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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举制度废除与儒家意识形态的去中心化（传统士阶层的衰落） 儒家学说构建出传统中国社会的价值、秩序的理论框架并为这个框架持续不 断地提供动力和支持。科举制度的开创和长期稳定的施行则为传统中国社会提供 了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制度支持。儒家学说在传统中国社会扮演着尤为 重要的角色，在科举制度的作用下建构出这样一个体系：传统的官僚体系与儒家 意识形态分别为至高无上的皇权提供制度支持和思想支持。家族社会作为一个人 才的周转系统，为儒家意识形态产出修身、齐家的“士”，同时为官僚体系产出 治国、平天下的“仕”。科举制度的作用就是打通儒家意识形态和官僚体系，也 连通士到仕的社会角色转化，使接受意识形态教育的士通过考试，进入仕途。此 外，科举制度下儒家经典作为教科书在私塾与太学中被充分肯定、广泛传播并且 作为科举考试的规定内容被官方最终肯定，由此赋予了儒家学说的绝对权威。科 举考试使得儒家思想中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一方面由教育与管制传播到了民 间，一方面由制度与文本渗透到了法律”，日益“世俗化与道德化，并作为一种 荣誉与象征，向社会垂范”，成为“整顿风俗与生活的教官。” (葛兆光 1998) [4] 儒家思想凭借科举制度在普通百姓中被广泛传播，获得了价值认同，科举制度也 因此成为了社会整合的中心（如图一）。 然而儒家学说在魏晋、隋唐时期一度受到佛教、道教思想的冲击，呈现出儒 家意识形态去中心化的趋势。但是在宋、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社会整合中心的稳 定维持下，儒家意识形态被广泛世俗化、认同化。19 世纪后期复杂的时代背景 下，儒家学说遭到儒家内部严重的质疑与批判，真正开始了儒家学说的去中心化 历程。但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强大的价值认同和科举制度庇护下，思想界普遍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儒家意识形态并没有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土崩瓦解，国人 仍然希望在儒家文化中寻找合理内核，再建民族自信。 直到科举制度的废除引发礼所赋予士的社会地位受到挑战，这直接挑战了儒 家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导致了原有的“皇权—士绅—民众”整合模式趋于瓦解。 充当沟通上下中介角色的士绅本来帮助国家实现对社会的宏观统治。从实用主义 角度讲儒家学说一定意义上是依附在科举考试之上的，科举制度的废除，贬低了 儒家思想在士绅群体认同中的价值。这一阶层赖以维持的科举制度被撤销，那么 在没有有效的机制加以补充的背景下，他们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上层机构与下 层机构更为脱节”。（黄仁宇 1982）[6] 同时传统的士、农、工、商四维社会结构迅速瓦解。传统社会中士作为官吏 基本来源的格局开始废止，道统与政统两分，士和官僚阶层的必然联系减弱了， 不再一身兼有文化与政治的双重身份。四民之首的士开始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 并随着读书人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而不断加剧。至此， 中国社会便不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士人。 西学东渐的势力愈加强盛，西学兴起，诸子学复活，儒学却呈现没落趋势。 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以前由科举制度形成的 那种巨大凝聚力消散了，代之以一股不可遏止的社会离心力。形成了军、商、士、 工、农多维社会结构，游民、饥民甚至帮会、土匪等多种社会力量也加入到社会 参与中，加剧了社会整合弱化。士阶层社会地位的下降为军、商阶层社会地位的 提升提供机会。权威的丧失导致权力的下移，但是却没有任何一个阶层有足够的 能力利用这一项权力。社会阶层明显增加，可是各个阶层的关联性与活动弹性的 弱化导致各个阶层之间更加具有冲突性与矛盾性。这种分层现象“有降低社会整 合度、引发社会冲突、妨碍社会良性运行的消极作用。” (郑抗生 1994) [7] 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打破了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之间稳固的联系以及儒家 学说与其自身所构建的传统社会的政治运作秩序。凝聚社会的中坚力量被取缔之 后，社会趋于一盘散沙，失去了结构性。社会信仰、社会权威产生危机，士人信 仰的孔子被否定，士人及民众对皇帝权威产生迷离，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人治” 思想无论在思想意识层面还是政治意识形态层面都遭受到严重的冲击。这种背景 下立宪主义、共和主义、地方主义等思想激烈碰撞形成一个类似于春秋战国的“百 家争鸣”局面，在这种意义上科举制度的分废除加速了儒家文化的去中心化。价 值认同走向多元，国家的未来走向问题也难以达成共识，造成社会整合的严重弱 化，及由此加剧了政权下移、军阀混战的政治局面。 [6] (美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 中华书局 1982 年 5 月版 第 265 页 [7] 郑抗生 主编 《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1 月版 第 310~31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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