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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相继50年的贵族叛乱奠定了民族主义基础

 斯郎曲培卓拥 2018-06-05

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库尔德贵族领导的反抗斗争,第二个阶段是宗教领袖领导的斗争,第三个阶段由世俗知识分子和军官阶层领导。

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相继50年的贵族叛乱奠定了民族主义基础

库尔德一语最早始于阿拉伯帝国时期。公元7世纪随着对外交往的加深,“库尔德”一词逐渐广为人知,意为“英雄的人们”或“勇士”。1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五大库尔德王朝:北部有沙德达迪斯与拉瓦迪斯,东部有哈桑维迪斯和安纳齐德,西部是马尔万迪斯。

12世纪,塞尔柱王朝苏丹桑贾尔建立了一个名为“库尔德斯坦”的省份,范围相当于今天的伊朗库尔德斯坦省,以巴哈尔为首府,库尔德斯坦的名称从此流传下来。

13世纪,蒙古大汗蒙哥六弟旭烈兀打败统治库尔德地区的阿拔斯帝国,建立了伊尔汗国。

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相继50年的贵族叛乱奠定了民族主义基础

16、17世纪,伊朗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相互攻伐,将库尔德斯坦被一分为二,最终后者凭许多优多优势控制了大部分库尔德地区。1514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查尔迪兰一役彻底击败波斯人,从此将大多数库尔德人变成帝国臣民。为了争取库尔德人,苏丹赛里穆采纳比提里斯省长、库尔德人哈基姆·伊德利斯的建议,在当地建立了16个拥有自治地位的库尔德公国,公国的王公称为埃米尔,20个桑贾克(相当于省级行政区),桑贾克的长官称为贝伊(地方长官名,仅次于帕夏,即新疆等地的巴依老爷),还有一些小的库尔德采邑。

这些库尔德埃米尔公国拥有与帝国中央相似的政府结构,保持行政独立。自治强化了库尔德人的独立意识,使得后来任何削弱其政治特权的意图都遭到了激烈反对。

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兴起:相继50年的贵族叛乱奠定了民族主义基础

两大帝国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停息,直到1639年,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祖哈布条约》,库尔德斯坦被正式一分为二,这一条约对后世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影响深远。

18世纪,奥斯曼帝国实力下降,帝国有识之士开始有意识进行改革,改革重点是加强中央集权,遏制地方分权。改革在库尔德地区遭到了部落贵族的反对,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叛乱。

1806年,巴班公国易卜拉欣·帕夏·贝贝去世,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决定废除巴班部落选举埃米尔的惯例,此举遭到了易卜拉欣侄子阿布杜拉赫曼帕夏的坚决反对,并首先发起叛乱,三年后,巴班部落兵败,阿布杜拉赫曼帕夏逃亡国外。

此后,土耳其南部、伊拉克的里万杜兹、埃尔比勒和摩苏尔等地也相继发生了库尔德贵族叛乱。最著名的就是1847年的贝迪尔汗起义,贝迪尔汗起义的原因同样是不满奥斯曼的集权改革以及把其领地划给仇敌穆罕默德帕夏执政的摩苏尔省,但是叛乱也很快就被奥斯曼政府镇压。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奥斯曼国内兵力空虚,一些库尔德地方势力业蠢蠢欲动。1855年,叶兹丹·谢里率2000士兵发动叛乱。叛军一路势如破竹,接连获胜。奥斯曼最高波尔特(中央政府)准备镇压库尔德叛乱,但尚未行动,叶兹丹的人马便自行解散。主要原因是英国为支持奥斯曼帝国

与俄国作战、派外交官贿赂叶兹丹手下的部落首领,劝其放弃与政府作对。同时,叶兹丹也受英国人诱骗,被苏丹政府囚禁。

叶兹丹叛乱失败,意味着传统形式的库尔德叛乱时代宣告结束。

改革还损害了苏非教团的利益,最早由宗教人士发动的库尔德叛乱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领导人是纳格什班迪教团首领谢赫·伍拜伊顿拉。1877年,伍拜伊顿拉利用库尔德人对伊朗、奥斯曼两大帝国政府的不满发动了叛乱。他首先争取外部支持,派人向麦加谢里夫、埃及赫梯夫和俄国求助,求助无望后,伍拜伊顿拉又向英国领事写信求助,称库尔德人是单独的“民族”,并对“波斯和土耳其政府的罪悲行径”表示抗议。伍拜伊顿拉还和美国人联系,希望能获得美国支持。谢赫·伍拜伊顿拉开启了近代库尔德反政府势力公开与西方结盟的先河,他也是第一个公开倡导库尔德自治的人。

但是谢赫·伍拜伊顿拉的叛乱遭到了土耳其和波斯的联合镇压。

19世纪的叛乱激发了库尔德人的族群意识,进而为20世纪现代库尔德民族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东库尔德民族主义有了明显的发展,新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来自知识和军官阶层,包括19世纪叛乱贵族的后代。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川库尔德地区,部分库尔德民族主义者兴办了具有明显族群性质的语言学校、俱乐部等文化组织,推动库尔德族群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激发族群意识,加强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有人还大胆发表从奥斯曼统治下“解放”库尔德斯坦的言论。库尔德诗人霍仪提出:“库尔德人只有借助笔和宝剑才能实现建国。”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承诺给国内不同族群以自治地位,使各类民族主义及其组织深受鼓舞,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库尔德合作协会”,以“复兴和发展库尔德斯坦”为宗旨,推动库尔德地区的改革事业,促进各方面发展与进步。作为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部落贵族贝迪尔汗既是奥斯曼帝国的议会代表,又是争取库尔德斯坦独立委员会的秘书。他在陪伴英国官员游历库尔德地区的过程中再三强调:“我们和土耳其人毫无共同之处。”

由于库尔德知识分子还属于相对较弱的社会群体,多数库尔德人的宗教认同大于族群认同。民族主义者将独立建国的希望主要寄托于西方列强的支持,而不是发动库尔德民众的支持,这时候的库尔德民族主义是一场没有大众参与的“绅士游戏”。

对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出现,奥斯曼政府的态度前后有明显变化。青年土耳其党原本倡导自由主义,但在政权巩固以后,却很快转向了大土耳其主义,开始大搞政治独裁,压制非土耳其主义的思潮。致使部分库尔德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或被捕或处死,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严重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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