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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寺不仅有诗僧，还有谙熟书画艺术的僧人，虽然至今无处觅求这方面的历史实物遗存，但是在方志方面仍然断断续续地有些涉及。 最早与圆明寺相关的书法家是嘉兴谈相。“旧志云：殿额及山门匾，明嘉兴谈相所书，为一邑之冠，今惜易去”。而沈云在《盛湖竹枝词》中说是：“毁於兵燹，里人沈景修重书”，谈相，嘉靖时（1522—1566）人，曾应诏书“望月亭”额，被嘉靖帝“授中书”，故名闻天下，他的书法自然珍贵。沈景修则是晚清时人，由王江泾迁来盛泽并定居，亦以书名于世，余曾专门撰文介绍过。这圆明寺的殿额和山门匾能由沈景修来补上，也足证他的书法早就被公认，堪与谈相的媲美。但要说明的是无论谈相与沈景修，均非佛门中人，圆明寺僧中擅诗词书画而被载入史册的，另有数人，其中尓初僧已有专介，不再赘述，尓初以后，有霜崖接班，但除了吴江徐崧之《百城烟水》中有“尔初嗣霜崖”一句外，讫无其它资料。此后，圆明寺僧首推实源。 “实源，初名三友，居青浦白鹤江，投来青阁为僧”，估计这来青阁也无权剃度，故“薙染於盛泽圆明寺，受戒十余年”，据《青浦县志》记载：“喜画梅花，因号梅花禅子，华亭（上海松江）张文敏照延主横云别业，适凿井有甘泉之应，更名一泉。历主福严（桐乡石门）、华山（江西崇仁）、罗汉（吴江黎里）等寺，乾隆十六年（1751）高宗南巡，进呈梅花长卷，御书福字赏之，后有乞其画者，款署‘赐福沙门’。晚年至京师，旋往保定莲花寺，久之示寂，其骨塔於华山，而遗影归於圆明寺。”显然，这实源（后名一泉）是一位很有影响的高僧，前不久曾看到黎里李海珉写的一篇叙述罗汉寺的文章，也有关于实源住持罗汉寺和喜画梅花等情事，惜涉及圆明寺的内容完全略去。实源后，又有际清。 “际清，字薑圆，圆明寺僧，工诗好读书，喜与文士交，时计璸、龚昇、徐继樨辈结诗社於璸之读书乐园，清亦每会必至，拈题斗韵，甚相得也”。从《盛湖志》中的这段记载看，这际清乃清雍、乾时（1723—1795）人，而其时盛泽已结有诗社，这一信息很重要，虽然还不知道这诗社的社名、规模和诗作流传等情况，但至少证明比沈烜、周梦台等人于嘉、道时（1796—1850）创建的红梨诗社要早了数十年。 继际清住持圆明寺的叫正坤。“正坤，字竹坡，少薙染於洞庭山某寺，后住持圆明寺，主讲席三十余年。焚香静坐，专精梵行，工诗，善画墨牡丹，一花一叶，古韵出尘，尤善翎毛，意致如生”。按大致时间推算，这正坤住持圆明寺当跨越在乾、嘉时期了，因为历代有擅诗词书画的僧人承续，致嘉、道（1796—1850）时的红梨诗社要“结社於圆明寺侧，月一会或再会”了。 盛泽历史上最早出现与宗教有关的是一所观音庵，俗称小庙，地址就是“小庙港”，而始建于西晋泰始五年（265）的桥，就称“庙桥”，后来正式名称叫“东庙桥”，也就是说，公元265年前，这观音庵已经存在。因此，盛泽的宗教历史也已延续了1750年，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到同治版《盛湖志》和《盛湖志补》的问世，被采入方志，存在於老镇区和近郊的寺、观、庙、祠、庵达81所之多，其间产生的方外名人，能诗擅画的数不胜数，虽限于资料，难於一一尽述，但这里所反映的仅仅是两所禅院，且主要是圆明一寺而已。既然佛教与佛教文化是构成地方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读这方面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成就亦所愿也，以后将逐步发掘整理。 萧海铭/文 摘自2015.1.25《新浪博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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