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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及其周围地区自今考古发掘的8000年前的北辛文化开始，至夏、商、周三代，连续承传，从未缺环。这种由考古资料而证实和建立起来的完整的、系统的、久远的文化谱系，毋庸就全国来说，既使在世界上也无任何一个地区能够与之比肩。如果说中华文明的古老辉煌和连续发展，成为世界文化的唯一骄傲，那么，邹鲁地区古老悠久、自成系统的传统文化，无疑又成为中华民族的唯一骄傲，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和脊梁。 历史发展到大汶口文化中期，汶泗流域便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率先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证据可分两大线索：一是考古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提供了佐证；二是文献资料多所记载的人文初祖太昊伏羲氏及其父系祖先在汶泗流域的崛起。本文主要从古史传说和文献资料的角度，论述邹鲁地区史前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力图在集纳纷纭众多的历史碎片中，拂去各种虚妄的迷尘，鞭辟入理地寻找和勾勒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原始文明演进的脉络和踪迹。
太昊伏羲氏在汶泗流域的崛起
（一） 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在人类诞生进化的漫长时空中，将人类智慧的积累乃至大自然变化的功能集中在某一个“神人”或“英雄”身上，这是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童年时期的正常现象。我们也只好承认这种历史演变的规律，即一切民族的历史都是从神话开始的。那么，远古先祖神圣们的名字也就不会是确指的某一个人，而是其氏族部落以及延续若干代的统称，甚至又以幻化的形式出现。因此，神话中有历史的影子，历史中有神话的因素，也正是由于二者的混淆杂糅加大了科学分辨的难度，但又同时提供了相互参照的印契，加之文物考古的不断发现，更好地梳理和把握汶泗流域史前文化演变的轨迹，则是大有希望并也是科学可信的。 探索人类的起源并确立自己的祖先，这是世界各民族的先民们所无一回避的主题。中国以氏族血缘为纽带和根基的祖先崇拜可称世界之甚，由最初人神不分、天人交融的天皇、地皇、人皇，逐渐凝聚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同源共祖——三皇五帝。尽管先秦两汉对三皇五帝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共同推尊太昊伏羲氏为三皇之首则是毫无歧义的。而相传开天辟地的盘古，是《绎史》和《艺文类聚》注引三国时吴人徐整的作品《五运历年记》与《三五历记》（已佚）之后才流传开来的，不仅出自大晚，而且不成体系，甚或认为带有佛影的“舶来品”。更难与早已被华夏族推尊为“上上圣人”1的伏羲以及炎黄相匹。 伏羲亦作伏牺，《为三坟》作伏戏；《左传·僖公二十一年》释文又作炮牺；《汉书》作包羲；《易·系传》作庖牺；《帝王世纪》、《拾遗记》作庖羲；《世本》作虑戏；《管子》、《庄子》作虑仪；《诗含神雾》、《尸子》作宓牺。自先秦成书的《世本》、《吕氏春秋》等著将太昊、伏羲连称，视为一人，后世便合二为一，惯称太昊伏羲氏。《尚书·正义》注云：“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风姓，母曰华胥，以木德王，即太皞也”；《史记索隐·三皇本纪》亦称“其帝太皞是也”；《潜夫论·五德志》：“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其相日角，世号太皞；”太皞，也作太昊、太皓。从众多的文献资料中得知，伏羲即是太昊。 《周易·系辞下》排列古传帝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尚书·正义》曰“包牺氏三皇之最先”；《白虎通》亦云伏牺“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荀子·正论篇》云“何世而无嵬，何世而无顼，自太皓、燧人莫不有也”；《逸周书·大子晋》亦曰“自太皞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有天下也”。文献资料众多，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太昊伏羲氏是传说时代中最早的远古帝王（或远古部落领袖），这已是历史的共识；并且种种迹象又表明，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最早由母系氏族演变为父系氏族的原始氏族。 太昊的“昊”字从日从天，谓日出光明之意，为东夷“太阳”部族崇拜的领袖。故《帝王世纪》云“继天而生，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
唐兰先生最早提出大汶口文化即是东夷昊族文化，他认为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的发现，可以证明它属于古史传说上的少昊时代，大汶口文化分布范围正是文献所载的少昊文化区。并于1978年2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一文中进一步提出：中国经过三千年的奴隶社会，并分成三期，太昊、炎帝、黄帝、少昊是初期，帝颛顼到帝舜是中期，夏商是后期。后来，山东大学历史研究所田昌五先生又从陶文上提出一个具有内证性质的证据，认为陶文 确定了太昊伏羲氏与大汶口文化的一体关系，那么，其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有了更为确凿的参考依据。一般来讲，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情况便可见到伏羲族的活动范围，大体包括鲁中、鲁南、鲁西南、河南东南部、苏北、安徽的淮北，这样一个范围广大的区域，它必定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根据考古及史学界一般的结论，大汶口文化中期为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及父系氏族社会的确立时期，有关古代文献资料表明，太昊时期应属父系氏族社会的早期阶段，因此，太昊及其族群当由大汶口文化中期或早期的晚阶段，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前一阶段，开始发育并逐步成熟。
（二） 首先，从神话意向的大范围来看，太昊在人间地域的投影——神国组织的“五方帝”中，作为他帝无可比拟的太阳神而雄居东方。 《淮南子·天文篇》称：“东方木也，其帝太昊，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时则篇》又说：“东至日出之次，扶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昊、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看来太昊伏羲氏的活动管辖范围，几乎包括了广大的海岱地区，与大汶口中期及其之前的文化还真相当。《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死，祀于东方。”由于初始生发并治理东方，死后当然要受其后裔——东方民族的祭祀。 就其后裔祭祀与地望关系记载最为具体而清楚的，当推史书《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载：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
可以说，这是太昊部落诞生发育于以邹鲁为中心的汶泗流域的力证。《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3说“其后裔当春秋时有任、宿、须句、颛臾，皆风姓之胤也”；《正义》曰：“任，今任城县也；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须句，在东平须昌县西北”，“宿，东平无盐县”。《兖州府志》（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载：“其后有任、宿、须句、颛臾，皆府境也”。即说上述四地均属明时兖州府境内。 任，今山东济宁任城，为古老的有仍氏（有任氏）族居住地。《孟子·告子下》曾记孟子与“任人”论礼，并且与任君之弟季任礼仪相交。西汉时列为县治，东汉又列任城国，北齐改曰高平郡，元曰济宁路，乾隆《济宁直隶州志》称：“任，青帝之墟。”是为太昊故地言之凿凿。 须句，今梁山县北与东平交界一带，位于黄河、济水的西岸，因而“崇昊、济而修祀”。史载春秋前期，作为小国的须句屡遭邾国的侵犯。公元前639年曾一度被邾国所灭，由于鲁僖公的母亲成风是须句国的女儿，须句子便逃到鲁国对僖公说：“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昊、济而修祀，纾祸也。”4僖公于次年伐邾将须句子复国。此后不久再度为邾国所灭，公元前620年，鲁文公出兵伐邾夺取须句归鲁。 宿，今东平南部，与任和须句毗邻。据《春秋·庄公十年》载，公元前684年，宋国把宿人迁到别处而夺其地。又据《元和郡县志》“泗州宿迁”条说，今江苏宿迁即“《春秋》宋人迁宿之地”。 颛臾，今泗水县东至平邑一带。除对太昊的祭祀之外，还主持对蒙山神的祭祀。《论语·季氏》中有孔子言“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春秋时已处于鲁国的疆域之内，与鲁大夫季氏的采邑费为邻，称为鲁国的“社稷之臣”，因而，季氏准备攻打颛臾，遭到孔子的反对。 总之，通过任、宿、须句、颛臾这四个小国的地望，可以勾划出太昊伏羲氏活动的基本区域轮廓，即东起蒙山西到济水，包括了泰安南部、临沂东部、菏泽西部、枣庄北部，也就是以邹鲁为中心的汶泗流域。而这一区域，恰好又与大汶口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域完全吻合，这样既证明了邹鲁地区是太昊伏羲氏的发祥地，又证明了大汶口文化就是昊族文化。
（三） 关于太昊伏羲氏的源起，还需再作进一步探讨。 《太平御览》卷七八引《诗含神雾》说：“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易·系辞传》疏引《帝王世纪》也云：“有大人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包牺。”《潜夫论·五德志》亦同此说，并且又云伏羲“其相日角，世号太皞”。《尚书·正义》亦称“包羲氏……风姓，母曰华胥”。《山海经·海内东经》说：“雷泽中有雷神，鼓其腹则雷。” 由此可知，太昊的母亲为华胥，因在雷泽中履大人足迹而生伏羲，所履之“大迹”，当是雷神之迹，即伏羲是雷神的儿子。与此相类，在神话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均是其母感雷所生。这就是我国最古远的推原感生神话，明显是来自“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 如此古远的华胥氏，当从泰沂山系西麓的泗水上游去寻找。王子襄著《泗志钩沉》载：“华胥氏之国，今（泗水）治东北五十里有华胥山，其西麓有华村，为汉华县故治（注：即汉泰山郡之华县，徐州牧陶谦使张闿送曹嵩家属赴泰山郡被害于华、费之间，即指此华县）。按古《河图》云，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今治东六十里有雷泽，亦名服（伏）泽；北有伏山，东南有扶犁山，亦曰抛犁；有浮来，亦曰包来；近于其地掘得汉河平二年麃里碑。西南有陪尾，即负尾山，又南首有负首山。盖扶、伏、鲁、负、麃、抛、包，来与里字互通，借音微转，歧似异而实同伏羲之伏。”由此可见，华胥氏应在今泗水县治东北。 恰巧，从现在的地名、地望仍能品味和寻找到古远的蛛丝马迹。在泗水县城东北的大黄沟乡有华胥村，现已一分为四，称东、南、西、北四华村；村依华山，即古华胥山；山环华村水库，即为古华渚（华胥）池；有伏羲庙，庙东南有女娲庙。伏羲庙座落在华胥池上的一个小山头上，此庙已毁，仅存遗址，在其废墟上仍立有元代《重修伏羲庙碑》，始建年代不详。其南泉林镇东有雷泽湖，现已涸，但当地百姓仍呼其为雷泽湖，此即为古雷泽。 《史记集解》引郑玄曰：雷泽即“雷夏，兖州泽。今属济阴”。吕思勉先生也认为雷夏泽“盖即《五帝本纪》舜之所渔的‘雷泽’”5。还有许多学者言雷泽为濮阳、菏泽或太湖等等。其实，这些均为太昊伏羲氏族由泗水上游的雷泽迁徙该地而贯以继之的命名。 雷泽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山海经·海内东经》曰“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淮南子·地形篇》亦曰“雷泽有神，龙首人头”。“龙首人头”显为“龙身人头”或“龙首人身”之误。当地众多的汉画像石雕刻中的伏羲女娲即为龙身人头。表明感雷所生，即为雷神之子，龙之子。远古观念不仅“云从龙”，而且雷电风雨皆从龙，认为是龙所致，龙成为雷电的化身，成为自然幻化的“生命格”。所以，《左传·昭公十七年》记：
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
孔疏引服虔说：“太昊以龙名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观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竹书纪年》也说属于太昊氏系统的有长龙氏、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上龙氏以及上述龙种等等。记载太昊氏与龙有密切关系者，散见于先秦诸子的多种典籍。《泗志钩沉》亦考得有古居龙氏之国，“今泗水县治南十五里有居龙山”，“东十五里有苍龙溪，又名青龙溪”。即使剔除五行神话的外壳，也不能不使人感悟到太昊伏羲氏确曾在东方建立过一个庞大的龙氏集团。 而黄帝是以云纪，炎帝以火纪，共工以水纪，则太昊以龙纪。中华民族皆以龙的传人自称，其源即本于此。自太昊伏羲氏族始，将龙作为自己族系的图腾，即约定俗成富有凝聚力量的精神的旗帜，与凤鸟图腾一起飘荡在华夏大地的上空，即形成具有中华民族标志意义的龙凤文化。
（四） 沿泗水而下，与“大庭之库”曲阜毗邻的是任。《济宁直隶州志》载：“任，青帝之虚。”青帝应是太昊氏族部落的“青龙氏”，即为其中的一个分支。又西临济水之滨，所以“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古任为有仍氏之国，最早集中活动于今济宁东南至微山县一带，其东有邹峄、凫山，凫山分东西二山，亦称东凫山、西凫山。凫、伏音同，亦可称伏山，即伏羲之山。《兖州府志》（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云：“其上有伏羲庙，庙前双柏可数千年物，《左传》颛臾（应为“任”）风姓，伏羲之后，实司太昊之祀，邹鲁有庙是也。” 今考得凫山周围有三座伏羲庙，其一位于邹城郭里乡，也是最为盛大的一处。《新修兖州府邹县地理志》云：“凫山，去城西南五十里，在薄梁社郭里村，……山腰有伏羲庙，庙前有双柏。”有关邹城郭里伏羲庙（俗称爷娘庙），散见于多种记载，故不一一铺陈。郭里伏羲庙规模宏大，分三路布局，中路有羲皇殿，供奉伏羲，中塑有伏羲裸体像，腰间以树叶围绕；有寝殿，供奉人祖奶奶（女娲），亦塑有裸体塑像，腰部以树叶围绕；两侧有东西两庑，供奉各路神仙；东路有玉皇殿；西路有关圣殿及送子娘娘庙，也称娃娃殿。庙中碑碣甚多，最早的有唐长兴二年《重修伏羲庙碑》，有宋乾德二年《重修伏羲庙碑》，金章宗明昌七年《重修庙记》元武宗至大二年《重修伏羲庙碑》、明英宗正统四年《碑记》、明武宗正德二年《重修碑》、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铭刻的千古帝王《纲鉴碑》等等。邹城郭里伏羲庙毁于1929年兵火，后因失修，遂成废墟。现在遗址仍存有完好的殿堂基础、浮雕石柱、赑屃碑座、螭首及残存的石碑等，虽然已是断碑残垣、瓦砾碎片，但仍然显露着昔日壮观恢宏之象，无不与伏羲女娲的千古祭祀和人类的繁衍息息相关。 凫山上有八卦台，先秦诸子多载伏羲“始作八卦”，附近又有女娲炼石台等，这些遗迹均与文献所记及神话传说相吻合。特别是伏羲、女娲兄妹为婚的传说，更为神奇和瑰丽。为了繁衍人类欲想结为夫妻，但又觉得羞耻，便向上天祷告，若两山的云烟聚拢，即可结为夫妻，话音刚落，果然实现；但女娲又提出第二个条件，即滚磨成亲，伏羲、女娲分别从东西山上各将上下一扇石磨从山上滚放下来，两磨果然合在一起，终于结为夫妻。合磨地点就在东西凫山南的老磨台山。 其实，老磨台山仍是凫山一峰，不仅石材作磨，而且古代的石磨亦有龙文化的内涵。雕磨匠拜师首先要学会刻龙，因为上扇石磨拨散粮食的中心凹道为s形龙图，下的是龙粮，出的是龙面，民俗“二月二龙抬头”那天必须将磨脐抬起来。当地民间还流传一位未登基的“小皇帝”早夭而吊死在磨台上，因为磨台也是龙墩，与真龙天子配套。所以，老磨台就是老龙台，与“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的文化传统吻合。 老磨台山东为凤凰山，亦为凫山山脉之延伸的小山，并紧结凫山。二者之间有六合泉、圣母泉、羲凤泉、小龙泉等群源汇流，接泉而南又是一座伏羲庙，系依山建陵，陵上建庙。由于山坡陵台较高，俯瞰平川湖泊，气势宏伟。伏羲陵台呈长方形，长40.5米，宽34.6米，高4.6米，占地1401.3平方米，体积为6445.98立方米。此陵庙原是一组完整的古建筑群，前有三圣阁，后有女娲殿，伏羲殿建在中心部位，并配以钟楼、鼓楼、庙门，周围绕以青石垣墙。 此陵庙创建年代不详。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山阳有伏羲庙。”《魏书·地形志》又记：“高平，两汉属山阳……有高平山、承雀山伏羲庙。”就伏羲陵而言，全国记有两处，一为山阳高平（今微山两城），一为河南淮阳。此二处早在魏晋时就并列记之，皇甫谧《帝王世纪》载：“葬南郡，或曰冢在山阳高平之东也。”又李吉甫《十三道图·图经》载：“单州鱼台县东北七十里曰辛兴里，其间有伏羲皇帝之陵，陵上有庙。”《路史·太昊纪》载：“葬山阳。”罗注：“按帝冢在今山阳高平之东北。”北宋《太平寰宇记》说承雀山（西凤凰山北）为“女娲生处”，女娲陵在“古任城东南39里”。即今之微山县两城的伏羲女娲陵庙。宋熙宁十年（1077年）石刻载：“鱼台新兴里有伏羲陵，陵上有庙。”元至元二年吕惟恕撰碑：“鱼台县治东北七十里有凫山，山南麓曰新兴里，有伏羲庙在焉，故以是为伏羲葬瘗之地。”清康熙版《兖州府志》载：“鱼台县伏羲陵在县东北七十里凫山……”等等。均证两城伏羲庙下为伏羲陵。从“古者墓而不坟”来说，墓上建庙以祀其冢是完全可信的。可见围绕此地陵庙的众多遗迹，2000多年来不乏史书记载；在民间传说上，也弥漫着太昊伏羲氏族部落的草创足迹及其龙凤文化意蕴。 除上述凫山脚下郭里和两城二处较为著名的伏羲女娲庙外，还在附近有文献记载的三处需要一提。其一是凫山东南的滕州染山伏羲庙，《兖州府志》（明万历版）载：“染山……其上有伏羲庙，有泉曰圣母池。”现庙已毁，仅存遗址；其二为曲阜城内伏羲庙，清修《阙里志》云：“伏羲庙在曲阜城内东北隅，今为三皇庙。相传凫山为伏羲作八卦处，……《路史》云曲阜为太昊之虚，又号曰春皇。太昊氏其王于东方也。”所创年代不详，清时为三皇庙，奉祀伏羲、神农、黄帝。现庙已毁，其遗址被曲阜机关幼儿园所占；其三为嘉祥长直集伏羲庙，位居大野泽畔，济水之岸，为商周文化遗址，至今明万历石碑高耸其上。又是该地“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的明证。
（五） 从文献记载来看，伏羲的主要功业在《周易·系辞下》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嘉祥武氏祠汉画石刻《远古帝王图》首榜亦作出精辟的历史性概括：
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
“仓精”即苍龙、青龙，主春主木，代表春之发长现象，武氏祠即刻伏羲女娲手持规矩，人首蛇身，交尾诞生人类。是由东方的精灵演绎成为人间的帝王。这就从人类的草创伊始，到取法自然，作“八卦”，标志着哲学思维的诞生，再到结绳为网狩猎捕鱼，进入渔猎经济，以至“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6。几乎将人类文明的开创归结于伏羲一人身上。由此可见，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跨度中，太昊伏羲氏并非是一个个体的人，而是一个氏族，或者由其衍生的氏族部落群，并又世世代代因袭太昊伏羲之号。这个族在黄河下游率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然后以其极强的感召力占据了父系氏族族群的统治地位，并同时快速向外扩展。正如《帝王世纪》云：
女娲氏没，大庭氏王有天下，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皆袭庖牺之号。
《汉书·古今人表》将这些“氏”皆列“太昊帝、伏羲氏”之后。《庄子》说在伏羲之前，《史记·封禅书》列无怀氏为伏羲之前，《路史》谓皆在伏羲以前。其实，如果将太昊功绩人格化的因素去掉，即把太昊看作一个族的话，那么上述诸多的“氏”言前言后也就无大意义了。而事实上应该是：伏羲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使整个氏族的发展增添了空前的活力，继而成为当时诸多区域中发展为最超前的氏族，带动或影响着其它氏族纷纷向父系氏族体制转变，伏羲氏族则顺理成章地占据了诸多部族族群的统摄地位。其后人亦把伏羲族人格化，将原始先民们经过艰苦的劳动实践发明的渔猎、织网以及最初的记事符号——八卦等统统归到所谓的太昊伏羲氏一人身上。特别到汉代以后，由于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影响，以汉时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思想模式比附和框定古史，从而否定了上古母系氏族社会妇女主导社会的历史，推尊太昊或伏羲一人而代。 由于伏羲族群的扩张，其族内多有迁徙，因之将原有的地名、族名等带到各地。人最初无正名，人名、地名、族名合一，呼其名则知其族，知其族则明其地，以后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展，各地均出现相同的人名、族名、地名等。如雷泽一名，全国有五、六处之多；华山一名，亦有数十处；历山、烈山、莱山、伏山、负山、凫山、黄山等等，亦是如此，举不胜举。特别是中国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追求本族的高贵血统成为人们的普遍心理，于是各族属则承袭包牺之名，自圆其世系而成为伏羲之裔。又因其地名音同而云包牺之故地，加之《山海经》纬书之误，汉代未有足够的辩析甚至附和其说，使之后人难以廓清伏羲之源了。 王献唐先生于五十年前著有《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认为伏羲族形成之前，在鲁中山区有数大族系。其中重要的有莱族、牟族和邾族，伏羲出牟族，其母为莱族。二族结合于泗水源头，因此断定伏羲源于泗水。运用语言学、文献学、文字学、民族学、训古学、地名学、考古学等多种资料，列八证说明伏羲族源于泗水，发迹于泰山附近，都于曲阜。并指出“兹但言伏羲，自有人类至于伏羲，已不知历若千年祀，其所在之地，历世迁徙，不必是在泰山附近，……固已早由泰山散布四方，其散在之区，最初亦必有丘陵高耸之乡，属泰山区域，迨后愈迁愈远，始至濮县一带之洼下区域。”此言切中根底。伏羲族群迁徙往来无常处，早已分布四方，致使许多地方传有伏羲遗址遗迹，这一方面说明多元一体、同源共祖现象，又一方面说明东夷昊族文化的传播发展，逐步遍及黄河、长江流域乃至更加广阔的地区。 综上所述，我们大抵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太昊伏羲氏起源于泗水上游，其族沿河最先到达曲阜、兖州以及邹、滕、微山交界处的凫山一带，即在泗水中游发育成熟，留下了众多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在此地域内，分别向南、西、北三个方向扩张：一支继续沿泗水顺流而下到达江淮，与当地居民共同创造了青莲岗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一支沿济水南岸向西南扩张，首先到达了河南淮阳一带,有文献称“陈，太皞之虚也”，《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亦云伏羲“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泰山”。另外一支则向北发展，直到炎黄逐鹿中原后，颛顼帝迁都帝丘，均为伏羲族系拓展之证。 第二，区域的扩展，不仅仅是占有地盘，而更重要的是以占有财富为目的。依靠扩张占有财富就意味着掠夺，掠夺必然会有战争，战争必然会有军队；再从以龙纪官、为龙师而龙名来看，太昊集团应该有了较为严密的社会组织系统，并有军队和刑法。“刑罚、氏族显贵的亲兵集团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氏族部落机关，成了对广大民众的强制力量，统一国家的前身，即大大小小的家庭奴隶制国家在夏朝建立前就已经开始形成了”7。可以说，太昊伏羲氏族集团则是中国最早的家族奴隶制王国。 第三、太昊伏羲氏族的崛起，为中国父系氏族制度在黄河中下游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拉开了序幕。据今考古所知，中国的文字及其许多发明创造和文化意向，最早溯源于太昊时期，它起到了首开先河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共认的龙文化始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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