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发表于《北京日报》2018-06-04
说明：拙作《残缺的日记》在《羊城晚报》2018年5月9日发表后，有读者反映文中关于《康桥日记》风波的内容较为简略，不够翔实，于是我抽出此段文字，加以修正和扩充。《北京日报》发表时，因袭用原标题，有不少删节，此处遂独立成篇，题目改为：《康桥日记》风波。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文学界风波不断，其中的一次“日记风波”值得留意。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林徽因曾将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房子借给陈源和凌叔华夫妇居住，恰巧是在那时，徐志摩将一个八宝箱交托凌叔华保管。箱中有陆小曼的两本日记，有徐志摩的英文书信，最要紧的物品是徐志摩用英文撰写的《康桥日记》。
徐志摩在山东不幸遭遇空难后，林徽因听说《康桥日记》尚存凌叔华手中，便与后者约定时间，去索观“原始档案”。届期，凌叔华出门，留信告知：徐志摩的日记，她遍找不得，估计在字画箱中，须认真检理一番。几天后，凌叔华将《康桥日记》的半本共一百二十八页送至林宅。由于所获并非完璧，林徽因颇为气恼，请出胡适来居中调停。胡适便写信给凌叔华，意思讲得很清楚：“昨始知你送徽音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密。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音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封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应该说，胡适的考虑和善后办法都很缜密。
嗣后，凌叔华迫于朋友圈的压力，交出了徐志摩的八宝箱，其中就有被重点关注的一本半《康桥日记》。凌叔华在写给陈从周的信中作出推测，她原本想把八宝箱交给陆小曼，胡适不同意，原因“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这个推测不无道理。可想而知，《康桥日记》中的不少内容记载了徐志摩的婚外恋和林徽因的初恋，此乃一事之两面。
胡适是细心人，他发现《康桥日记》里被裁去四页，颇为恼火，但也无可奈何，他将陆小曼的两本日记物归原主，将八宝箱中的其它文件都转交给林徽因。实际上，《徐志摩全集》完全应该采纳《康桥日记》，用英文的也好，用译文的也好，但林徽因顾虑重重，不肯将它编入。她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徐志摩的“英文原文并不算好”，二是“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方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主持《徐志摩全集》编辑工作的是陆小曼，她与林徽因的关系相当微妙，连见面的可能性都没有，商量更无从说起，至于《康桥日记》被剔出全集，倒是一举两便：陆小曼保住了面子，林徽因保住了里子。
抗战军兴，世乱如麻，《康桥日记》就再未浮出过水面。1955年春，林徽因病逝，《康桥日记》是存是毁更杳不可知。据卞之琳先生1982年撰文所述，《康桥日记》应该已消失于文革期间，具体原因并不明确。
《康桥日记》石沉海底，谁应该负主要责任？主要当事人有三个：凌叔华、胡适和林徽因。凌叔华想撰写《徐志摩传》，极欲占据第一手资料，但她迫于胡适等人施加的压力，最终交出了残缺的日记，为何要裁去四页？并无交代。胡适原本打算请打字员打出三份副本，这个主意不错，可惜并未实行，就将《康桥日记》转交给林徽因。林徽因视此日记为徐志摩与她共有的隐私，害怕曝光，找两个“正当的理由”就将它剔出了《徐志摩全集》。三个人中，林徽因是最终掌握《康桥日记》命脉的人，她不敢让世人看到这部堪比《爱眉小札》的《康桥日记》，说明她的勇气不如陆小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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