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挫折困苦在所难免。 即使蒙受了不白之怨, 亦不应心灰意冷，低迷消沉下去。 当岁月的沧桑写满面容， 回首往昔， 那只不过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 1981年个人赛，广东吕钦、湖北胡远茂的降组以及赵国荣的升组都为我打好1982年个人赛带来希望，要知道未获全国冠军总是我的一块心病。 个人赛回来后，我就和赵国荣积极投入到训练之中。然而年底，上级的一纸文件却如同一盆冷水将我那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给扑灭了，原来由于胡荣华1980年乐山降级后，一连两年都未能打回甲组，或许是为了照顾这位昔日“十连霸”的面子，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总之运动司下文取消了个人赛甲乙级制。 此文一出，立即遭到象棋技木委员会大部分成员的坚决反对，大家一致认为，原来实行甲乙组制时明确规定赛制五年不变，可是现在只执行了三年，制度定下来了，怎么能说变就变呢？ 虽然技术委员会的态度坚决，但是上级领导根本就没有理会这些，依然一意孤行地执行了取消个人赛甲乙组制的决定，这使我十分气馁，情绪也很低落，加之又考虑自己年纪较大，体力和精力有些力不从心，于是萌生了退役的想法。 我退役的想法一提出来，立即引起省里体委领协的重视。因为当时黑龙江省象棋的整体水平较低，领导的意思是让我再多赛几年，等年轻棋手成长起来再说。考虑到这些情况，同时也觉得这样离开赛场着实有些不甘心，我也就回心转意了。按理说这场风波应该就此结束，可是一场不白之冤又随之降临了。这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起退役之事。 事情是这样的，参加1980年第一届亚洲杯时，我们与菲律宾华侨陈罗平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后回国的时候，陈先生对我们说，有机会将邀请我们四个人（杨官璘、胡荣华、柳大华和我）访问菲律宾。1982年春，陈罗平先生果然如约向国家体委发出邀请函，邀请我们出访。可是当我接到赴京报到的通知时才知道这次出访的领队不是杨官璘，而是换成国家体委供处的代理处长顾而平，胡荣华由于这几年成绩不好也被换成了徐天利。虽然我仍然希望还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去，但是上级决定了，谁也没办法改变。 但是就在我到北京的同时，体委收到一封揭发我的匿名信，信中说我亚洲杯来后，私带3台彩电，并且在国外出版棋书……，接到这封信后，体委对我进行了调查，发现亚洲杯回国时我的确带回3台电视机。于是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取消我出国的资格，而换成李来群。 但是事实上这3台彩电中一台是我用在澳门出的一本和李德林合著的棋书的稿费买的，符合当时出国人员可以带一件免税电器的规定，一台是香港象棋总会送给我的，但我已经有了一台，于是就想把这台电视机送给我们体工队，为此特意请示了港澳工委书记李冲，经他同意并签字为这台电视机办理了免税手续。至于第三台电视机是我为李德林代买的，入境时已依法办理了关税，根本就不违规。而且由于我在亚洲杯上的出色表现，并将我个人购买的大的电视机献给体工队，省里为此还将我评为当年的标兵。那台电视现在还放在体工队里，不过己经是古董了! 省里领导听说因为这件事要取消我出国资格，考虑到我是省政协委员，此事将造成一定影响，所以要求体委政治部必须拿出可信的证据才行，否则不能接受。后来体委调查清楚后，才同意继续由我担任访菲队伍的教练，经菲方同意，李来群也有幸随我们一同出国，后来我才知道那封匿名信来自广州。 出国前夕，体委运动司李司长又找我去谈话，告诫我以后不要在国外随便出书，这更叫人哭笑不得。因为对于在国外出书，国家规定只要不是涉及国家机密或者有诋毁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言论方面的书籍是可以出版的。像象棋谱这类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还鼓励出版呢！更令人气愤的是，到达菲律宾后，领队居然让柳大华监视我，弄得柳大华也十分为难。 菲律宾是个岛国，四面环海，淡水缺乏。多亏多雨的气候才使这里有允足的淡水。遭受到这一系列的打击后，我的心情也像那里的天气，整天阴沉沉，我们对菲律宾的三座城市进行了访问，所到之处广受当地棋迷的欢迎，而且还赠送给我们许多纪念品。由于有了上次的教训，这些东西说什么我也不敢收了，推不掉的就全交给领队处理。 回国不久，团体赛就开始了。由于我已有退役的想法，所以这届团体赛就退居二线，打第三台。前两台交给赵国荣和孙志伟。本届团体赛冠亚军的争夺是在广东队与河北队之间进行的，最后广东队技高一筹获得冠军，成为象棋团体赛上第一支“三连冠”的队伍。黑龙江队发挥平常，获得第四名。 个人赛我没有参加。那年李来群获得冠军。而胡荣华走出乙组的阴影获得亚军。真不知道，如果不取消个人赛甲乙组赛制结果会是怎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