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系遗传看中华文明探源成果

5月28日新闻办就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成果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介绍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从考古学的角度，构建了上古时代中国地区文明发展的框架。那么从遗传学的角度，我们又能得到哪些启示呢？

在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探源工程在以下方面的重要进展。

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大地5000年文明

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

图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从父系遗传的角度来看，自一万年前左右开始的全新世以来，东亚地区范围内出现了多个父系Y染色体单倍群的剧烈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人口的剧烈膨胀。Cα( C2c1)-F1144、Oγ(O2a1c1a1a1a)-F325、Oβ(O2a2b1a2a1)-F46、Oα(O2a2b1a1a)-M133、Oδ(O1a1a1a1)-F78五个父系单倍群先后发生了复杂的多层次连续分化，并逐渐成长为东亚地区最主要的五个父系家族，参与了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大多数东亚族群的形成。最末次冰期结束后的气候回暖与农业技术的逐渐成熟很可能是带动这一人口增长过程的决定性因素。

父系单倍群的支系分化在7000到5000年前左右的“全新世大暖期”达到了一个峰值，可能反映了这一时期人口的急速增长与生业方式的逐渐转变。庞大的人口基数为大型聚落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大型聚落又逐渐演化为城市的雏形。黄河中上游的杨官寨遗址、长江中下游的凌家滩遗址、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正是这一时期大规模聚落的代表。聚落中出现了带有宗教色彩的祭祀建筑和精美的手工艺品，一方面说明了文化模式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分工逐渐出现，人群的阶层开始分化，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初见端倪。

陕西高陵杨官寨文化遗址

牛河梁遗址金字塔式建筑

从公元前三千纪到公元前二千纪，也就是严文明教授所称的“龙山时代”。中国境内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群落，包括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石峁遗址、石家河遗址、两城镇遗址、宝墩遗址等。同一时期，也再次出现了众多父系家族的剧烈分化，除了人口增长的因素外，邦国的出现可能导致了一批统治阶层与世袭制度的诞生，因而加速了超级父系家族的形成。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陶寺遗址彩绘龙盘

良渚“神徽”

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了总体认识

探源工程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探源研究表明，多元一体文化现象背后的各地方社会，在其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阶段，在各自的环境基础、经济内容、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宗教和社会意识等方面，也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别，呈现出多元格局，并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最终融汇凝聚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核心，开启了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

公元前四千纪以来东亚地区上古时期已经形成了多个文化区域，严文明教授将之类比为“重瓣的花朵”。发展到“龙山时代”，则更是出现了苏秉琦先生所描述的“满天星斗”般的邦国城址。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布示意图

与之相应，从父系遗传上来说，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某些父系单倍群在地理区域上的特异性分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新世以来，在多个不同的文明区域内，各自成长出了具有代表性的父系家族。比如今天主要分布于华北东部沿海地区的O2a2b1-AM01822，长江下游地区的O1a1a1a-F140，都有近亲支系分布在太平洋岛屿的南岛人群中。南岛人群中属于O2a2b1-AM01822的下游支系共祖时间已经超过了5000年，研究者还在汤加发现了2000多年前属于F140的古DNA样本，说明这些人群的祖先很可能在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生活在东亚大陆的东部沿海地区。他们的后代中一部分继续生活在东亚大陆，一部分则远渡重洋，参与了南岛人群的形成；今天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及华南地区的O1b1a1-PK4，其下游的O1b1a1a-M95在三千五百年之前已经出现在了中南半岛地区，这一父系单倍群在南亚语系人群的形成过程中可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藏缅地区高频的Oα6-CTS1642，N1b2-M1819，以及主要分布于黄河上游及青藏高原边缘地区的D1a2-P99和D1a1-M15这些支系的祖先人群在分化后分别参与了汉民族和羌藏等民族的形成，这也是语言学上“汉藏分离理论”的遗传学基础；现代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C2b1a1b-F1756，从已有古DNA样本来看，最早起源于东北地区，是古代的东胡-鲜卑族群的核心父系类型；而在山东地区高频出现的O1b1a2a1-F1759和Oγ5-F1365，以及在山西南部和河南地区高频出现的Oβ3-CTS335等父系单倍群家族都可能代表了不同时期文化人群扩张产生的后代，但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古DNA证据来建立起现代人群与古代文化之间的直接联系。

从已知的古DNA结果来看，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辽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遗址，在父系上以N-M231和C2-M217单倍群为主。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属于齐家文化的磨沟遗址，在父系上以O2a2b1a1-M117单倍群下游的某种支系为主。

这些父系单倍群的特异化分布与迁徙，从遗传学的角度反映了中华地区文明和人群起源的多元性。此外还存在着很多类似O2b-F742、C1b1a2-F873这样神秘的小支系，对这些特殊支系起源与分布的研究。很可能会成为我们认识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东亚地区人群起源、迁徙、人口结构历史变化的关键。

外来人群的融入

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

从现代中国人群的父系遗传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来自西伯利亚、中亚以及西欧亚地区的父系类型，其中大部分是历史时期沿草原及丝绸之路迁徙到中国来的。还有一些父系类型，我们通过其现代分布及古DNA样本可以推测，很可能至少在青铜时代就已经来到了中国境内。比如最早起源于南西伯利亚地区的Q-M242，其下游的Q1b1-L53在三千多年前已经出现在了新疆的阿尔泰和天山地区，Q1a1a-M120则在三千年前左右已经存在于黄河中上游地区。起源于东欧草原与中亚一带的R1a1a-M198则在4000到3000年前渗透到了新疆地区，出现在喀什的下坂地墓地和著名的小河墓地。

东亚人群的对外辐射

在西伯利亚及阿尔泰地区的古DNA中，我们同样发现了起源于欧亚大陆东部地区的父系类型。新石器时代中期（7000BP），位于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地区人群中出现了起源于东亚及东北亚地区的N北支和C2北支。公元前三千年前的波泰人群样本中出现了N2。公元前二千纪，在南西伯利亚的奥库涅夫文化人群中出现了N单倍群，在中亚草原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人群中出现了C2b-Y11990。公元前一千纪，在阿尔泰地区的Sagsai文化和巴泽雷克文化的墓葬中分别出现了属于C2南支和N1a2b-P43的样本。

巴泽蕾克墓葬出土的凤纹丝绸刺绣

由此可见，在青铜时代及更早的时期，欧亚大陆东部地区与欧亚大陆中西部地区已经建立起人群交流的通道。虽然古DNA样本显示出人群间的渗透在规模和距离上都非常有限，但通过不同文化人群间的接触和“接力”，可以把技术和驯化的动植物传播到很远的地方。

古代东西方人群交流路线基于古DNA的推测

中华文明的一体化过程

4000年前左右的“龙山时代”末期，在各地区“邦国”繁荣发展的同时，不同区域间文化与人群的交流也逐渐加剧。并形成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广域王朝政权”。来自不同地区的文化与人群不断汇聚到中原地区这个舞台上，并在融合吸收后开始向外辐射影响力。

经历了历史上夏商时期的冲突与融合之后，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人群在周代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族群认同，也就是“华夏族群”的雏型。随着后世中原王朝政权边界的扩张，以及对边疆族群的吸收。“华夏化”的边界与人群也在不断扩大。而“华夏化”人群与其视角下的“边疆族群”建立起了持续的交流与互动，最终形成了今天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圈”。这实际上也是中华地区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延续。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起源于不同地区的父系家族支系，已经不局限于最初的起源地区。在中国甚至东亚境内实现了广泛的迁徙与融合。成长出了一批形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最终广泛分布于中国境内的父系家族。

本文中重点从父系家族遗传的角度对文明探源工程的结果做了结合与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在现阶段技术条件下，代表父系的Y染色体和代表母系的线粒体的一些特性使之成为在祖源分析方面最为直接的材料，而Y染色因为长度远大于线粒体，携带有更多的遗传位点，所以能够对支系关系和共祖时间进行更加精确的分析。

然而，目前因为古代DNA样本和现代Y染色体全序数据的缺乏，我们还不能将某种Y染色体父系家族与某种考古文化做出明确的对应，现有的少量古DNA数据已经展现出古代人群间交流超乎预料的复杂性，因此现有条件下也还难以重建中华地区古代文明人群的迁徙路线和融合过程。相信在未来，针对古代样本的研究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而分子人类学作为重要的辅助手段，结合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将成为重建中华文明上古历史的重要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