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与碑帖鉴赏

启功先生不仅对碑帖相关的金石文献、书画著录、校碑考帖书籍非常熟悉，而且于经史子集中有关的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知识，亦有深入了解。其深谙古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又精研历代书法，凡名家墨迹、碑帖摹刻之优劣、鉴藏流传之经过，皆了然于胸。他有数十年临池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对书法字体结构有深入独到研究，用于古书画特别是碑帖鉴定，便有了一种触类旁通、游刃有余的居高临下优势。这方面的例证很多，仅举几例如下：

上世纪80年代初，某地发现了一部宋代名帖《潭帖》，被推荐到文物出版社出版。启先生一看，即指出其伪：《潭帖》刻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不可能刻有宋徽宗、南宋高宗的题和画押。帖贾无知，造出这样的破绽，不足为怪，但要为国家文博单位做专业工作，这样起码的文史知识是不能少的。而启先生挟国学大师之博学，来审视碑帖问题，自然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又：日本友人捐赠给故宫一部法帖，帖上有三个题签：清王铎题为《宋米芾帖》，无名者题为《宋名贤帖》，日本宇野雪村题为《宋拓宝晋斋帖》。帖后有清翁同龢两跋，虽言及程兰川《帖考》记有《松桂堂帖》事，但不能断。启功先生过目，即断“此米友仁孙巨容刻其曾祖所藏《宝晋斋法书》，与夫溪堂手泽一册，即所谓《松桂堂帖》者也”。因为先生不仅熟悉相关的文献资料，而且，这之前就曾留意过《松桂堂帖》的相关问题，如《松桂堂帖》的帖目等。

近来，晚清裴景福曾经收藏的所谓赵子固《落水兰亭》现世，有人到处喊要国家重金收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影印的清乾隆内府摹刻《落水兰亭》（有启功先生题跋四十余行），考辨《落水兰亭》的问题，指出裴氏藏本，是“伪中之伪，歧中之歧”。先生的题跋，对《落水兰亭》的种种问题，如不同本的鉴藏流传，前人的考证得失等等，了解得极为详实明白，特别是关于《落水兰亭》的真伪判断，相对于那种以耳代目、道听途说、不懂装懂的言论，尤其显得准确和有实际意义。

启功先生鉴赏碑帖，顾名思义，是通过先生鉴藏评判考校的碑帖，其重要意义是让人们了解先生对碑帖赏鉴研究的方法和见解，而不是这些碑帖的版本价值。先生为清室帝胄，生在民国，早年家道中落，中学不能卒业，虽自幼爱好书画，却无力购求善本。中年书画名声俱起，却命运坎坷；晚年德艺双馨，名震寰宇，到了取富贵如探囊之际，先生却淡泊名利，志在捐资助学，并未用意于个人收藏。其版本的价值必是无法同博物馆所藏善本相提并论的。但是，以先生的慧眼，先生的学识，以及先生对书法的理解和对碑帖的精鉴，这些碑帖（包括影印本）一经先生题跋，即可使人领略到其书法的妙处，了解了版本的优劣，增添了鉴赏甚至考据方面的知识，可谓点铁成金。况且，以先生对碑帖的喜爱，长期的关注，甚至是节衣缩食的搜集，这些碑帖中也并不乏精品，明拓《张猛龙碑》便是其中之一。

这本《张猛龙碑》，蝉翼拓，拓手精工，墨色浓淡燥湿恰到好处，字口清晰，锋棱俱见，神完气足。先生得此碑时正值其母去世不久，经济颇为困难，但因特别喜爱此碑的书法，所以最后以所藏旧帖七种易得。碑中适有“冬温夏清”四字不损。先生缘此想起自己自幼失怙，靠母亲抚养，多年艰辛，而今竟失去侍奉的机会，情何以堪！所以碑后题诗中有：“小人何处通温清，一字千金泪数行。”

启功先生有论书绝句百首，论《张猛龙碑》竟占了六首。其最后一首云：“出墨无端又入杨，前摹松雪后香光。如今只爱张神冏，一剂强心健古方。”先生的注释中有“余于书，初学欧碑、颜碑，不解其下笔处，更无论使转也。继见赵书墨迹，逐其点画，不能贯串篇章。乃学董，又学米，行联势贯矣，单提一字，竟不成形，且骨力疲软，无以自振。重阅《张猛龙碑》，乃大有领略焉”。盖赵与董都属于注重笔法精美一路，初学者往往着意点画的形态修饰，而疏略了字结构的协调和体势的劲挺。先生称此碑为强心健骨方，正是补学赵、学米、学董的不足。但先生眼界宽广，学书转益多师，博采众长，书法家之外，更是一位学者，所以即便是最喜爱的碑或帖，亦要将其置于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来审视其优劣得失。他评此碑为“较《龙门造像》，自属工致，但视《刁遵》《敬显隽》等，又略见刀痕。惟其于书丹笔迹，在有合有离之间，适得生熟甜辣味外之味，此所以可望而难追也”。

唐《栖岩寺智通禅师塔铭》，是唐碑中行书书碑的佳作，但研究碑帖的人很少论及。此碑中有先生边题六，后跋一。凡碑中涉及的人物官职、地名沿革、文献著述，皆一一考校明白，对其书法艺术之特征，师承影响之源流，评判尤为准确。先生称此碑“天真烂漫，寓古淡于遒媚，足以上逼山阴，下开米老”。较之当时名家，先生边跋有补充说明：“李北海过能，张从申稍俗。”由此见先生对此碑的重视。

对柳公权《玄秘塔碑》，先生的论书绝句百首也有论及。先生总结自己的学书历程云：“先摹赵董后欧阳，晚爱诚悬竟体芳。偶作擘窠钉壁看，旁人多说似成王。”此碑的先生题记云“余获此碑，临写最勤，十载以来，已有十余本”，“一九九五年复临一本毕，此余八十岁后所临第一通”。可见先生于此碑的用功之勤。大师巨匠的天赋和成就，不是人人所能企及，但他们的勤奋，却人人应当效法。看先生的赏鉴碑帖，既是专门的学问研究，又有学书实践的心得体会。不仅是艺术审美的阐发，还时时可见其破除前人玄论谬说的警策精辟。先生虽称柳公权书是“竟体芳”，但对历史上柳公权所谓“笔谏”即“心正则笔正”的说法，则给以辛辣的讽刺批判。论书绝句题柳书《神策军碑》《玄秘塔碑》：“劲媚虚从笔正论，更将心正哄愚人。书碑试问心何在，谀阉谀僧颂禁军。”唐代中期，政治昏暗，宦官操纵御林军，专横跋扈，皇帝死生更替亦出其手，更有甘露之变的惨祸，玄秘塔主僧端甫，闢佞比于权奸。唐宪宗迎佛骨即是出于端甫蛊惑，韩愈谏而贬官潮州，而柳公权却一一为之书碑。先生问道：“当其下笔时，心在肺腑之间耶？抑在肘腋之后耶？”这种学书和做人牵强地扯在一起的说法，缘于古代将艺术视为兴教化助人伦的工具的封建思想。到了宋代道学家朱熹那里，更发展到书学钟繇（“汉之篡贼”），字写得好也要惭愧，书学颜真卿（“唐之忠臣”），字写得丑也可以骄傲（朱熹《朱文公集》卷八十一《题曹操帖》）！这种混淆不同性质门类事物特质的谬说，今天当然要给以分析清理。

先生的鉴赏意见，很多是题于影印本上，如王氏《一门法书》（即《万岁通天帖》）、恽南田书诗札真迹、宋拓《皇甫君碑》等。先生的考校，同样精心用意。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先生对这些碑帖的评判，还可以了解先生研习书法的变化历程，甚至可以体会到先生对一些古人的情感好恶。限于篇幅，仅以欧阳询《皇甫君碑》为例略作评说。

欧阳询《皇甫君碑》，先生所校，为翻印的文明书局影印本。考校精细，帖中有白粉小正书，分析字的安排结构，是过录张效彬之本。碑中有“精民感化，黠吏畏威”句。先生批注“精民，出淮南子，善人也”。只此一处，即非只知死记硬背《金石萃编》《校碑随笔》者所能梦到。前后两跋，前跋特抄录别本中倪熺光论体质形质之说。可见先生对前人议论，凡有启发道理，不论人之名气大小，都充分注意。先生论书，根据人体的生理结构，书法工具的特点性能，乃至执笔的方式，书写的姿势变化，又结合自己长期的多方面的反复实践，总结出规律性的理论，破除迷信，不尚空谈，平实易懂，切合实际。这同先生善于吸取前人哪怕点滴的合理说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后面的一跋，针对翁方纲讲何义门批点书帖的记载，先生评云：“总之，何氏好批点书帖，于是若干不知谁何之批本，亦俱属之义门矣！不见原批字迹，终当以传闻待之。”对这位大考据家的言论，竟毫不以为然。先生论书绝句，言翁方纲鉴定欧阳询化度寺的荒谬，其注云：“庸医杀人，世所易知，名医杀人，人所难知，而病者之游魂，滔滔不返矣。”由此可知，先生这里对翁氏，已经是十分客气了。

启功先生校碑，最大的特点还是学问的融会贯通和书法研究的紧密结合。一般临习书法者观碑，多意在书法而不注意文句，先生则文意、史实、典故、用语修辞乃至音韵等都注意到了（《集王兴福寺碑》《龙藏寺碑》）。草书则旁注楷字，诗文则校订版本（张旭《肚痛帖》、彦修《草书诗》），典故则注明出处。很多评论，直接从文字演变与书法体势的关系，讲到书法史及临学前人必然出现的问题（跋《范式碑》）等等。这些见解的独到之处，是从任何书本上找不到的，特别是一些观碑和学书的经验总结，如《龙藏寺碑跋》：“近每习唐人楷法，以墨迹之点画使转，推证此碑笔意，真有顿还旧观之乐。”即先生论书绝句所说的：“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这对于那些按模脱墼地要写出“枣木板气”或碑刻风化残损后的“金石气”，特别是一些六朝碑的三角点、方头画的学书者，无疑是当头棒喝；而对于那些所谓“碑学”（实际上是学碑）书法家如包世臣、何绍基、康有为等关于书法问题的迷惑，可以说是指路的明灯一盏。

至于先生的临帖，这里看到的基本是先生早已形成了自己体势风格后的作品，已经完全脱离了“规规于形似”的入帖阶段。虽曰临，实际上是遗貌取神，是完全贯注先生自己的艺术再创造。即董其昌所谓“如哪吒析肉还母，析骨还父，自现一段清净法身”。所以无论临欧临柳，人们还是望而便知是先生之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