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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洵美（1906—1968） 1929年5月，在自办刊物《金屋月刊》第1卷第5期上，邵洵美发表了《两个偶像》一文，向读者介绍自己书房里挂着的两张画像：一张是“一个美妇的半身”，深绿衣衫、桃色的嫩肉的右手握一支黑笔搁在鲜红的唇上，装着水或蜜的淡蓝的眼珠，赤金色的头发，这是古希腊女诗人莎茀（Sappho，今通译“萨福”）的画像；另一张则是罗塞蒂（D.G.Rossetti，1828-1882）画的诗人史文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1837-1909），“硕大无朋的头颅，散披着像拖粪般的头发”，史文朋的“标志”在这张一色印刷品上都能看得出。他们俩，邵洵美说，是“我所最心爱的两个诗人”，“最崇拜的两个偶像”。
那么，邵洵美如何与两个偶像结识的呢？据邵洵美言，那是他几年前赴欧留学路上的意外“邂逅”。到意大利拿波里（今译“那不勒斯”）的第二天，他独自去参观国家博物院。二楼一块残碎的Fresco（壁画），直不过二尺横不过一尺余，那画着的美妇却似乎用看情人的目光对他说道“‘走向我处来吧，我的洵美！’——啊，我醉了！我木了！我被诱惑了！”
这里说的即是邵洵美与莎茀的相遇，博物馆的看守者用意大利式英文告诉他“这是莎茀，希腊的女诗人”。
邵洵美说，从那天起，“莎茀的印象便深镌在我心中了”。但，他又苦于对她一无所知。
其后，邵洵美到了剑桥，住到了导师慕尔（A.C.Moule）家里，慕尔是一个牧师，一个和善而精明的学者，他出生在中国杭州，在中国传教有年，精通希腊、拉丁、德、法、中、意等文字。初至剑桥，邵洵美沉醉于萨福的世界，他搜罗买入萨福诗歌的英文译本，边读边译。洵美这些“积极的变化”，慕尔先生看在眼里，他对洵美说：莎茀的诗留存的残缺不全，完整的只有一二首。要了解更多，可以为其介绍“著名的研究希腊文的Jesus大学（按：即Jesus College，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希腊文学教授爱特门氏（按：John Maxwell Edmonds，1875-1958）。他关于希腊文学的著作很多，《希腊抒情诗》（Lyra Graeca)是最有名的一本，在这本里便有莎茀诗的全英译”。过不久，果然，在一个周六下午，没提前说，慕尔就带他冒雨前去拜访爱特门教授了。 J.M.Edmonds 编译的《希腊抒情诗》2018年版封面
这一次没有预料的拜访，不过两个多小时，却令年轻的洵美格外兴奋，禁不住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意外之喜”：“七月二十七日，小雨，午后四时冒雨至爱特门先生家。他们夫妇留我在那里吃点心……”，之后去先生书房谈话。爱特门教授说，莎茀诗集的遗失，实在是文学界的不幸，现代人的不幸。又说：在译文中决不能见到莎茀于万一，原诗的色彩与音乐只能在原诗中领略。莎茀诗格（按：即“萨福体”，大致是每节三长一短的抒情诗体）是诗格中最美的一种，他曾把中国诗用“莎茀诗格”写成过希腊文，认为中国唐诗和古希腊诗在气质上有极相似的地方。最末，爱特门先生建议洵美，“若不能读莎茀原诗又想领略莎茀的美，可以去读史文朋的诗歌，史文朋在他的诗歌集第一卷中的一首，是现代作家中用莎茀诗格写英文诗的最成功的一首”。临走，爱特门教授还拉着洵美的手说，你若将莎茀的诗译成中文，或者能让中国人得到特殊的兴趣吧。
那次会见后，史文朋旋即成为邵洵美的“新知”，邵洵美立即去买了一本史文朋诗歌集第一卷，“我仅仅翻来一看，我的心立刻又被他像莎茀般地占去了四分之一。”他还主动跟未婚妻佩玉告罪，“因为本来是她所独有的我的心，而现在竟被莎茀与史文朋夺去了一半了”！其后，关于史文朋的珍本，不乏财力的洵美也不惜重金买来，他说，这是他“唯一的奢侈”。
1926年6月，邵洵美回国，1928年便创办金屋书店。书店出版的第一批书中，有他自己的两本：文艺评论集《火与肉》、译诗集《一朵朵玫瑰》。《火与肉》标题下有一句引自史文朋的诗“Hands that sting like fire” （双手火一般灼烧），异域色彩明显。该书内收六篇论文：一篇写莎茀，两篇写史文朋，另外三篇写魏尔伦（Paul Verlaine，邵译“万蕾”）、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邵译“高谛蔼”，该篇系译自亚瑟·塞蒙的译文）和古罗马诗人迦多罗斯（Valerius Catullus，约公元前84-54年）。
这几位评论对象之间有什么关联吗？且看：莎茀与史文朋是他“最崇拜的两个偶像”；迦多罗斯“也和史文朋的崇拜莎茀一般”崇拜莎茀，“他的诗受莎茀影响极大”；而戈蒂耶这位“造出《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的标语的高蹈派（Parnarssians）领袖”呢，拿邵洵美的话来说，则是“我所最崇拜的史文朋所最崇拜的”。至于魏尔伦，邵洵美引用乔治·摩尔（George Moore）的说法称其为“贼窟与圣庙之间的信徒”，说他是一位“真正的享乐主义者”，即便知道人生的悲哀也不会被运命所压倒，因而他的“享乐”是积极的，他的诗是音调清丽、形式完整、情感热烈的，“我说他是嚣俄、高谛蔼、鲍特莱尔的结晶品，当无异议吧？”——总之，因为洵美，一众“崇拜者”像火一样燃烧，结成了“朋友圈”！
邵洵美自言，《火与肉》是他向“五位天才”的致敬之作，而《一朵朵玫瑰》则是他写论文的“副产品”，选译九位诗人的名单即囊括上述五位。事实上，两部书可被视为他“在剑桥所受的西方文学教育的总汇”（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1936年，新诗写作已有十年经验的邵洵美回顾自己的创作之路，如是总结自己的文学趣味养成路线：“我的诗的行程也真奇怪，从莎茀发见了她的崇拜者史文朋，从史文朋认识了先拉斐尔派的一群，又从他们那里接触到波特莱尔，凡尔仑（今通译波德莱尔、魏尔伦）。”（《〈诗二十五首〉自序》）
邵洵美写史文朋的两篇，第一篇《史文朋》是在剑桥时完成的。文中，他把史文朋的《诗歌集》（Poems and Ballads，1866）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1857）相提并论，称两部诗集都曾引起“极多的攻击”，但同时对当时及后代的影响很大。他标榜两位诗人是“革命家；是一切宗教、道德、习俗下的囚犯文学的解放者。他俩是创造主，是一切真的、美的、情的、音乐的、甜美的诗歌的爱护神。他俩的诗都是在臭中求香；在假中求真；在恶中求善；在丑中求美；在苦闷的人生中求兴趣；在忧愁的世界中求快活，简括一句说‘便是在恶中求安慰’”。
另一篇题为《日出前之歌》（取自史文朋同名诗集），邵洵美在文中详细地区分了早期作为颓废派的史文朋与后期作为革命诗人的史文朋，着力凸显史文朋对自由的“高呼”和“颂赞”。除此之外，邵洵美还曾专门作诗献予史文朋，那是1926年6月20日自英回国的海上吟唱：“你是莎茀的哥哥我是她的弟弟，/我们的父母是造维纳丝的上帝——/霞吓虹吓孔雀的尾和凤凰的羽，/一切美的诞生都是他俩的技艺。/你喜欢她我也喜欢她又喜欢你；/我们又都喜欢爱喜欢爱的神秘；/我们喜欢血和肉的纯洁的结合；我们喜欢毒的仙浆及苦的甜味。/啊我们像是荒山上的三朵野花，/我们不让人种在盆里插在瓶里；/我们从澜泥里来仍向澜泥里去，/我们的希望便是永久在澜泥里。”（《To Swinburne》）这是洵美诗歌创作的初期，二十岁的他奉为“金科玉律的诗论便是史文朋所说的：‘我不用格律来决定诗的形式，我用耳朵来决定”——多年后，邵洵美亦为此自省，那是沉醉于“艳丽的字眼，新奇的词句，铿锵的音节”而忽略“诗的意象”的“少壮的炫耀”。
而李欧梵这样评价邵洵美：“他所追溯的系谱折射着自史文朋以来的英国颓废派的公认线索，其顶点是佩特、塞蒙和奥斯卡·王尔德组成的所谓‘黄色90年代’，该名称源于著名杂志《黄面志》”，他试图强调的是这些人作品中的“反抗情绪和浪漫气质”，而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颓废和先锋相去不远”（李欧梵：《上海摩登》，第264-265页）。
不只研摹史文朋，连带着，对史文朋的“好友”，邵洵美同样关注。1928年5月16日，英国诗人、小说家、批评家兼传记家爱德蒙·高思仙逝，他撰文发表《Edmund Gosse（1849-1928）》以为纪念。由于哈代刚于本年1月去世，洵美将二人的逝世并称,认为是读书界“莫大的损失”，“尤其是研究史文朋的信徒。熟悉史文朋的行述与当时文坛的真相的史文朋的好友又死了一个了”。邵洵美说，虽然高思终身未入过大学，但剑桥大学曾赠予其名誉博士学位，他的小说《父与子》、传记《史文朋传》《易卜生》等都是不能埋没的杰作。
1929年4月，邵洵美发表了《童男与处女》（《金屋月刊》第1卷第4期）一文，对古希腊田园传奇恋爱故事《达芙涅斯和克洛伊》（Daphnis and Chloe，作者为Longus，身世不详）的法、英译本做了评述。文中称，该书原以希腊文写成，英译本有Angell Daye及1657年出版的George Thornley译本，而1913年J.M.Edmonds将后者订正出版并作序，“Edmonds在这里曾为Thornley完成了件极大的工作，而对Longus也有了一番相当的贡献。”——对其文学视界开拓影响甚大的爱特门教授，邵洵美一直都抱持敬意与关注。
从与爱特门同执教于耶稣学院的同事、曾任耶稣学院副院长的弗里德里克·布里坦（Frederick Brittain）那里，我们得以了解爱特门的简略生平。 J.M.Edmonds 自撰个人简历手稿, 剑桥大学耶稣学院图书馆藏
1875年，爱特门出生于英格兰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虽早年曾患小儿麻痹症健康受损致使学业受到影响，但仍于1894年考入剑桥大学耶稣学院，1898年以一等荣誉获得古典学学位，后任教于坎特伯雷国王公学等几所学校。在学生们记忆中，爱特门是一位深受爱戴的好老师，平和且不乏幽默。尤其，他不愿让哪个同学落后难堪，他给学生们的成绩单上，若一个班有30人，最后的25到30名都会被bracketed（归为同等，没有最后一名），如是，6名孩子回家都可以说自己是第25名。1908年，逃过又一次病痛之劫，爱特门以自由职业者身份回到剑桥，自此至去世，多数时间在剑桥两所女子学院（Girton College and Newnham College）教授古典学。
在此期间，爱特门获得剑桥大学教职，并当选为耶稣学院院士。他一生大约有七八部作品入选“勒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s），翻译出版了一些希腊译诗选，其翻译风格雅驯，为人称道。其中，最有影响的或系由其编译的三卷本《希腊抒情诗》（Lyra Graeca：Being the Remains of all the Greek Lyric Poets from Eumelus to Timotheus excepting Pinda，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1922），其中萨福诗作收入第1卷，慕尔当年向邵洵美推荐的就是这套书，至今仍不断再版。此外，爱特门多年致力于《阿蒂卡喜剧断篇》（The Fragments of Attic Comedy）的整理出版，他自称借助红外摄影技术修复残篇效果可期，而其中一部分在其去世前几个月出版。 除了古典学学者的身份，爱特门还以一战期间创作过一批震撼人心的墓志铭留名于世。这些墓志铭多数发表于《泰晤士报》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专栏。其中，最富盛名、广为流传的是下面这一则，布里坦执笔为其撰写的讣闻也以此结尾：
When you go home, tell them of us and say “For your tomorrows these gave their today”. （当你们回乡之时，请告诸国民我们的事迹 “为了你们的明日，他们献出了自己的今日”。）
布里坦在其自传《一位剑桥大学教授的一生》（Frederick Brittain: It’s a Don’s Life: An Autobiograph，London：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1972）中确认了该墓志铭的正确版本（如上），对此有更详细的说明：这段广为流布的战时铭文，常被引用于书中或被刻在数不清的战争纪念碑上，实出自爱特门之手，却几乎无人致谢作者或申请授权使用，间或提及，还常被误为霍斯曼（A.E.Houseman）或者别的现代作家之作。布里坦说，这或许是因为它太经典了，超越了时空，以至于让借用者们以为是直接译自《希腊文选》而不以为意。不过，爱特门本人对此毫不介意，在他看来，版本正确最重要，不被误用就好。而这则墓志铭的撰写，据说受到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Simonides of Ceos，公元前556-468年）为希波战争温泉关大战（The Battle of Thermopylae）中牺牲的斯巴达勇士们所作墓志铭启发而得。想来，这与爱特门古希腊文学专家的身份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爱特门的生平逸事，布里坦自传有所提及。布里坦说，爱特门为人谦和，是为数不多的三十年如一日最为“勤奋”地参加学院“高桌”（high table）午餐的一位。而布里坦记录其服务耶稣学院五十年间经历的日记里（Fifty Years at Jesus: The Diaries of Frederick Brittain, Litt.D., Fellow of Jesus College, Cambridge, Edited by Muriel Brittain, 2001），既有他去学院古典学会听爱特门做题为《古希腊与埃及的图书与图书馆》演讲（1920年12月2日）的学术信息，也有二人间的日常闲聊。比如，1934年1月30日，二人同在学院公共休息室，爱特门问布里坦：你认为剑桥教授们多数都会忠于他们的妻子吗？布里坦没说自己如何回答的，倒是记下了爱特门的话：他说，我可以跟你确保，从前现在，我是一贯绝对地对太太忠诚不二的。 J.M.Edmonds 剑桥旧居现貌，本文作者刘群摄于2015年7月12日
而爱特门先生的家，也就是邵洵美拜访他时的住所，还在吗？幸运的是，笔者从耶稣学院图书馆所藏其档案得到线索确认，并曾专门探访。那是一座典型的英伦cottage（乡村别墅），建于1914年，位于剑桥西北部斯托瑞路30号（30 Storey’s Way），有美丽的花园，现为私宅。在这里，爱特门度过了他有音乐与园艺为伴的四十余年治学生涯。
1958年3月18日，爱特门离世，享年83岁。22日，布里坦参加了他的葬礼仪式。同年4月19日，《剑桥评论》（Cambridge Review）刊载了其讣闻，称他一生谦逊，即便晚年极少去学院了，同事们仍会常念起他的随和善谈，以及单纯的幽默。而在这一年的10月，生活在上海的邵洵美遭逢牢狱之灾，四年后被释放。在爱特门去世十载后的1968年，邵洵美于贫病之中离世，时年62岁。不知在另一个世界，他们是否会再次相遇，再次谈起莎茀，谈起史文朋。 2018年4-5月，青岛 本文刊2018年6月8日《文汇报 笔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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