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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蚩尤逐鹿中原
战国时代的人们追溯古史，对史前社会发展的历史作过种种描述。如《韩非子》说，上古之世，先是“构木为巢”的“有巢氏”，接着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8；接着便是画卦“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的太昊伏羲氏，“包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9，《尚书·序》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贲，言大道也。”这一古史系统绝非纯粹出于虚构，乃是人们对上古历史的粗略概括，大致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一般进程。至于“燧人次有三姓至伏羲”10，“伏羲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娲，女娲之后五十姓至神农”11，“神农纳奔水氏之女曰听泼为妃……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12云云，则很难令人相信了。但起码可以得知，伏羲女娲早于炎帝，炎帝神农氏略早于黄帝或与黄帝先后相继，应该是历史的事实。
（一） 从文献资料看，炎帝活动的区域范围较大。《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火德王，故曰炎帝，”“初都陈，后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长沙。神农氏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从这一记载看，炎帝的活动范围西至姜水（既岐水），东至曲阜。从“初都陈，后居曲阜”得知，炎帝的中心活动地域约相当于太昊时期的活动地域。《帝王世纪》亦云“炎帝都于陈，又徙鲁”。然而，不少学者因炎帝“本起烈山，长于姜水”，认为炎帝为羌族的一支，即姜姓部落的始祖。那么“都于陈，又徙鲁”又作何解释呢？“陈”是河南淮阳，鲁指山东曲阜，如果说山东河南一带在父系氏族时期或大汶口文化时期抑或龙山文化早期曾经被西部羌族人占领并统治过，恐怕所有的学者谁也不会相信。如果文献记载的炎帝活动范围正确的话，那么，反过来说是否合理——神农氏继伏羲氏而王，初都陈，又徙曲阜，因与蚩尤相争，被蚩尤逐出曲阜，后因与黄帝争霸中原，被黄帝打败，遂带部西奔，一直拓展到姜水流域，成为姜姓部落的始祖，后传炎帝之郡望，逐渐被岐水流域烈山氏所取代。 如是说的理由如次： 第一，炎帝与黄帝是近血缘关系。《史记·五帝本纪》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其《集解》和《索隐》以及所引《国语》皆谓轩辕黄帝与神农炎帝同为少典之子，“少典娶有娇氏女，生黄帝、炎帝”。《索隐》又称“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那么，确定少典之地望，则是确定炎、黄出生之地的关键。 《史记·秦本纪》云：“颛顼氏之裔孙曰女修，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一是再次说明“少典”为邦国地名，二是告诉我们秦之先祖出自东夷鸟氏民族。连同炎黄二帝皆莫离开汶泗流域。对此，王子襄著《泗志钩沉》言之有理：
伏羲庙残碑有“东迁少典君于颛臾，以奉伏羲之祀”云云。又神农黄帝，史皆以为少典子，皋陶亦娶于少典氏，神农生于历山，都于曲阜，黄帝生于寿丘，育于姬水，“姬”，即‘泗’。皋陶偃人，偃通奄，则少典为国，必包有历山、曲阜、寿丘、姬水之地，而与偃（奄，即古奄国）邻近。曰东迁颛臾，则未迁以前，今（泗水）县境实在少典邦域之中矣。 又，颛顼封其庶子穷蝉於姑幕，徙封少典氏于颛臾，而以故地益姑幕，今（泗水）治东南五十里有姑幕山，俗讹为谷垛山，下有姑幕城，《春秋左氏传》“盟于姑蔑”，杜预注曰：“卞南有姑蔑城”《公羊》、《谷梁》传皆作盟于昧，幕与蔑、昧音同而形异，古字多通借故也。
由此可知，原少典氏之国就在姑幕，即泗水县东南五十里的姑幕山下的姑蔑城。姑幕距历山约二十里。即知少典国域在泗水上游的今泗水县境内，那么，炎黄生于汶泗流域也就不成问题。 第二，史载炎帝母“女登”或“任姒”，为有娲氏、或有蟜（娇）氏之女，可知其母族亦出自伏羲氏或华胥氏，《庄子》记赫胥氏，王先谦注为炎帝神农，说炎帝神农氏亦称赫胥氏，赫、华一音之转，华胥氏即为赫胥氏。炎帝之母族应为华胥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而母系血缘的纽带并未彻底摆脱，从若干“感天受孕”即感生神话传说可见一斑。赫胥氏与少典氏均在泗水，且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曲阜。炎帝生于何地，文献上却避而不谈，仅有“本起烈山”而含糊其辞，又怕人们不理解而作释语“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厉山氏”，以此来说明炎帝为西方烈山氏的一个分支。从其语气上看，就明显地带有不确定的因素。其实，厉山一名就源于泗水的厉山，以后随着父系氏族族群的不断扩大，将原有的一些地名族名带到各地，所以出现诸多的重复地名。 第三，《左传·昭公十八年》载：“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杜注曰“大庭氏，古国名。在鲁城内，鲁于其处作库”；孔颖达疏曰：“大庭氏，古天子之国名也，先儒旧说皆云炎帝号神农氏。”《帝王世纪》云：“神农又营曲阜。”《春秋历命序》曰：“炎帝号大庭。”《郡国志》曰：“神农自陈徙于此，昔大庭阪。”《通记》亦以大庭为炎帝之号，并说“鲁有大庭之库在曲阜”。《路史》注：“库在鲁城中曲阜之高处，今在仙源县（宋时因曲阜为黄帝出生地而改名仙源县）内东隅，高二丈。”由此映现了鲁之曲阜为炎帝大庭氏和《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所言“后居曲阜”的一致性。同时，孔疏还反映出先儒旧说皆云鲁之大庭氏为炎帝神农氏之国。 第四，《周易·系辞下》云“包羲氏没，神农氏作”，因之看来，太昊族与炎帝族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即炎帝是继太昊伏羲氏而“作”的，太昊既不在岐水，炎帝又何能跑到岐水去呢？综合古籍资料，太昊与炎帝都有“陈”和“曲阜”二都，如果文献记载无误的话，我们是否可以将如此错综复杂的历史碎片梳理并勾连出这样的线条： 太昊氏集团本在鲁中南，源于泗水，都于曲阜，后扩展到河南东南部，于陈（淮阳）建立行政、军事管理机构，委托其部族或某一首领坐镇其中，当然是以太昊旗号，抑或往来于曲阜与陈之间，遂有太昊“都于陈，徙曲阜”之说；太昊氏没，都陈的炎帝神农氏继太昊之后迁徙曲阜而王，亦所谓炎帝“初都陈，后徙鲁”。这样推断既符合大汶口文化的推展交流过程，又不与文献记载相抵牾，而成为一个比较符合客观事实的历史情节。其实，如果把伏羲、神农人格化的成分去掉，则更好解释，太昊集团是由泰沂山区的若干个“氏”组成，神农氏、轩辕氏都是太昊集团内部发展起来的氏族势力，其统帅地位，只是在其内部各“氏”之间的更易而已。 第五，《史记·索隐·补遗·三皇本纪》云：炎帝“人身牛首，……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用，以教万民，始教耕，故号神农氏”。《尚书·正义》孔颖达疏曰：“神农母曰女登，有神龙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面。”《白虎通》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宣之，故谓之神农。”这些记载说明神农始教稼穑，是农业的发明人，同时也说明神农的长像是“人身牛首”。《后汉书》载：“鲁县有牛首亭”，鲁县即曲阜，汉代称鲁县。“牛首亭”应该是纪念炎帝之迹。清修《阙里志》云：“神农祠在鲁城归德门外，今村名犁铧店，神农试耕之所也。旧有坊曰‘粒食之源’，今废。又神农开市处坊曰‘日中古市’，在曲阜城内城隍庙之南里许。……谯周云：‘炎帝居大庭’，《寰宇记》云：‘曲阜，炎帝之墟’，故鲁多神农之迹。”
（二） 黄帝是继炎帝后的部落联盟领袖。有关黄帝的传说，散见于先秦诸子及其以后的多种典籍。有关黄帝的郡望，一说黄帝生于寿丘（今曲阜），一说为河南新郑，一说为甘肃天水。从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互证综合考查的结果,认为黄帝生于寿丘还是较为可信的。 第一，从黄帝对后世的影响看，黄帝当属父系氏族社会鼎盛时期的核心代表人物。考古资料表明，大汶口文化晚期是父系氏族社会的鼎盛时期，黄帝时期应属这一时期。而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只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中心地带为山东汶泗流域及附近地区。除此之外，黄河中下游地区均未发现其它文化遗存密集区。甚至就全国而言，大汶口文化的辐射面最广，穿透力最强，亦无能够与大汶口抗鼎的文化。这就为黄帝生于寿丘提供了可靠的客观依据。 第二，众多的文献资料也证明黄帝生于寿丘。《史记·五帝本纪集解》曰：“帝轩氏，母曰附宝，之郊野，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以土德王，故曰黄帝。”《索隐》曰：“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帝王世纪》：“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曰轩辕丘。”《周易·正义》亦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娶炎帝母家有蹻氏之女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于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龙颜有圣德。”《宋书·符瑞志》也说：“黄帝轩辕氏，母曰附宝，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黄帝于寿丘。”《兖州府志·帝迹志》：“黄帝有熊氏，姓公孙，讳轩辕，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母曰附宝，感大电绕枢之祥生帝於寿丘，……按：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乃黄帝所生之地，今称黄帝寿陵是矣。”《兖州府志·古迹志》：“寿丘，《路史》：‘在曲阜东六里’”；《曲阜县志·古迹》：“近阜之迹，世传有寿丘”等等。当代学人亦多言黄帝生于曲阜，《中华文明史》（河北教育出版社·第246页）说黄帝、炎帝均为黄河下游地区。《中国事典》（周谷成主编·沈阳出版社·第3页）亦言黄帝生于曲阜。这众多的文献资料及研究结论，均说明黄帝生于山东曲阜。 第三，值得一提的是明代万历二十年刻本《兖州府志·沿革志》云：“宋大中祥符元年，以轩辕降于延恩殿，谓曲阜有寿丘，改名仙源，属袭庆府。”《曲阜县志·古迹》说，宋大中祥符元年闰十月，宋真宗以始祖黄帝生于寿丘之故，下诏改曲阜县名为仙源县，并徙治所于寿丘。诏建景灵宫于寿丘，以奉祀黄帝。根据元代至正十年周伯琦《重修景灵宫记》石碑记载：“帝建宫祠轩辕曰圣祖，又建太极殿祠其配曰圣母。越四年而宫成，总千三百二十楹，其崇宏壮丽无比”；“琢玉石为像龛于中殿，以表尊严，岁时朝献如太庙仪，命学老氏者侍祠，而以大臣领之。大碑四通，谚云：‘万人愁’者是也，其中二碑广二十三尺，阔半之，厚四尺；赑屃高十有三尺，阔半之，厚四尺，龟趺十有八尺。另二碑广二十有四尺，阔半之，厚四尺，赑屃高十有八尺，阔十有六尺，厚四尺，龟趺十有九尺，无文字，意者未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寿陵”。现在，黄帝出生地寿丘景灵宫遗址上仍有巨碑两座，高约17米，宽3.76米，厚1.2米，可算是中国最大的独立石碑。由此可见，有关黄帝发迹之地，在宋代时早有结论。试想，宋时投入如此规模的人力物力来兴建规模达一千三百二十楹殿堂的景灵宫，不可能不经过一番严肃认真地论证，且有黄帝生于河南新郑一说，宋时为什么会舍近求远而改曲阜为仙源呢？无可置疑，迄至宋时，黄帝生于曲阜寿丘已被确定下来。 第四，《帝王世纪》云：“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徙都曲阜，崩葬云阳。”诸多的文献资料表明，寿丘即是云阳，包括穷桑、空桑及前文所提大庭之库，其地望关系相当。均在泗水至曲阜的泗河沿岸。云阳与寿丘在现曲阜东北之石门山正前方的山前平台上。因山前之平台，所以古称云阳，又称平阳。颜师古注《帝王世纪》云：“云阳在曲阜，邑人谓今陵居一丘为云阳山。”这里所说的云阳山当为少昊陵院内的叠石陵墓后边紧靠着的一个土丘，此土丘高不过四米，径不过十几米，且土中不石，纯属人为筑起的土丘，不可称之为山，果不其然，经考古鉴定得知，此土丘为一汉墓。这就推翻了颜师古的云阳山一说。
那么云阳一名的来由若何？从其地理位置上看，此地正北距石门山直线距离不足十五公里，按传统称谓，当为石门山阳。石门山，古名玉山，玉泉山，“云”、“玉”音转，因此可证，石门山最早应称云山。有史可征，《史记·封禅书》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禅云云”，《正义》曰：“梁父山在兖州泗水县北八十里也”，“云云山在兖州博野县西南三十里也”。其所言方位恰好是石门山的位置。如此则云阳一名被释之——云云山之阳。清代孔尚任修《阙里志·古迹志》说的更为明确：“今少昊陵北有云云山，古无‘雲’字，‘雲’即‘云’也，盖古帝王封禅之所，少昊葬于云阳，非云阳山，乃云云山之阳也。”又载“黄土崖在石门山下，古帝禅台也，土色如金，盖自远境运土筑成坛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不仅说黄帝的出生地为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而且说黄帝“生日角龙颜，有景云之瑞”。还有许多文献言黄帝与“云”有着密切联系的，且黄帝以云纪，又云云山前为黄山，有黄土崖即古禅台，由此将大庭、寿丘、云阳、云云山、黄山、穷桑、“景云之瑞”、“以云纪”等等联系在一起，不难看出，这一切绝非偶然，而是在这诸多因素和现象之间存在着内在必然联系的历史迹象。古之祭天地于山上，泰山封禅则是最大的祭天仪式，“封”是祭天，报天之功；“禅”是祭地，报地之功，《史记·封禅书》正义说在泰山上祭天，在云云山或梁父山上祭地。因此可知，石门山当是古代受命帝王禅云云、即祭祀大地的地方，恰又应验《五帝本纪集解》所言“以土德王，故曰黄帝”。
（三） 有关蚩尤的事迹记载，见诸多种正史野传，资料不谓不丰。但其形象却一直被“炎黄正统”史家们所贬低和歪曲，如《尚书·吕刑》说“蚩尤惟始作乱”，太史公《五帝本纪》也称“蚩尤最为暴”、“蚩尤作乱”云云。尽管如此，综合若干史料，仍能从中品评到蚩尤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巨大影响,需要重新系统地进行一番梳理和辨析。 第一，蚩尤的时代背景与总体梗概 《史记集解》引应劭曰：“蚩尤，古天子。”《索隐》又据《本纪》“诸侯相侵伐，蚩尤最为暴”，说“蚩尤非为天子也……明非庶人，盖诸侯也”。所言为是，当为东夷部落继太昊之后的一位英雄首领。首先看《逸周书·尝麦解》所言：
昔天之初，诞作上后，乃设建典，名赤帝；分正上卿，名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邦名之曰：绝乱之野。
它记述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以来第一次著名的战争——涿鹿大战的始末，从中透现出华夏民族肇始时期的一些情节和脉络，并与许多文献记载相契合。大体可以作这样的描述： 原始之初，最先“建典”——即建立基本典章制度的帝王，是炎帝。蚩尤在炎帝王朝中，“分正（即司政）上卿”，享有很高的地位。由于蚩尤的势力不断扩大，与炎帝发生矛盾，遂将炎帝逐出曲阜。“宇”的本意是屋边、屋檐，《左传》常言“在君之宇下”、“失其守宇”等等，说明蚩尤的活动范围亦在少昊活动的区域之内，即曲阜及其周围地区。炎帝不甘心被逐，便与黄帝联合起来，与蚩尤部族大战涿鹿之野，杀死了蚩尤及夸父等部族首领。终由黄帝拥立大政，成为天下共主。 《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也符合这一线索，主要突出记述了蚩尤与炎黄二帝关系的三个过程，即神农为帝时蚩尤的崛起、炎黄战蚩尤、炎黄分裂大战。其文曰：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其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若剔除其中对蚩尤的某些偏颇之词，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蚩尤与炎黄二帝关系的时代背景。说明在黄帝尚未取代炎帝之前，蚩尤的势力已大大超过了炎帝，不仅使“神农氏世衰”，而且威胁到“轩辕之时”。这一时态格局的新变化，使炎黄二帝集中矛头对付蚩尤。于是，一场部族内部的更加凶恶猛烈的战争，当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关于蚩尤族源的考察 《路史·后纪四·蚩尤传》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可见蚩尤与炎帝同姓同祖，皆源起于东方。据《山海经》中《海内经》和《大荒北经》所记炎帝的谱系，夸父也是炎帝的后裔。与蚩尤一起在战争中同遭炎黄的杀戮。 蚩、尤二字皆从虫，古文字中为蛇龙之象。当属太昊龙氏集团一族，又曾“宇于少昊”，其主要活动范围，当在少昊族团的区域之内，即以邹鲁为中心的汶泗流域。 王献唐先生《炎黄氏族文化考》中认定蚩尤源于邾地，即今之邹城。书中说：
蚩尤之名，亦出邾娄，蚩——邾、尤——娄音近。以其语邾娄，呼之曰蚩尤，既名其族，复名其地，又名其人，例实一贯。蚩尤亦非正名，后世所谓诨号者也。古无人名，人名皆诨号，诏呼既久，遂以诨号为正名，如尧为高，因其高而诨号曰尧；舜为俊，因其俊而诨号曰舜，……。蚩尤之名，亦出于此。或书蚩尤，或书邾娄，初无正名，更无正字，音近之字皆可取用故也。从人名求地名，从地名证族名，邾娄之音义，可得其条贯矣。
并又例得二十七事以证邾娄地名之多，认为邾娄为炎帝族名，“例与蛮、貊、戎、狄相同，蛮貊戎狄为分名，夷为总名。邾娄与夷一事，故邾娄亦为总名。唐、虞以前，不称蛮、貊、戎、狄、呼为邾娄。唐、虞以下，呼其在东方者曰夷，西方曰戎，南方曰蛮，北方曰狄。四夷之名立，邾娄之旧称泯矣。族派繁衍，散居各地，……知炎帝族支派分布之广，更知三邾氏族乃其中一系，非一一皆从邹县迁出”。在其例举的二十七事中，有邾娄之谐音的地名，几乎涵盖了山东所有的地市。蚩尤是炎帝族发展起来的一个分支，所居之地为邾娄之名。经查阅古籍资料可证，最古老的邾娄一名当是曲阜东南的陬地（今曲阜息陬），以后演进为山东邹城东部，滕州东北部，其地望基本一致。
第三，关于“涿鹿之野”的考察 发展起来的蚩尤首先与居于曲阜之都的炎帝族矛盾加剧。但毕竟“蚩尤最暴”而神农氏“弗能征”。蚩尤“因榆罔德”不能驭而起兵伐空桑，遂将炎帝族逐出大庭，直追到“涿鹿之阿”。如《逸周书·尝麦解》所言：“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遂被后世称之为“蚩尤逐帝”。 涿鹿，亦称浊鹿、逐鹿、邾娄、邹娄。古之逐鹿有多处，王献唐先生在《炎黄氏族文化考》一书中，举出二十七事以证邾娄之多。《史记集解》：“涿鹿山在涿郡。”又引张晏说：“涿鹿在上谷路。”《帝王世纪》亦同。《水经注》“漯河”下引《魏土地记》：“下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路史》谓在幽州怀戎，有涿鹿山，涿鹿城。按怀戎为今怀来县，涿鹿为今河北涿鹿，因怀来已远在当时塞外之北而非中原之地，不符合炎蚩大战“逐鹿中原”之场所。“逐鹿”在中原、在黄河中下游无疑。 《郡县志》载：“浊鹿城在修武东北二十三里，山阳公所居。”修武在河南郑州西北，且近黄河，应为炎、蚩大战处所。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亦断为此地。也有人论证说战于黄河下游泗、济浊流充斥之平陆之野，即汶上南旺一带；亦有认为战于钜野一带，等等。尽管诸说具体地点不一，但又均不出鲁西南至豫东之范围，——这片兖豫大平原，才是父系氏族社会的英雄们争夺较量的场所，也是以后的鲧禹治水、夷夏整合与商民族发育的中心地带，是一片古老的文化沃土。
第四，蚩尤与炎黄鏖战 在浊鹿将神农氏打败，炎帝无奈，只好求救于黄帝。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炎帝则从西部回师夹击，最终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13，为炎帝报了仇。这场战争相当激烈和残酷，我们从《山海经》等古文记载中即可得知：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逐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14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15 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之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16 蚩尤铜头啖石，飞空走险，（黄帝）以馗牛皮为鼓，九击而止之，尤不能飞走，遂杀之。17 黄帝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18
由上诸文所见，蚩尤方面的战将有风伯雨师；黄帝方面则有应龙和天女魃。都是神通和法力的斗争。风伯雨师与应龙相当，而黄帝又多了一个天女魃的助力，旱神天女魃既然止住风雨，主“蓄水”的应龙便得以大显神威；此外，还有“玄女”的参战。《太平御览》卷七九引汉代纬书《龙鱼河图》云“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黄帝内传》也说“玄女为（黄）帝制夔牛鼓八十面”，其夔牛皮鼓的威力作用巨大，“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于是才擒杀了蚩尤，继而“又杀夸父”19。所谓“玄女”，是否为《诗经·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玄鸟”之改装？大抵应是东方少昊集团的一支玄鸟氏族也参加了黄帝所征之师，卷入了对蚩尤的战争。 第五，蚩尤的威力影响与战神崇拜 蚩尤部族之所以威力巨大、神勇出奇，在于他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铁军”，并且自身也能使用五种兵器。《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云：
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
即使黄帝战败蚩尤摄政之后，还仍然“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足见蚩尤的威严在民间不减，深入人心。关于“蚩尤作兵伐黄帝”所作的“兵”，应有多重含义，一是拥有众多的军师、部队，或曰兵员，才能“威振天下”，“宇于四方”；二是出奇的战法、兵法，如“纵大风雨”、“作大雾”、“飞空走险”云云；第三才是制造了多种而又犀利的兵革器械，他是兵器的最早发明者。如《路史·后纪四》注引《世本》言蚩尤“作五兵：戈、矛、戟、酋矛、夷矛”，《管子·地数篇》也说“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戟、芮戈”等等。并且蚩尤本人还能手、脚、头并用挥舞五种兵器，其与炎黄酣战“作五兵”的场面和形象，可见嘉祥武氏祠汉画石刻。 所以，自黄帝之世“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就已作为兵家“战神”的形象开始崇拜了，后世则相沿成习，以不同的方式对蚩尤进行尊奉和祭祀。《史记·封禅书》载：
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
可见，在秦始皇时期，兵主蚩尤的地位是非常显耀的，远古帝王和英雄人物林林总总，举不胜举，唯独蚩尤列入“八神”，其他皆为天地自然山川神灵。汉高祖领导农民起义,当初也“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20。一直到南北朝时的裴駰为《史记集解》时还说东平郡的蚩尤冢“民常十月祀之”。《述异记·卷上》追述有关蚩尤的轶闻，其中提到盛行汉代的“角抵戏”原与蚩尤有关：
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戏，盖其遗制也。
关于兵神、战神蚩尤的形象，在正统史家的流传丑化中，渐渐成了令人恐怖和厌恶的饕餮之像。《史记·五帝本纪》说：“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集解》引贾玄说：“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在缙云之官也。”而蚩尤正是“炎帝之苗裔”，并且总也离不开牛的形象，如《述异记》所言“人身牛蹄”，“龟足蛇首”（蛇首即为牛首），“耳鬓如剑戟，头有角”，即牛角，故后世“头戴牛角而相抵”。所以，殷周鼎彝所铸的饕餮形象，便是神话传说中被黄帝断首的蚩尤。《路史·后纪四·蚩尤传》注说：“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戒。其像率为兽形，傅以肉翅。”《吕氏春秋·先识》也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基本是兽形牛首，并断首之后，靠了这种“肉翅”仍“飞空走险”。这种文化现象说明，愈被著鼎丑化，愈而显示影响之深，恐惧崇拜心理愈重。 第六，蚩尤之死与蚩尤冢的考察 涿鹿大战之后，蚩尤部族遭到残酷的屠戮和流散，诸多文献记载了这悲惨的一幕。如《山海经》屡有黄帝“杀蚩尤与夸父”的记载，《盐铁论·结合篇》也说“轩辕战涿鹿，杀两昊、蚩尤”等等。《黄帝本行纪》还说：
蚩尤既死，黄帝迁其类之善者于邹屠之乡，其不善者以木械之。
屠，《说文》：“刳也，从尸，者声”，尸既夷；邹，为“邾娄”之合音；木械，即桎梏，木制脚镣手铐。是说蚩尤死了以后，黄帝将蚩尤族人分而治之，择其善者迁出邾娄之乡，四散各地；对其不服从管理的顽固者，不仅迁徙他地，而且实行强制性的刑管或镇压。这便是神话传说中“分尸蚩尤”的历史内核。再看下面几段引文：
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21 黄帝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化为枫木之林。22（黄帝）传战，执尤于中冀而殊（身首异处为殊）之，爰谓之“解”（即械，桎梏）。解州（今山西永济）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23
蚩尤炎黄大战何等的激烈、残酷与悲壮啊！宋山上的枫木之林，是押解蚩尤族团的枷栲而化成的；殷红的枫叶，是蚩尤族团的鲜血染红的；解州大盐池中的卤水之所以通红，那也是因为浸透了“蚩尤血”的缘故。并且传说蚩尤是一条大虫，即使被斩断以后，埋在一起，也仍然会自己结合起来重新复活。因此，蚩尤死后，将身体斩断分而葬之，据说被肢解四处，故有“蚩尤四冢”之说。 当然，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四冢”的考证，而应当看到在这种神话传说的背后，隐藏着深厚的历史意蕴——蚩尤族团生命力的顽强和被解体流亡覆灭的历史真相。蚩尤“四冢”，实际上是“四方”，但就其冢之记载和考察，仍然多在汶泗流域。 《史记·封禅书》载蚩尤陵“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集解》引徐广曰“属东平郡”，《索隐》曰“监，音阚……属东平”，又引《皇览》云“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五帝本纪集解》亦曰：
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钜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
文中提到两冢：一曰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二曰山阳郡钜野县。据考，昔东平寿张县阚乡城，乃为之今汶上县南旺镇。《汉书·地理志》“东平陆 汶上南旺镇，为贯通华东和华北的千里运河之脊，地势高亢，明代建有运河南北分水工程，即分水龙王庙；春秋时期的鲁诸公墓均在这里，还有阚城遗址，不远处有中都遗址等。蚩尤冢即在今汶嘉公路以北、济梁公路以西。近年汶上县南旺镇在农田水利工程施工中，于蚩尤冢附近发现碑刻两块：其一为蚩尤冢墓碑，碑额刻以二龙戏珠，碑高2.38米，宽0.83米，厚0.31米，正文为“蚩尤冢”三字，为清代所立；其二为蚩尤祠横碑，高0.55米，宽1.10米，厚0.15米，上刻“蚩尤祠”三字，碑背面有“元和”二字，拟为唐宪宗元和年间所立。此二碑的发现，证实了文献所载的可靠性。 南旺蚩尤冢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较多。而位其西南的钜野重聚之冢，是葬蚩尤肩髀（即肩胛骨和大腿骨）的地方。除此之外，清修《阙里志·古迹》又说鲁城西北还有一冢，并且是葬首级的地方，其文曰：
蚩牛冢：蚩牛本炎帝之裔，喜兵好乱，居少昊之虚以临四方。炎帝孙榆罔居空桑，德不能驭，蚩牛起兵伐空桑，逐帝而自立，迁于涿鹿，黄帝兴兵北攻，三年而后擒之，献俘于空桑，身首异处，其身冢在寿张，肩髀冢在钜野，鲁城中之冢则其首也，今曲阜城西北里许高冢，俗呼北禽台，亦曰被擒台，盖献俘之所。
可见，民间相传蚩尤四冢，据目前资料所证已经三处了，并且均在鲁西南地区。与以上有关蚩尤的论述形契神合，气象一贯。
（四） 炎黄蚩尤大战，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就规模和意义来说，都可相侔于古希腊的“特洛伊之战”。 野蛮的时代还要靠野蛮的手段而结束。黄帝胜利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汀；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24。当然，不乏有理想崇拜的因素，不免有演义虚构之辞，不过，黄帝时期开启了当时中国空前的统一和兴盛，这是史载以来所共认的。 战败后的炎帝只好带领残余部族西逃，最后栖身于黄河中游的姜水一带。并将厉山一名带到其地，遂有烈山之称。此一结论不但解开了炎帝东西区域的矛盾问题，亦能符合大汶口文化时代的父系氏族部落由汶泗流域向中原扩展的大势。同时亦说明邹鲁地区原始文明对整个中原父系文明起到了促进和带动作用。从此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原始人群，也逐渐分离出两大族系，一是以黄帝族群为代表的统治族，二是以炎帝、蚩尤族人为代表的夷人族，因而拉开了夷夏分野的序幕。 其实，强盛的黄帝时期，正是大汶口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父系氏族部落大力向外扩展的时期，这种扩展，是从太昊集团开始的，又经过炎帝、蚩尤等部族的势力，到黄帝称雄时，东方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活动区域已扩展到差不多涵盖了整个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断层之前的中后阶段，就已非常明显地浸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了。在河南偃师古滑城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灰坑中，首次发现有大汶口文化的一件大口圆腹罐和一件敛口罐25，以后在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郑州大河村三、四期26、禹县的谷水河二期27等遗址，相继发现了大汶口文化的陶器，另外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墓葬。这都表明大汶口文化向仰韶文化渗透的事实。随着太昊伏羲氏族的崛起和扩张，大汶口文化的向外辐射加快，到大汶口文化晚期时，其涵盖区域已包括山东全境、苏北、淮北、豫东、豫中，甚至到豫西。向南直至长江以南的太湖地区28，向北已进入辽东半岛南部29，向西及西南一直到达河南洛阳和信阳地区30。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河南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因大汶口文化的冲击而衰退；河南龙山文化又因大汶口文化的蔓延而兴起。这一划时代的演进和巨变，当主要还是以汶泗流域为中心的父系氏族族群的活动所引起的。 总之，炎、黄、蚩尤逐鹿中原，从蚩尤逐帝、炎黄战蚩尤，到炎、黄阪泉大战，霸主地位则由炎帝而蚩尤、最终被黄帝取代。这三次战争，其意义极为深远：首先，它使父系氏族社会的范围由汶泗流域扩大到整个中原，不仅为夏王朝的疆域构造了雏形，而且，使家庭奴隶制王国在中原普遍确立，以至成为奴隶制时期各族属的源头；二是，加速和扩大了黄河中下游、即东西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流，从而使社会发展趋于平衡，并直接导致了中原龙山文化的全面崛起；三是，分与合相伴，在整合的过程中，亦为夷夏分野拉开了序幕，最终形成了黄帝、炎帝在后来整个中华民族中的祖宗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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