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乐平｜敦煌遗书百讲（二）敦煌历史概说

“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后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刘昭注引《耆旧记》）

历史上的敦煌，向来就是古代中原入西域之门户，也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此处便有文字记载了，那时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是月氏人，秦汉之际则是被匈奴所控制。及汉元狩二年（前121），设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前111）又分设张掖、敦煌二郡（敦煌郡是从酒泉郡中划分出来的，下辖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六县。见《汉书·武帝本纪》《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同时，汉朝又将长城从酒泉西移至敦煌郡城西侧，并设玉门关和阳关，这就是《汉书·西域传》所谓之“列四郡、据两关”者。东汉永和二年（137）所立《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北匈奴纪功碑》（清初出土），足以证明当时的敦煌已具备了地区之军政中心的地位。

323窟北壁 初唐绘张骞出使西域 

汉代敦煌郡地理位置示意图

唐代瓜沙二州地理位置示意图

敦煌地图

汉末战乱频仍，而作为中西交通之要冲的敦煌亦是常年无太守，管理失位，秩序混乱，直到三国魏太和元年（227）仓慈出任敦煌太守才控制了局面（《三国志·魏志》），他施政有力，使这里成为了汉族与西域各族民众密切交往的一个国际都会。魏晋南北朝时天下大乱，大批士族文人迁居河西以避战祸，此处便集中了大量人才，使得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达到了与中原相埒的程度。尤其是前凉、西凉和北凉的统治者，都十分注重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和保护，并且在政治上也为他们教授生徒和著书立说等行为创造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晋书·宋纤传》就提到宋氏受业弟子逾三千，规模不小，祁嘉也是“教授门生百余人”。《史通》卷一八中载盛唐历史学家刘知几曾在阅读《敦煌实录》后慨叹此处“磊落英才，粲然盈瞩”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讲到的宋纤、宋繇、郭瑀、刘昞、张湛、阚骃等一批著名学者，其文其言还曾陆续传入南朝。所以，在中原士族迁来的同时，也势必把内陆文化传入敦煌。

敦煌藏经洞位置示意图

丝绸之路示意图

而佛教早在两汉之际，便由大月氏的贵霜经敦煌传入中土，到了汉末魏晋时期，随着当地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以及连年战乱动荡的影响，便迅速传播开来。检《高僧传》，载有被称为“敦煌菩萨”的月氏高僧竺法护、“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的竺法乘等译经布道的众多僧人（竺法护（231—308），月氏人，世居敦煌，译有佛经159部，是佛教入华以后译经最多的一位高僧，见《高僧传》卷一《晋长安昙摩罗刹传》。竺法乘，见《高僧传》卷七《晋敦煌竺法乘传》）。再有即是乐僔、法良开凿洞窟，创造了一段延续近千年辉煌的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这种尊佛的风气到了北魏，进一步结合中原的佛教文化，发展势头愈加迅猛。此外，东阳王元荣、建平公于义等人任瓜州刺史期间，组织人员大量抄写佛经、开凿大窟，政府官员和王公贵族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种表率作用，上行下效，佛教在民众中的基础便更为广泛、牢固了。隋唐二代亦同样推崇佛教，彼时之敦煌，已是丝路上一个至为重要的国际文化都会了，即便是在被吐蕃占领期间，统治者仍是大力弘扬佛教，而与吐蕃签订“勿徙他境”的盟誓也使得敦煌保存了人力物力，传统汉文化得以延续。遗书中的佛教写经之比例占到近九成，其传播力和影响度可见一斑。

272窟内景（北凉）

257窟西壁　九色鹿本生之一

254窟北壁 难陀出家的故事

217南壁 法华经变·序品东侧之众菩萨

张氏归义军政权成立后，极力恢复李唐的各项制度，加强汉文化教育，促进中西文化交往。但因10世纪中叶以降，宋王朝先后与辽、夏、金等政权处于敌对的状态中，影响了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而西夏在占领瓜沙二州后又征发百姓攻宋，更令此地日趋衰败没落。南宋建都杭州后，客观上又使得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进一步南移，所以，敦煌在逐渐失去了这种重要地理位置的同时，其文化、艺术等方面也相应地衰退下去了。

摩诃衍经卷第四十三　约北魏天安、太和年间

化度寺碑　唐贞观五年（631）

因明入正理论后疏　约中唐

云谣集　约晚唐五代年间

沈乐平，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与书法艺术学院副院长、书法系副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浙江省篆刻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日本国岐阜女子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