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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马斯·曼的笔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像极了阿德里安·莱韦屈恩（《浮士德博士》的主人公），或许可以这么理解，正是因为他在“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中看到了如许多超凡而神圣的病态，他才塑造了阿德里安·莱韦屈恩。他们是地狱的知情人、伟大的宗教信徒和病人。 超凡而神圣的病态 我感到，关于超凡的东西，人们应为之赋诗，而不应撰文。最好能够从一部作品的深层以诙谐的委婉语言讲话；为之写批评性散文，我觉得，说得轻些，欠谨慎。当然，这也许只是对我的懈怠和胆怯的美化。写神性和异教的健康比写神圣的病态之容易和有益是无法相比的。人们可以从那些为天赐福的自然儿女和他们素朴天真的本性得到快乐，而从精神的儿女，从伟大的受诅咒者和罪人，从神圣的病人那里则得不到。我根本不可能像我有时在小说中取笑自私的幸运儿歌德和在散文戏弄托尔斯泰道德论的惊人的笨拙那样，调侃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见，我对地狱的知情人、伟大的宗教信徒和病人从内心便怀有更加深切的敬畏——只是因此才保持沉默——远远超过我对光明之子们怀有的敬畏。恰当的做法是仅从外部谈一谈这种敬畏，实际上是一种有局限而又受到约束的讨论。 《苍白的罪犯》——这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显而易见是在病态灵感之下写成的天才作品中的一章的标题，我每次谈到它脑海中便不可能不显现我们从一系列优秀画像上所看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副痛苦、阴沉的面相。更甚者是我还揣测，这副面相当时也曾在希尔斯玛丽亚的那个陷于幻想的偏头痛病患者自己眼前浮现过。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在尼采的一生中扮演着一个非同寻常的角色。他经常提到他的作品，不论在信函中还是在著作里（我不记得，他哪怕只是在一句话里谈到过托尔斯泰）；他称他是世界文学中最深刻的心理描写大师，并出于谦逊的热诚称他为他的“伟大导师”，——虽然事实上在他与这位精神上的东方兄弟的关系中几乎谈不上“师生之谊”。毋宁说，他们是精神上的兄弟和超越一切一般性达到悲剧和怪诞程度的同命运的难友，尽管他们的出身和传统根本不同，一个是德国教授，其魔鬼般的天才形成于（在疾病的刺激之下）古典教育、语言学知识、唯心主义哲学和音乐浪漫主义这些前提，一个是拜占庭正教基督徒，他从一开始就缺乏制约正教徒的某些人文主义的顾忌并有时可能被感觉到是“伟大的导师”，就因为他是非德意志的（而尼采最强烈的追求就是从他的德意志本质脱身出来）；他被视为摆脱道德上的市民性影响的解放者并证实进行心理侮辱和认识犯罪的意志。 陀思妥耶夫斯基 如果“犯罪的”这个词不挤进来，似乎就不可能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重要的俄国批评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他关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的一些论文中不止一次使用这个词，即在双重意义上使用：其一，他将这个词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和“他的认识的罪犯般的好奇心”，其二用于这种认识的客体——人的心，他揭示的就是人心的最隐蔽和最具犯罪性的萌动。“如果人们读他的作品，”这位批评家说，“人们有时就感到害怕，怕他的无所不知，怕他这种对他人良知的深入认识。我们在他的作品里会碰见我们自己的隐秘思想，我们不仅不会向一个朋友，也不愿向自己承认这些思想。”然而，这里只是从表面上看似乎指一种客观的和恰似医生般的研究和推测，——事实上这更是最广义上的心理的抒情诗，是忏悔和一种可怕的供认，是对自己罪犯般的良知深层的无情揭露，——因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学的可怕的道德冲击力、惊人的宗教力量。人们只需将普鲁斯特和心理学的新发现，充斥于他的作品中的出人意料的东西和珠宝首饰拿来作一比较，便可发现在侧重点，在伦理色彩上的差别。这个法国人心理学上的发现、新解释和运用之乖巧跟处于地狱中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苍白心迹剖白相比，完全是消遣。普鲁斯特能够写出《拉斯科尔尼科夫》（即《罪与罚》）这部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侦探小说吗？在他缺乏的并非知识，而是良知……至于歌德，他也是一流的心理学家，从《维特》到《亲和力》，他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从未听说过他自己觉得他不可能犯的一种罪。这是一个作过虔诚反省的弟子说的话；但其中希腊式和清白无辜的因素占优势。这是一句泰然自若的话，——一种对市民道德的挑战，诚然如此，但更是冷静和自豪，而不是基督徒的悔恨，勇敢多于宗教意义上的深刻。托尔斯泰基本上是他同一类型的人，尽管怀有种种基督徒的意愿。“我对人没有什么可隐讳的，”他总是说，“但愿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人们不妨将这跟《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自白作一些比较，即他谈到他秘密放荡生活的一段。“当时，”他说，“我就在我内心怀有对隐秘行为的爱。我非常害怕人们会看见我，碰上我，认出我。”在他不能忍受任何坦率，不能忍受出现于大庭广众之前的生活中，地狱的隐秘压倒一切。 毋庸置疑，这个伟大作家的下意识，甚至清醒的意识无时不为一种沉重的罪感，即那种犯罪的感觉压抑着，——这种感觉绝不仅仅是自疑病性质。这与他的病，他“神圣的”病，他神秘主义的病，即癫痫有关。他青年时代就患此病，但由于一八四九年他二十八岁时因参与政治谋反，人们不公正地加给他的诉讼和死刑判决的震惊（他已经站在行刑柱前直面死亡，在最后一个瞬间赦令到达，改判四年苦刑发配西伯利亚）病情急剧恶化，其结果，按照他的说法，必然是精神的和躯体的力量枯竭，死亡或者发狂。平均每个月发病一次，但有时更多，甚至每周两次。他经常描写发作时的病状，直接表述，也有时将病痛转移到他的小说中着意刻画其心理的人物上，如可怕的斯麦尔佳科夫，《白痴》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群魔》中的虚无主义者和兴奋狂基里洛夫。根据他的描述，癫痫症有两个特征：其一，开始的几个瞬间突然内心豁然开朗，心绪和谐，极度快乐，于是便产生无与伦比的极度喜悦感，接着是伴随着一声刺耳的、非人的惨叫而开始的抽搐；其二，随之而来的是极度的沮丧和深切的悲伤、精神失常和空虚的状态。我觉得这后一种反应比引起发作的极度喜悦更是病的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极度喜悦描绘得如此强烈和甜蜜，“人们可以为得到这几秒钟的幸福感而献出十年的生命，甚至整个一生”。但随后而来的极度低沉情绪，按照这个伟大病人的自白表现在，他“觉得自己是罪犯”，他感到仿佛一种不知的罪，一种严重的恶行压在他心头。 我不知道，神经医生对这“神圣的病”作何设想，但在我看来它的根源显然在性的方面，这是性动能的一种野性的和爆发式的显现形式，是一种受阻的和变相的性行为，一种神秘主义的纵欲。我再说一遍，我认为随后而来的悔恨和痛苦状态、神秘莫测的罪感似乎比“人们可为之献出他整个一生”的、此前感觉到的几秒钟快乐更具有说服力。可以肯定，尽管病如此严重地危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力量，他的天才却与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带有病的色彩，他的心理学知识，他对犯罪和对世界末日的预言称之为“撒旦般的内心深层”的东西的知识，尤其他直感神秘莫测的罪并让它构成他那些部分可怕的人物的生存基础的能力，是与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斯维德里格洛夫（《罪与罚》中的人物）的过去有过“一种带有动物性和所谓幻想般的粗暴异味的犯罪，也许正是因此而被送往西伯利亚”。这里留给读者乐意或不太乐意去幻想的是，猜测一下这是指什么罪：从一切迹象看是猥亵方面的罪，很可能是强暴儿童，因为这正是《群魔》中那个冷酷、卑鄙、让更软弱的人匍匐于尘埃中膜拜的嗜权者斯塔夫罗金的生活中的一个秘密或者秘密的一隅，这个人也许是世界文学中最具有阴森恐怖吸引力的形象。现有后来补印的这部小说中的一章《斯塔夫罗金的忏悔》，其中他谈到强暴一个幼女的事。这一可耻的罪恶显然一直占据着作者道德的幻想空间。人们知道，有一天他曾向他因其对西欧怀好感而憎恶和鄙视的知名同人屠格涅夫承认，他自己犯过同一类的罪过，——这肯定是虚构的忏悔，他想以这种虚构的忏悔恐吓和迷惑头脑清醒而为人宽厚的、绝非撒旦式的屠格涅夫。在彼得堡，他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作为一本让沙皇为之泪下的书的受欢迎的作者，在一个家庭的圈子里当着孩子，当着年幼的女孩子，讲述他青年时代的一个创作计划，即写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一个地主，一个处境优越、受人尊敬、讨人喜欢的人突然回想起来，他说他在二十年前，一次在喝了通宵的酒以后，为酒醉的朋友煽动调唆强奸了一个十岁的女孩。 “菲奥多尔· 米哈伊洛维奇！”家中的母亲高叫着，同时双手合十举过头顶，“请您行行好！孩子们也在听呀！” 他必定是个奇怪的同时代人，这个菲奥多尔· 米哈伊洛维奇。 尼采 尼采的病并非癫痫症，虽然人们可能想像《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反基督者》的作者大概是癫痫症患者。尼采有着许多艺术家，尤其显著地是许多音乐家（人们自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他列入其中）的共同命运：他死于进行性脑软化症，这种病确定无疑地是源于性病，科学早已认识到，这是梅毒传染的结果。从自然主义和医学的视角——自然是两者有局限的视角——观察，尼采的精神发展无非是一种脑软化性的失控和蜕化的历史，——这就是说，从高度天赋的正常状态被高高举起推入冰冷和怪诞的卓绝认识和道德孤立领域的历史。这个温柔、仁慈、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仰赖保护的人，并非为这种可怕的和犯罪般的知识程度而生的，他像哈姆雷特一样，命中注定应达到这种知识程度。 “犯罪般的”——我重复使用这个词，以便说明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例个案心理上的亲缘关系这个特点。前者并非徒然地觉得自己如此强烈地为后者所吸引，以致他称后者为他的“伟大导师”。无节制，狂热地展示知识，加之还有一种宗教的，即撒旦式的道德主义，而在尼采被称为反道德主义，这些是他们两人所共有的。尼采大概不熟悉我们所听到的癫痫症患者那种神秘主义的罪意识。然而他个人的生命感觉使他了解罪犯的生命感觉，这是他的一句格言透露出来的，只是我一时找不到这句格言，但我记得很清楚。他在其中说，精神上与市民所认可的原则的任何分离和疏远，任何思想上的独立自主和毫无顾忌都近似于罪犯的生存形式并有助于从个人经历上深入认识这种生存形式。我认为还可以继续走下去并说，一般而言，任何作家的原创性，任何广义上的艺术家创作都在这么做着。而法国画家和雕塑家德加则认为，一个艺术家必须怀着罪犯作案时的那种心态投身于他的创作。 “正是这些例外的情况，”尼采本人曾说，“制约着艺术家：所以这些情况都与病态的现象有着深层的渊源并混生在一起，以致既做艺术家而又不生病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德国思想家很可能并不了解他的病的品格，但却清楚地知道他得益于它的东西，他的著述，不论书信还是作品全都充斥着对病之于认识的价值的英雄般的讴歌。脑软化病所独具的特点是，它大概由于大脑受感染部分充血的缘故，会引起迷狂般的幸福感觉和力量感觉的波纹，这是生命力的一种主观上的腾升和创造能力的一种事实上的增强，尽管属于——用医生的话说——病理上的增强。在病使病人沉入精神的黑夜和死亡之前，它给予他虚假的——从健康和正常状态的意义上讲属虚假的——体验，即体验到权力，体验到在达到顿悟与愉快的灵感启迪时的彻底轻松状态，这使他充满对自己的敬畏，并确信这种情况为亘古所未有；同时这使他感到自己是神的吹嘴，是恩宠的容器，甚至是一个神。我们在沃尔夫的书信中可读到对这类陷于亢奋的和为灵感所征服的状态的描述，他指出，紧接着这一状态随之而来的往往便是精神空虚和艺术创作乏力的周期。对脑软化症发作而引起的领悟的最生动的描述却在尼采的《看，这人！》，在关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一章的第三节，这是修辞最优美的一段。“在十九世纪之末，”他问，“人们对强盛时代的诗人称之为灵感的东西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吗？我想在另一种情况下对此作一描述。”人们看到，他感觉到他的经历是某种回潮的东西、超自然反弹的东西、属于人类的另一些“更强大”和更接近上帝状态的东西，是超出我们这个软弱和理性的时代的心理能力的特殊个案。而且他还“真实地”——可什么是真实：经历还是药物？——描述了嘲讽般地先于脑软化性虚脱发生的一种有害的受刺激状态。 看来，他如此高度重视的“永恒往复说”构想是很少受理智控制的极端亢奋状态的产物，这个产物甚至并非为他所占有，而是一种追思。关于“超人”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经出现这个事实，即出现在前面提到的《群魔》中的癫痫患者基里洛夫的讲话里，梅列日科夫斯基早已指出过。“到那时将有一种新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虚无主义的预言家说，“一切将更新。历史将分解为两段：从大猩猩到消灭上帝，从消灭上帝到地球和人的自然转变”，——即到人神（Menschgott），即超人的出现。但我觉得仍未被注意到的是，即便永恒往复的理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里也出现了，即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与魔鬼的谈话里。“是呀，你还在一直想着我们现在的地球，”那魔鬼说，“但我们现在的地球本身也许重复过亿万次了；它曾衰老，曾凝结成冰，曾分裂为二，曾分解，曾分解为它的元素，水重又‘淹没坚固的东西’，接着又是彗星，又是太阳，又从太阳产生地球，这个发展过程无始无终地重复，而且所有一切都以一种和同一种方式，一直到微之又微的细处重复着……这真是百无聊赖的单调！” 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魔鬼之口，将尼采以狂热的肯定语气赞美并对之高喊“啊，永恒，我爱你！”的东西称为“百无聊赖的单调”。但思想是同样的，从超人这一例证我相信这是持同一思想的兄弟的巧合，同时我更倾向于将“永恒往复说”看成是一次读书心得，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不自觉的带有亢奋色彩的回忆。 （出自托马斯·曼《多难而伟大的十九世纪》） 扫一室 一个书生的精神家园 读书|哲学|感悟|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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