而不去追求合于内心的解释呢？“旧闻”即程朱理学，王阳明认为，要想接受心学，必须不能狃于程朱理学的旧闻。 孔子虽不怎么谈心性，但孔子却说过“君子求诸己”，王阳明对“求诸己”做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求诸己就是求诸于自己的内心，求诸于自己的良知，他在《题梦槎奇游诗卷》（乙酉）中提出：“君子之学，求尽吾心焉尔。故其事亲也，求尽吾心之孝，而非以为孝也；事君也，求尽吾心之忠，而非以为忠也。” “求尽吾心”即是孔子说的“求诸己”，做到了“求尽吾心”，在事亲的时候，自然就能发自内心地去尽孝，而不是为了博得孝名；做到了“求尽吾心”，在事君的时候，自然就能发自内心地去尽忠，而不是为了博得忠名。 既然圣学是心学，是求诸己之学，所以就要学会为己克己，这就是王阳明在《书王嘉秀请益卷》（甲戌）中所说的“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无己者，无我也”。 三、实学——阳明学的方法 在中国哲学史上，“实学”这一概念争议较大，具有不同的含义，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实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之实学是指自先秦以来注重现实、经世致用的学问；而狭义之实学则是指自北宋中叶以来直至晚清洋务运动之前绵延达数百年之久的实体达用之学，是针对明末理学及王学末流所造成的种种积弊进行理性反思和深层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股社会变革思潮和思想解放运动”。 王阳明的实学基本上可以归属于以上定义的广义实学。“实学”一词，在王阳明之前就已经出现，如朱熹在《中庸章句》题解中所引程子的话：“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 这里的“实学”指的是真实有用的学问。《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也有记载：“公好为大言，未必真有实学，恐适为儒者所笑耳。”这里的实学，指的是真才实学，真本事。另外，在哲学史上，后人把宋代陈亮、叶适等人的事功之学也称之为实学。 考诸《王阳明全集》里的王阳明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实学”一词共出现8次，与“圣学”和“心学”相比，虽然出现频次不多，但也基本可以看成是王阳明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商传认为：“阳明学虽称‘心学’，其实是一门务实之学，是其以救世出发而倡导的思想改造运动。” 王阳明的实学是与其圣学和心学相结合的一种实学。王阳明的实学其实就是其圣学、心学的另一种叫法。王阳明的“实学”之实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是真实，真正意，“纯甫之意，盖未察夫圣门之实学，而尚狃于后世之训诂”，“圣门之实学”是指圣门真实真正的学问，其实就是圣学，也就是心学； 二是实践、实际、现实意，“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意思是实学就在薄书讼狱之间，就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就是心学离不开现实生活； 三是经实致用意，“郡务虽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实学”，经实致用即包括亲民爱民，因为对古代的读书人来讲，为官理政是最重要的经世致用，亲民爱民是治国理政的题中之义。 实学可以说是王阳明从《论语》等典籍中体悟出来的，在他看来，孔子之学就是实学。王阳明认为“夫《论语》者，夫子议道之书”。在王阳明看来，知行是合一的，《论语》既是孔子“议道之书”，也是孔子行道之书。既然孔子之学是实学，是实实在在之学，那就不能只讲，还要力行，也是就习讲实学。 王阳明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这么教学生的。他曾在《赣州书示四侄正思等》上写道：“读书讲学，此最吾所宿好，今虽干戈扰攘中，四方有来学者，吾未尝拒之。” 读书讲学是王阳明的宿好，当时他虽正在江西赣州身负军旅重任，但只要四方有学生来向他求教，他没有不讲的。可见，王阳明认为的学问是现实中的实学，不是关在书斋里才能讲的学问。 《传习录》下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薄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薄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着空。” 王阳明有个管刑狱的下属官员，长久听王阳明讲学，觉得王阳明之学讲的很好，但是他却很为难地告诉王阳明：“你所说之学非常好，但是我平时公务繁忙，有很多案子要断，没时间去学呀！” 王阳明听后告诉他：“我什么时候教你不断案子而去凭空讲学呀？你既然有公务在身，要断官司，那就从断官司上开始学，这才是真正的格物之学。比如断一案子，不能因为涉案之人回答不合你意，便为之发怒，也不可因涉案之人说话正合你意，就为之高兴，也不可因厌恶涉案之人有所嘱托，便要故意治他，也不可因为涉案之人有所请求，就有意屈从他，也不可因自己事务繁忙，就随便断案，也不可因有别人诬陷罗织，便任由他们处置。这些都是有私心的，只有你自己才知道，在断案的时候必须要认真考虑反思，想法除掉这些私心，不要让自己的心有一丝偏倚，冤枉了好人，颠倒了是非，这才是断案中的格物致知。心学其实就在你断案之中，如果离开具体事物去学，便是空想。 王阳明劝导他下属的这段话，很好地体现了圣学、心学和实学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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