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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革命生涯的指路人边江 作者 王敏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那是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之时，17岁的我正在营口市女高读书。受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影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在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天，营口拉响警笛，街上的日本人都突然站立不动，低头落泪；学校也毫无预兆地停课。我背着书包跑回家中时，父亲高兴地将我拉到跟前，把过去从来不敢吐露的事实告诉了我。我听后高兴地拍着手跳起来，说：“原来我是中国人！” 抗战胜利后，市内到处都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景象。我市原地下共产党员张霖、边江、卜昭敏、陶冶、汪明等老同志都公开出面在女高大礼堂（即现在的一高院内）组织宣传学习班，后改称为“军政学院”。当时有学员近500人，多数是教师和学生。由于我父亲与张霖同在花英台小学任教，和张霖、边江等人很熟识，就立即安排我去参加学习。当时参加学习的女高学生很多，边江同志便亲自关心、指导我们的学习生活。通过学习，使我很快地接受了革命史的教育，从心底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坚定了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此后，我和班上的另外几名同学，便与边江同志生活、工作在一起。 那时，市妇联在原海关大楼（现国际酒店）办公，工作的重心是：解放营口纺织厂、烟厂女童工和双庙区童养媳。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吃饭无定时定处，睡觉也没有床，边江和我们同吃、同住,共同睡在地板上。期间，边江同志一直充当着“慈母”和“严父”两种角色。我们当时年龄都比较小，边江母亲般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而指导我们学习工作方面却极为严格，每天晚饭后会布置第二天的学习内容和工作任务，教授我们如何发言并总结自己的工作。在她的耐心教导下，我的工作能力得到逐步提高，很快就可以独当一面了。她还把我列入发展党员对象，经常找我单独谈话，给我讲共产党的宗旨及共产党员的光荣使命。经过党组织的多方考验，由边江同志做入党介绍人，我于1946年2月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46年1月8日，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攻进营口近郊花英台村附近。中共营口市党政机关第一次撤出市区，转移到大石桥东部山区和海城县析木城一带。在撤退中，边江同志带领我们最后撤出，到大石桥后又不辞辛苦地为我们逐个安排食宿。营口第二次解放后，她又奉命带领我们返回营口市府大楼开展劝降工作，那时往返是没有车的，多是步行或坐大马车，一路上很是辛苦，但她却毫无架子，始终与我们一同克服各种困难。1946年3月21日，国民党新六军（缺二〇七师）、第九十四军第五师、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等部，分几路向鞍山、海城、营口进攻。面对敌我力量的悬殊对比，中共营口市委提出暂时放弃城市、保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的决策，再次撤出营口。其后，我们到岫岩海城一带做卫队后方工作，边江同我们一起遇山爬山、遇河下水，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可每当百姓派饭时，她都让我们先吃。边江同志的这种不怕苦、不怕累，时时刻刻以身作则的精神，更加坚定了我不畏困难、坚持到底的革命信念。 如今，边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但她那种忠于党、忠于革命、关爱同志的精神和不畏艰辛、一心为革命的形象，将永远牢记在我的心中！ 本文选自《营口春秋》2016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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