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苏轼在滁州的墨宝之二：欧阳修命名的醉翁亭

(2011-10-21 01:13:43)

    欧阳修庆历五年(1045)被贬任滁州知州。被贬前曾任太常丞知谏院、右正言知制诰、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等职。被贬官的原因是由于他一向支持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推行新政，而反对保守之流。韩范诸人早在庆历五年一月之前就已经被先后被贬，到这年的八月，欧阳修又被加了一个亲戚中有人犯罪，事情与之有牵连的罪名，落去朝职，贬放滁州的。

     琅琊山和尚智仙很同情和敬爱欧阳修，为了给欧阳修歇脚和饮酒，就在半山腰造建造一亭子。欧阳修自号“醉翁”，亭子名之“醉翁亭”。 

登琅琊山古道可见中英日三种文字的指示牌（如上图）

“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如上图），

庆历八年三月已未刻石亭上。

     据王兆鹏先生考证，《醉翁亭记》第一次刻石欧阳修曾亲与其事，故后人多以为《醉翁亭记》与《丰乐亭记》皆为欧阳修自书，刻石时间在庆历六年（1046）记文写成之时，其实有误。清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五载有宋人苏唐卿所刻《醉翁亭记》碑，该碑碑阴刻有唐卿与同时人唱和诗作，其中乡贡进士邵忱有和诗一首，其诗如下：

乡贡进士邵忱和

欧公顷岁守滁阳，题记苍颜入醉乡。贤宰特将刊古篆，旧碑不免弃山梁。（旧碑乃陈知明所书）轩楹别构如安屏，笔札难通似面墙。异日智仙来辇去，退蒙从此谢声光。（退蒙乃知明字）

 

从邵忱和诗注释，可知《醉翁亭记》首次刊石乃陈知明退蒙书丹，此一点当确凿无疑。皇祐二年（1050）欧阳修有《答陈知明书》，据此书，欧阳修庆历八年知扬州时与陈知明相识于公宴结束之际，考欧公二月庚寅到郡，二人相识当即此日或略后，虽二人很快即分别，但互有书信往还。《答陈知明书》谓“客之来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11]，当即指《醉翁亭记》由陈氏书丹刻石一事。

又陆耀遹《金石续编》卷十五录有苏轼书《醉翁亭记》石刻跋语两种，其中一种为宋代滁州刻石本，其跋不全。另一种为河南新郑县小字行草刻石本，此刻乃明人以苏轼墨本真迹双钩上石，为全跋：

 

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偏浅，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季孙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未，眉山苏轼书。

据此跋知《醉翁亭记》的第一次刻石在记文创作两年之后，时间为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其时欧阳修已在扬州任上，自欧、陈相识之二月庚寅至三月己未，共29日，推测当时情况，当为欧阳修初到扬州后与陈知明相识，遂请陈氏书丹，遣人刻石山中。

陈知明所书乃正书，字类《丰乐亭记》，字画较浅，当时流传颇广。朱熹有《考欧阳文忠公事迹》一篇，谓：“醉翁亭在琅邪山寺侧，记成刻石，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堂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问作何用，皆云所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朱子全书》第24册第3430—343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按“山僧打碑”一条记录又见于祝穆《方舆胜览》卷四十七。)}

据朱熹文，“山僧打碑”事曾被欧阳修诸子写入“欧公事迹”稿本中，“事迹”撰作时间当在欧公去世之际，故“山僧打碑”事必发生于欧公在世时，即此事并非指苏轼所书《醉翁亭记》，而是指《醉翁亭记》初刻的传播情况。欧公《赠沈遵》序云：“予昔于滁州作醉翁亭于琅琊山，有记刻石，往往传人间。”仅言“往往传人间”，据语意可知当时拓本传播虽然极盛，数量仍较有限，盖拓碑耗时，虽终日锤拓，所得亦不多。但《醉翁亭记》的第一次刻石仍是相当成功的，它对于加速此文的传播、提高作者的声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