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到最后，不是写字，是写心、写人！

图1 张建会 全国第五届中青展作品（1993年）

杨吉平点评

（山西师范大学书法学院副院长

兼书法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张建会的隶书给人的印象很模糊，很难让人有深刻的记忆，甚至很难有记忆。一般来说，书法作品难以给人留下印象，要么是个性不强，要么是远离法度。从技法而言，张建会先生问题不大，那就应该是其他问题。

相对而言，张建会全国第五届中青展入展作品（图1）更为醒目一些，墨色饱满，点画厚重，结字平正端严，有明显的篆籀气息，结字也颇为舒展自然。除了取法汉隶，个中显然有伊秉绶的影子，也有吴昌硕的做派。可以说，这件作品的融合是比较成功的，也有北方书法家的开张与大气，不足则是其落款行书的幼稚与孱弱。

图2 张建会 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2017年）

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图2）的明显提高并非是张建会擅长的隶书，而是他的行书。看到此件作品的落款，可以知道他之前在行书修养上的欠缺。其行书有米芾的丰盈洒脱，也有王羲之的自然庄重，审美感染力超过其正文隶书。

而其隶书则刻意变化，行笔优柔寡断，结字不伦不类，点画之间也缺乏呼应，甚至有气息断绝之虞，尤其是侧锋的主动运用几乎毫无道理，可以看出，张建会在有意追求生涩、追求稚拙，而结果则是不伦不类。张建会的这个问题出现在大多数当代书法家身上，具有普遍性，根本原因便是其文化修养，主要是哲学修养，再说白一点便是美学修养不够。

许多人写了一辈子字，画了一辈子画，唱了一辈子歌，到底不知道什么样的字是好字、什么样的画是好画、什么样的歌是好歌，可谓哀莫哀兮！缺乏对美的本质的认识，便不可能有高超的艺术思想，没有独立的艺术思想，如何能有对艺术美丑的辨别能力？因此，对张建会先生而言，缺乏的不是书写能力，而是对书法的认识。

前数日，一位弟子替刘文华先生鸣不平，认为笔者对刘先生“写手”的评价有失公允，原因是刘文华每次讲座都大谈特谈文化修养的重要性，笔者回答：刘先生强调了，但他自己读了多少书？学术著作有多少？他自己有文化吗？

在笔者印象中，张建会搞讲座基本不谈文化，只讲技法，只谈小儿科，这连刘文华尚不及，余则无从谈起了。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书协的一个隶书展中，张建会先生将“寒梅”写作“寒海”，一件楹联尚要写错，足见其对文化修养的漠视程度。

周德聪点评

（三峡大学书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硕士生导师）

张建会先生以隶书称誉当代书坛，他的隶书，始终走在探索的路上。隶书作为衔接古今文字的桥梁，在本源上承篆书而来，故其古意盎然，又因其笔法体式的改变，开启今文字的便捷书写，自然新理异态。

许多有识之士便主张习书从隶书入手，盖由承前启后，入古出新也。张建会先生的隶书，其早期取法汉隶，笔法谨严，起笔含茹，行笔浑劲，收笔或藏或露，其藏者如篆籀之圆厚，其露者也有回护之意趣；结字整肃，笔画布排之际虽匀犹疏，纵敛有度，造型取势，方者端庄，长者俊秀，扁者展拓，规矩方圆，尽显法理。

他将汉隶之一碑一奇均内化在自己的笔墨意象中，并非某一碑一帖之简单挪移。尝见展厅汉隶集字之作，虽形似神近，终觉少了“自己”对经典的取舍与活用，张建会先生显然高出时人许多，他是用汉隶之法表达古意与己意，并在与古人的对话中形成自己的语言特征。

在学习隶书的道路上，他自言“宗汉石法，尚简书意，取摩崖象”。可见，他的隶书取法是以汉隶为宗祖，又对简书的书写性十分崇尚，复对摩崖刻石的自然之象进行提取整合，才渐次形成他由生而熟，由熟而后生，古拙朴茂、整肃庄严的品格。

从他全国第五届中青展与全国第四届青年展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种隶书风格演变的轨迹——由尚法向尚意的转变，其间渗透了他对正与奇、古与今、熟与生、拙与巧的辩证思考与努力实践。

早期的蚕头雁尾与平顺分布，现在变得直质劲挺且有欹侧之势；早期线条的光洁圆润，现在变得紧涩苍茫；早期中正平实的结字样态，也变为现今峭拔生拙的空间形象。这种改变，不仅关涉对技法的拓展性认知，更关乎对隶书承前启后与未来走向的探索性试错。

当汉隶作为一种经典范式——无论是笔法的蚕头雁尾的强化，还是结字左右开张的“八分”，抑或章法字距大行距小的定式，皆在一代代学人传承之下，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所谓“唐隶”与“清隶”。尽管从取法的高古而言，“唐隶”与“清隶”对后世的影响尚不及“汉隶”，但“汉隶”所建立的规范却被后世程式化延续。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张建会对汉隶笔法的重塑——向篆书讨圆劲，同时又省去“燕尾”不作楷法的线条，就显得格外富于古意且有新意；他打破隶书结字的常规，在空间疏密、部件参差、外形多变上独具匠心，从而形成了具有“张建会意味”新体特征，影响当代书坛隶书创作的风格走向。

我以为，以张建会为代表的新体隶书的创作，是对清隶以远的超越性实践。也许这种探索还不尽完美：为求生拙古雅而失去了“书写性”，线条质直而缺乏应有的鲜活。如何避免此弊，值得建会先生深思。

亓汉友点评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书法势理论研究所所长、

教授、硕士生导师）

张建会先生是当代隶书创作方面颇有思想的书法家，在隶书创作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主张学书法要博涉约取。

他说，隶书的精神在正大和朴素之间，这是两汉文化的表征，是民族精神的筑基。今观其前后两幅作品，正是由于其博涉约取，形成了其像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这种朴素自然的险绝的隶书风格。下面利用书法势理论对这不同时期的两幅作品进行分析。

笔法势方面：在全国第五届中青展作品中，作者起笔笔法运用了裹锋、折笔等笔法势因素，以裹锋为主；行笔笔法运用了绞锋、铺毫等笔法势因素，以铺毫为主；收笔笔法运用了折笔、裹锋、中位出锋、按笔上位出锋等笔法势因素，以裹锋为主，隶书的蚕头燕尾依稀可见。

在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中，作者起笔笔法运用了裹锋、中位露锋、折笔等笔法势因素，以裹锋为主；行笔运用了绞锋、提按、铺毫等笔法势因素，以绞锋为主；收笔笔法运用了折笔、顿笔、提笔等笔法势因素，以提笔、顿笔为主。

由于两幅作品作者运用笔法势因素的侧重不同，形成了线条等不同风格：在全国第五届中青展作品中，每一个线条相对是均匀的，呈现的是面的质感，主笔有蚕头燕尾等形态；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中，线条的粗细是变化的，呈现的是柱的质感，主笔几乎没有蚕头燕尾等形态，这种笔法呈现的是质朴的特点。见下图：

张建会全国第五届中青展作品中的『飞』字

张建会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中的『飞』字

字法势方面：在全国第五届中青展作品中，作者运用了上紧下松、上松下紧、左紧右松、左松右紧、上下松中间紧、相对均匀字法势。以疏密字法因素为主，线条的长短字法势因素的应用有明显的“左齐”或者“右齐”的规律。

在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中，作者运用了上紧下松、左紧右松、左松右紧、上下松中间紧等字法势。以疏密、粗细字法势因素为主，线条的长短字法因素的应用更符合“型由心设”的规律。

如下图中，“画”字在全国第五届中青展作品中符合“左齐”规律，符合正大气象的要求，而在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中符合“型由心设”的规律，这种字法势有着符合自然法则的“天真、质朴”。

张建会全国第五届中青展作品中的『画』字

张建会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中的『画』字

章法势方面：在全国第五届中青展作品中，上（下）联的纵横关系是横（横）、横（纵）、横（纵）、方（方）、纵（横）、横（横）、纵（纵）；在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中，上（下）联的纵横关系是方（纵）、横（纵）、纵（横）、横（横）、纵（横）、方（横）、纵（横）。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的上下联中对应的字只有一对是相同的纵横章法势因素，而在全国第五届中青展作品中有四对是相同的纵横章法势因素，可见，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品中的章法势变化比全国第五届中青展作品丰富。

通过以上笔法势、字法势、章法势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全国第五届中青展到全国第四届青年展，作者在险绝的道路上，由险绝走向更加险绝，形成了朴素、自然、险绝的隶书风格。

作者之所以形成了现在这种风格，和其对艺术的追求是相一致的。张建会先生说：“我从隶书学习创作中，从对两汉古人所遗资料的研究中，总结出三方面的艺术追求：一是气象，二是法度，三是意蕴。”“我每每于正大气象中把握古质之本，碑、简、摩崖、墓志，凡汉隶所遗存，多有吸收，确立了宗汉碑法度，取摩崖气象，尚简书意趣的创作方法。”

他认为：“书法到最后，不是写字，是写心、写人，写人的思想、情感、情怀、气质，画如其人，书如其人，是思想情感的一种物化。”“有些书法作品带有探索性，未必成熟，但有积极意义，比对传统亦步亦趋的，对我们的启发可能更大。

因为有些成熟的书家的作品，看似完美，往往形成一种惯性思维，缺乏新鲜感，令人熟视无睹；恰恰是那些不够成熟的探索中，有些鲜活的生命力蕴含其中，是你所没有的，能提供一种思路和范式，促进你的思考。”从作者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追求的是朴素、正大的书法风格。

笔者以为，作者朴素的风格形成了，表现在笔法方面的质朴和字法、章法方面的处理，符合阴阳的自然法则，作品由此形成了天真的意趣。但作者追求的正大气象还没有出现，或者还在形成过程之中。

因为作者的全国第四届青年展隶书作品中，表现隶书正大气象的笔法势、字法势没有显现出来，如笔法中的蚕头燕尾、字法中结体的整饬性等。原因是作者在追求朴素风格时，把隶书作品笔画的整饬性特点变化成长短明显不一的“天真童趣”，失去了隶书威严、庄重的正大气象。

用自然、朴素、天真的书法风格来表现正大的书法气象需要在笔法势因素、字法势因素的运用上有所取舍，即作者所言的“博涉约取”所约取的笔法势因素、字法势因素要有“正大”的气象。还需要经过一个孙过庭所言的“从险绝复归平正”的历程，这个历程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质的变化过程，需要作者对书法认知进行再认识、再升华。

本来，隶书能够写到这样的水平，已经是凤毛麟角，但作者是中国书协副主席，所以社会对他的期待会更高。又加之作者的年龄优势、对书法的认知优势（如作者所言的“有些书法作品带有探索性，未必成熟，但有积极意义”等观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作者在“博涉约取”的“约取”方面更精准一些，一种朴素正大的隶书风格一定会在张建会先生的笔下出现，那将是一个值得在书法历史上记载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