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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利玛窦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借中国的士大夫来征服民众，借欧洲科学来征服士大夫。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一支，成立于 1540 年，首任总会长是西班牙贵族出身的罗耀拉，旨在维护教皇权威，反对宗教改革，因此后来还曾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批评。耶稣会的组织较为严密，纪律较严，勇于开拓国外传教士事业，曾向亚洲、非洲和美洲派出了一批又一批传教士。 利玛窦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早在 1552 年，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 沙勿略就抵达了广东海域的上川岛，拉开了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序幕。不过沙勿略本人最终没能深入中国内陆。 利玛窦（1552—1610年），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1552年出生在意大利的山城马切拉塔（Macerata），1582年他到达澳门，并且在次年进入广东，从此在中国住了二十七年，直至去世。 直到 1583 年，罗明坚和利玛窦才成功进入中国内陆。从 1583年到 1589 年，利玛窦在肇庆居住了六年，发展了大约八十名天主教徒，然后转到韶州。在1592 年，利玛窦曾经回到澳门，谒见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范礼安在耶稣会中国传教策略上是一个很值得记住的人物。早在1578 年，耶稣会士进入中国频频受阻的时候，范礼安就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信中提出了在中国传教的“适应策略”。 他说：“进入中国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耶稣会在印度和日本的做法，是在传教的同时极力推行葡萄牙化，要求信仰天主教的人改穿葡萄牙人的服饰，取一个葡萄牙人的姓名，遵循葡萄牙人的风俗习惯。 耶稣会在日本获得成功 范礼安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几个世纪培植起来的士人阶层，是不会允许一种全新的观念来危及他们的地位的。范礼安的“文化适应”策略，就是要尊重中国人的文化。罗明坚与利玛窦，是这一“文化适应”策略忠实不移的执行者，从抵达澳门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开始刻苦学习中国的文字和语言。不久利玛窦改变了自己的服饰，换上了中国士大夫们的儒衣。 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也是耶稣会士传教“适应策略”的一部分。利玛窦自己说：“来到这里，不论衣服还是鞋子都穿中国样式的，说话、喝水、吃饭以及一切生活，都依照中国的风俗习惯。”他甚至还依照中国士人的习惯，给自己取了一个号，叫作“西泰”。 在中国生活多年之后，利玛窦深知，传教必须取得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如果可能，得到皇帝的允许将对天主教的传播有莫大的益处。这也是远在欧洲的耶稣会总会所希望看到的。因此，利玛窦渴望能进入明朝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 援朝抗倭战争（1592—1598年），万历三大征之一 万历二十八年（ 1600 年）的北京之行，已经是利玛窦第二次来北京了。两年之前，他曾经来过北京，在一位官员朋友家住了几天。因为当时明朝正在进行援朝抗倭的战争，朋友不敢在这种政治形势下过久地收留他这个外国人，所以他只得回到南京。 不过，这一次，利玛窦可以说是奉皇帝之命到达的京城，因为据说万历皇帝想要看一看这位欧洲人给他带来了什么样的礼物！到达临清的时候，税监马堂拘押了利玛窦，并将他关在天津将近半年。直到第二年一月，万历皇帝要求将利玛窦及其礼品送到京城的圣旨才下来。这样，利玛窦在太监的陪同下“奉旨”入京了。 利玛窦进入北京城，依靠的不是宣讲式的传教方式，而是通过与中国士大夫们的结交才得以达成的。正因为此，一位历史学家（A.Reville）说，利玛窦是“用一种世俗的处世方法”来实现宗教传播的目标。 尽管朝廷中有些大臣向皇帝建议，要求传教士离开北京回到广东，但是，靠着士大夫朋友们的周旋，利玛窦等人最终得到皇帝的允许，在北京城扎下了根。 天主教宣武门教堂,俗称'南堂',坐落于前门西大街141号 最初，利玛窦住在明朝政府用以招待外国使节的四夷馆之中。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他获准在宣武门内建造一所教堂，即今天北京的天主教南堂。然 而，在北京十年，利玛窦从未见过皇帝。利玛窦曾经与各国使臣一道，来到宫中准备接受皇帝的召见，结果只是大家一齐对着皇帝的宝座行礼而已，因为深居宫中的万历皇帝对于接见外国人没有兴趣！ 此后，利玛窦在北京的十年过得非常忙碌。他努力在京城建立一个由高层士人组成的圈子。据他的助手熊三拔说，利玛窦从早到晚忙着接见客人，有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利玛窦充分发挥自己的社交才能，从韶州到南昌，从南昌到南京，再到北京，儒衣儒冠的利玛窦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中国士大夫。其中，有被称作中国天主教 三大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有王弘诲、祝世禄、曹于汴、冯应京等朝廷高官，还有以医术见长的王肯堂、以刊印《程氏墨苑》而闻名的程大约，以及被视为异端而入狱最后自杀的思想家李贽等。 李贽（1527—1602年），福建泉州人，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明代思想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他破天荒收受女学生，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一生充满着对传统和历史的重新考虑。 首先，利玛窦清楚，要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文化，必须理解中国文化。从一字不识开始，利玛窦潜心于中国文化，据说他“能尽通经史之说”。 其次，利玛窦认为，必须以精英人士为目标。衣着儒衣、结交儒士，博取明代士大夫的好感，是争取精英人士信任的最根本的前提。耶稣会士反对偶像崇拜，因而反对佛教与道教，但却认为祭拜孔子和祖先是合适的。 东林党人天启二年（1622年）在京城创办的首善书院，都紧邻着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南堂。'首善义学'经过大规模的修缮扩建，改名金台书院。 甚至，利玛窦宣扬基督教的书籍所述说的道理也似乎与中国的道德主张相似。著名的东林党人邹元标就说，像利玛窦等人所讲的学术，“与吾国圣人语不异”。向中国传统的妥协，换取了中国士大夫的信任。晚明代表着儒家正义的东林党人，跟耶稣会士来往就很密切。这种中国士大夫对基督教的误读，正表明在华耶稣会士传教策略的成功。 第三，利玛窦认为要借助科学知识的手段。他曾经说：“传道必先获华人之尊敬”，“最善之法莫若渐以学术收揽人心”。在中国多年后，利玛窦悟到这样一个道理：借中国的士大夫来征服民众，借欧洲科学来征服士大夫。 利玛窦深知，要争取中国的精英人士，就应该努力学习古典文化，同时要迎合士大夫阶层人士的趣味，满足他们在历法、天文、数学、地理和工艺方面的兴趣。他早期所接受的自然科学的训练，在中国派上了巨大的用场。 利玛窦墓 万历三十八年（ 1610 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一个月后，在李之藻的请求下，万历皇帝赐予了利玛窦一块墓地，位于北京城西的平则门外，即今天的阜成门外。据说，在利玛窦死时，北京的天主教徒人数已经达到了四百多人，而全国的天主教徒人数达到两千多人。 单纯从数字上看，二十几年的传教历程所收获的成果似乎并不丰厚。然而，考虑到天主教主要是在中国的知识阶层中扩散的，这个数字就代表着相当的成功了。在明朝末年，人们称天主教为“利氏之教”或“利氏学”，而把耶稣会传教士称为“利氏之徒”，清楚地表明了利玛窦在耶稣会中国传教历史上的地位。 卜宪群 总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撰稿 华夏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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