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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在其《题乌江亭》一诗里写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意在指责项羽胸怀不够宽广，如果能包羞忍耻东渡乌江，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那么天下姓项还是姓刘，犹未可知。
王安石看到这首诗，嘿然冷笑：文人墨客除了大抒骚情，能有几分真见识！于是他提笔写了一首《叠题乌江亭》，道：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意思是说，项羽失败已成定局，败势难以挽回，江东子弟未必肯随他卷土重来。
今日，我们就以现在人的眼光来简单评论一下这场口水战。 王安石不仅名列“唐宋八大家”，另一个重要身份则是：政治家，曾经官至宰相。他的目光自然比文人墨客要精深，别具新意，就见识来说，比起杜牧的泛泛之论，的确高明的多。项羽拒纳人才，刚愎自用，使江东子弟疲劳奔命，枉自捐躯，到了兵败乌江，八千江东子弟竟无一生还；坑杀降卒三十万、火烧阿房连三百里，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项羽何德何能，能使江东子弟再次为他的霸业卷土北上，血洒疆场！王安石的设问，巧妙地道出项羽不愿说出口的深衷：我不过江，不是不愿，而是不能，因为没有人愿意追随我了！
杜牧则是咏史的大手笔，简单的“折戟沉沙”四个字，蕴含了多少沧桑往事。这首《题乌江亭》是杜郎对历史悲剧的凭吊，是怀古的抒情嗟叹。他劝慰项羽当在逆境中奋起，不失为一种人生的鼓舞，但是对项羽功过的分析以及对项羽兵败的评论，未免有不妥之处。
杜诗是文人的咏怀，王诗则是政治家的沉思。世人常说“唐风宋骨”。风者，情也；骨者，理也。也就是说唐诗善于抒情，宋诗善于说理（著名的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为有源头活水来等）。抒情太滥易于矫揉造作，说理太死易于呆板说教。但总体来说，唐风略胜于宋骨（小编个人偏爱，不喜勿喷）。以这两首诗为例，王安石立论新奇，理由充分，赢得了口水战的胜利，可就文学性与知名度来说，王诗则又略逊于杜诗。
作为一个史学家，司马迁却有着文人的浪漫情怀，对悲剧人物抱有极大的偏爱。尤其是对项羽，这个与本朝高祖皇帝大打出手的人。这也许是出于对刘汉王朝的憎恨。巨鹿之战时，项羽破釜沉舟、以一当十、大破秦军，楚兵呼声动天，诸侯无不人人惴恐，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睥睨天下，何其壮哉（小编每每读到这段总是双手捧胸、眼现金星状）；垓下突围时，项羽大呼驰下，溃围、斩将、刈旗；路逢赤泉侯杨喜，嗔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将项羽塑造成一个一往无前、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被理学家朱熹评价说：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
李清照诗云：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于项羽自刎乌江这一行为极为赞赏，认为这才是大丈夫所为。杜牧认为项羽不应该自刎，王安石认为项羽应该自刎。表面是李王对杜，2：1，李王胜；实则是李杜对王，2：1，平局。因为李杜抒发的都是文人情怀，都是被太史公的《项羽本纪》所感染，不管认为项羽该不该自刎，都对其敬仰有加；王安石则以政治家的深邃目光，透过现象看本质，看穿了项羽的真面目，对其持谴责态度，认为他就该此地自刎以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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