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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教育:书院基本规制之藏书与刻书

 zzm1008图书馆 2018-06-02

作者:邓洪波(岳麓书院)

藏书

书院是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文化教育活动的公共场所,藏书则是书院一种永恒的事业追求。继北宋皇帝频赐经史典籍给岳麓、白鹿洞、嵩阳诸书院之后,南宋理学家朱熹、袁燮、魏了翁等一大批书院建设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书院与各学派结合而成的学术需求,终于使得书院挟其林立各地的藏书楼阁、皇皇数万乃至十万卷院藏之数,成就其藏书事业。从此以后,书院藏书就自立门户,得以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一起,并称为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书院藏书既不同于官府藏书之石渠金匮,视若鸿宝,也不同于寺观、 私人藏书之志在保存,以为珍玩,侈谈宏富。它完全服务于院中师生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并由此而形成了公共性、公开性、利用性的三大特征。在书院的内部规制中,书院藏书有着多重功能。尽量多地收藏图书,这是一种文化积累,而一旦进入流通,供院中师生阅读,则是文化的传播。若院中师生凭藉图书进行研究,建立新的理论,则院藏图书又成为书院学术研究的基础与保证。

刻书

图书生产是唐代丽正、集贤书院就有的功能,但那是手抄笔写,没有生产规模。南宋,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有条件的书院皆涉足刻书,形成了堂而皇之的“书院本”,刻书也就成了书院的基本规制之一。为院中师生教学与学术研究服务,谋求书院的发展,是书院刻书的首要任务。与祭祀相配合,书院经常刊刻本学派学术大师的著作,以教授院中诸生。此即本于登其堂必读其书之义,意在明道传学。前述袁燮、袁甫父子在东湖、象山书院两刻《象山文集》,就是明显的例证。又如建康明道书院,奉祀程颢,开庆元年(1259),部使者马光祖率僚属会讲其中,“听讲之士数百”,于是令山长周应合“稡二程先生之言之行,辑为一书,以《大学》八条定篇目”“刻梓以授诸生”。马光祖《程子序》称:“登程子之堂,则必读程子之书。读其书,然后能明其道,而存于心,履于身,推之国家天下,则天地万物,皆于我乎赖”。如此则道以书传,院因学盛,其结果就是书院与学派的结合,书院与学术的共同繁荣。书院还刊刻师生的学术成果,如宋淳熙年间,衡州石鼓书院山长戴溪“与湘中诸生集所闻” 而成《石鼓论语问答》三卷。从书院的内部规制来讲,刻书服务于学术研究和讲学传道,既保存展示研究成果,提高教学水平,又可以流传院内师生以及院外士人之间, 扩大社会影响,还可以配合祭祀,强化学术、学派的认同感,有着多重文化功能,成为书院规制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1.宋·马光祖《程子序》,见拙编《中国书院史资料》第 190-191 页。

本文选自邓洪波教授《中国书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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