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漫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

传统医学诞生于母体文化，且至今仍服务于民众医疗健康，是广涉历史、密接现实的知识体系与实用技艺，也是一个各有仁智之见的恒久话题。近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原所长廖育群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进行了相关的主题演讲。他从医疗行业的属性及现实问题说开来，沿着传统医学的“科学”“文化”“传统”等基本特点，用史学的研究视角为我们深入解读了中国传统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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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问题都是“科学”问题吗？

一二百年前，医学力量真的十分有限，安慰难免不是无奈之举。而如今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安慰”，什么才是有效的“安慰”呢？

医疗行业属于服务业吗？这可能是让很多人陷入思考的问题。

对一些反对的声音究其原因，可能与舆论最常见的说法“医者仁术”不无关系，很多医学生都是以践行人道主义为目标走上这条职业道路的，这似乎与传统服务业的性质相左。但事实上呢？我们来看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和信息系统局（SISD）对于服务行业的分类，其第8类便是，“包括医院在内的‘人类健康’服务”；同时“卫生”则包含在第6类“环境服务”中。

如此说来，人们对于医疗的模糊定位，实际上可能也从侧面说明了当今社会对这一行业属性认识的迷茫。其实，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无偿的免疫接种等，虽属政府行为、社会福利，然其本质却应该归于政府通过税收手段向从业者购买服务。因而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发现，平日里大家难免忽视了这个行业的最佳价值取向，无非就如同同仁堂的经营理念：义利并进。同仁堂的堂训“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通常只是被视为诚信楷模，却忽视了其同时也是企业做大做强的价值保障。

如今，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对人体的研究越来越细，人们对医学的要求也越来越趋近“万能”，而且该领域的科学家也绝不会停止追求解决一切问题的脚步。两方面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加盖了“机体＝机械”的意识，有人笑称，很多医生就像汽车修理工换轱辘、水箱、变速箱一样，践行着换肝换肾，然后换发动机（心脏、大脑）的科学研究与实践。然而，汽车修理工尚且认同“报废”，制度上可以规定使用年限，但“人”呢？

随着医学的发展，人类的平均寿命有了大幅提高。换言之，“尽其寿限”而不是死于缺医少药者越来越多。如今，老年病、慢性病日益普遍，但从本质上讲，这些都是“退行性病变”、自然规律。但是，却只有为数不多的医生敢于直言：这是“老”，不是“病”。各位不妨扫描一下自己的记忆，你所见过的讣告，哪个不是“因病医治无效”？“寿终正寝”一词不仅在表述方式上，甚至在头脑中都已经绝迹了。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医学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许多医学专家也致力于为大众传播科学知识，希望起到“正视听”、提高大众科学素养的效果。但我们依然能看到，人们对“医疗服务”仍有许多不满，儿科医生流失、过度医疗以及技术进步背后无节制改造自然的行为所带来的伦理问题等接踵而至，让我们不得不生发出一系列的追问：这些仅仅是医学中的“科学”问题吗？医学与其他同样具有科学内涵的行业相比有什么样的特殊性？

几乎所有医疗从业者都明白，医疗行为理应包括两种维度——医学关怀、人文关怀：作为临床医生的医疗活动，并不能完全遵循科学家或科学研究的言行模式。当面对患者时，不管业界和学界对这个疾病如何无知，你都必须有所作为。而“作为”，可能既包含科学的举措，也要包含人文关怀。

近年来，一位长眠于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的医生特鲁多（E. L. Trudeau）的墓志铭，日益在国内走红：“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有时治愈，时常帮助，总是安慰）。近一个世纪以来，来自全球的医师，一波波地来到这里“朝圣”。对此，我以为当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首先，在高频次的引用中，有些人的目的是借此批评现代西医，赞赏传统医学。其二，在这种褒贬中，实际上更包含着对医疗服务态度的人情冷暖，和对不同医学体系自身特点的考量。现代医学的客观性，决定其通常会采取对病情实事求是的效果评估，而这有时难免令人觉得“高冷”。

举个最简单常见的例子。在西医骨科，几乎所有的骨折患者或家属在接受完治疗后都会问医生：“要给他（她）喝些骨头汤吧？”而医生可能会面无表情地回答：“该多少天长好，就多少天，喝什么都没用。”但另外有些医生恐怕就不会如此回答了，其思想基础大概至少可分为三种情况：

（1）仅有传统知识的医生不仅会认同，甚至会主动提示患者家属这样做。（2）就骨折治疗这一具体问题而言，一些医生认同X光直视下的整复过程效果更好、更便利，但同时也相信食物、药物有利于促进骨痂生长。（3）即便已经不相信任何传统医学方面的说法了，但有什么必要去和民众理论呢？反正喝点骨头汤又不会有什么坏处。

总之，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总能给患者“向好的希望”，哪怕实际上可能做不到，但医生心中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如此当然会给予患者“温暖”感；而这种“温暖”感的实质，并非简单的服务态度，而是给予患者最宝贵的“盼头”！A希望破灭了，那就再换B希望。

因而，对于“治疗、帮助、安慰”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要学会基于“医学发展史”的基点，理性、客观地认识这个问题：一二百年前，医学能够治疗的疾病真的十分有限，安慰，难免不是无奈之举。而如今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如何“安慰”，什么才是有效的“安慰”，就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而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件事，就是医学界出现的一种对“回归传统医学”的呼吁。这就不得不提到西医、中医在我国现阶段共存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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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的

“三驾马车”

“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另一个重要区别：前者，没有什么“医案学”，后者的“医案”著作，不仅历史悠久，且已成为一门课程和分支学科。

“三驾马车”是几十年来，业界对中国医疗构成的一种表述。即西医、中医、中西医结合三支队伍共存，且没有主次之分的表述方式。而在域外，所能看到的却更适合用“马驾辕、驴拉套”来形容。驾辕的，无疑是现代生物医学（西医），“拉套”的则是传统医学，故谓之“补充医疗”或“替代医疗”。

就中西医结合的“源流”而言，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西方医学传入，即所谓“会（汇）通学派”。就“表现形式”而论，在理论方面表现为借一方理论解释另一方，既有以中释西，也有以西释中；并有药物混用的医家，例如在治疗感冒发烧时，用中医的白虎汤＋阿司匹林。然而，通常被忽视，但却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医传入后对中医种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对于生理、病理、病因、疾病属性等等的认识；教育、教材编写的方式等等。你不妨听听电视中的中医科普、养生节目——哪怕是自诩秉承传统的老中医，其言论中其实也都充满了现代医学知识。

而近现代的生物医学获得长足进展也不过是最近一个多世纪的事情。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拥有“科学的性格”：只有当造成某个机体现象的真正原因或实质性病理改变被揭示时，医学科学才会对此发声。诸如神经衰弱、抑郁症、自闭症、毒品的心瘾问题等，或已揭示其生理基础、病理改变，或仍在努力探索中。而在此之前，我们通常不会看到任何基于主观推测的言论。

而近些年，说起医学“科学性格”的体现，或许与一种新兴的理念“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不无关系。它标志着临床医学实践从经验走向理性，其核心是要告诉临床研究者和实践者如何做才更科学。

举个例子：一个病人被收住院，在没有明确诊断时，总不能像住旅馆吧？于是医生通常会开出一系列检查单，然后下用药医嘱，可能至少是维生素C+B1（一日三次）。但这时候循证医学就要问：为什么给他维生素？他缺少维生素吗？你给这些药物的依据是什么？顾名思义，Evidence-Based（循证）强调“基于证据”。而最重要的证据，无疑是客观的，因而病人的主诉（感觉），例如“吃了药好多了”、“觉得很舒服”等等，是不能作为主要证据的。

其次，个案——没有一定样本量的效果，也是不能作为证据的。很多人都知道：前些年一位香港的美女主播在海外遇交通事故，被判已是“脑死亡”不治。后到北京，在采用包括针灸疗法等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后，恢复得相当不错。但循证医学则表示质疑：只是个例。的确，哪个医生也不能保证下一个同类型的患者依然会有这样的疗效；此外，你是否有机会遇到一大把同类型的患者呢？好在面对这样的科学质疑，恐怕大多数人都会唏嘘：“哇！这个患者毕竟得救了啊！”应该说，两方面都没有错，只是看问题的立场、方法不同而已。

而仅此两条，恐怕就会让传统医学的医生很头痛。如此，我们又会看到“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另一个重要区别：前者，没有什么“医案学”，也见不到某医生将自己的治疗经验写成书出版；我们能看到的，通常就是一版又一版的教科书——新的研究成果、治疗方法，只有得到公认后，才能作为知识传播，而一旦新版教科书问世，便不会有人再学习、使用旧版了。

回过头来再看传统医学：个人治疗经验的“医案”著作，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中医院校中，“医案学”已经成为一门课程、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从古代医案到当代老中医经验的出版物不胜枚举，医案为何能成为出版社的重要选题，当然是销量；而销量背后，则是需求。且近年随之而来的则是对院校教育体制的批判，呼吁恢复“师带徒”的知识传承方式。我无意评说其对错短长，只是以此为例，供大家思考两种知识体系的差别。

有旁观者在评价中西医自身重要性之争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全国的西医医院关门一天，将会怎样？中医医院关门一天，又会怎样？”确实，现代医学的重要性，真是不言而喻。然而话虽如此，那么对于传统医学又该如何评价呢？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它是仍旧存活下来的古老知识、技艺和文化。之所以现如今依然能焕发如此的活力，有人秉持“落后说”，认为一些医学发展落后的地区给了传统医学一定的生存空间。但显然，至少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现代医疗早已全覆盖，为何偏偏是在这些地方人们对传统医学仍旧有那么大的需求？所以，显然“落后存活说”没有言中关键。其次是“文化情结说”。但若真是情结使然，那么不是同样应该眷恋中国的数理化、天地生等等知识体系吗？看来也禁不起推敲。最后便是“经验、疗效说”，认为的确是一定数量的成功案例确定了传统医学在当今的定位。

而民众对传统医学的态度容易出现两种极端。第一是形成了一群“骨灰级铁粉”，他们基于治病需求或是养生求寿，对传统医学臻于痴迷。麻烦的是，缺乏辨别力也是这种“痴迷”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将“非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江湖术士皆视为“传统医学、民间疗法”。而第二种极端就是对传统医学的全盘否定。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位物理或化学出身的科学史家对传统医学的说法。其中，袁江洋教授对中医的评价是：“唯一可以传统，与现代科学对抗的特例”；而董光璧先生的话是“在世界科学发展史上，唯一可以写一笔”的。两位所言虽然不是“存活之因”，但同为自然科学出身的科学史大家有如此看法，的确是很有意思的，值得业内人士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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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的“科学性”和所谓“传统”

未来传统医学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它更应像“按需定制”的非标准件那样，差异化处理具体问题；而西医、西药，更便于像批量生产的标准件一样，更广泛地实现全覆盖。

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血肉相通，甚至毋宁说就是母体文化之子，这一点毋庸置疑。概言之，所谓“文化解读”基本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是中医文化学，近几十年来，注重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解读代表人物的思想、经典著作的主旨乃至学术发展的源流等方方面面的历史，已成主流。第二类是故事、外史之类的著作，比较杂，值得一提的是肇始于台湾地区的“医疗疾病社会史”，意在扭转史学家过去关注的大多是政治、经济、社会，对于“自身”却疏于研究的倾向。第三类则是文化“强纲领”性的，其中容易出现一些片面的声音，如强调“中医是个哲学问题，中医的研究就是哲学研究”⋯⋯试问，又有谁仅仅是在用哲学和文化治病呢？要尊重和利用传统医学，否定它的“科、技”属性，一味囿于“传统”、摒弃研究创新是绝对不可取的。

话题一旦进入传统医学的科学性，也就进入了我们讨论中最难说清的焦点问题了。首先，众所周知，“科学”这个词本就不是一句话即可说清的。丹皮尔《科学史》开篇说：Science一词源于拉丁语Scientia（泛指学问或知识）；或与之最为接近的德语对应词Wissenschaft（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从这样的角度讲，中医，无疑是一门“科学”。刘钝教授在“纵谈”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史时，给出了如何界定是“学”而非仅仅是“技”的4条理由或称评价标准：（1）各有理论体系。（2）各有流传千古的代表作。（3）各有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和特定的专业术语。（4）各有领先世界的学术代表人物。以我个人的理解、实践而论，中医中确有并非仅用“经验”、“有效性”就能解释的重要理论内容。其最重要的就是“阴阳学说”的实际运用。

接下来，便是关于中医“传统”的问题。Tradition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指将文化从一代人传至下一代，且尤指通过“身授”或“口耳相传”的方式实现传承。“传统”在汉语中虽然成为了一个固定的名词，但两个字却仍旧寓含着不同的意思。传：是时间坐标，表示世代相承；统：是空间坐标，是相对于冗杂的“边缘”，以及那些可以被扬弃的“存在”而言，承载其精华、核心的部分。概言之，在中文语境下，所谓“传统”，当指那些“得传”、“成统”的知识；而这样的知识，自身必然构成了一定的体系。

而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某些貌似历史悠久的传统，其实出现、存在的时间并不很长，是一种“纳入的传统”。那么，在所谓“中国的传统医学”中，是否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呢？回答是肯定的。例如，耳穴、耳诊、耳针。

1957年，法国针灸医师诺格尔（P. Nogier）将他所发现形如倒置胎儿投影的耳穴分布图，公之于世。中国的反响是：古已有之；并据《黄帝内经》、经脉学说加以解释。但法国人所论，与中医著作所言，实有本质区别，关键在于中医方面没有“耳穴”分布形如“倒置人体胎儿”之说，而不过是按照五行方位，将五脏列于耳上，也没有据此形成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1964年，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外籍人士”——耳针，才作为“附篇 参考资料”，收入中医高校《针灸学》教材，从此获得了“传统医学”的身份证。所谓“转型”、变化，其实无时不在。一方面，正像上面提到的来自异文化的“耳针”和来自所谓民间疗法的“足疗”、“拔罐”，与佛、道两种宗教修炼密切关联的“气功”，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主流之中，成为“传统”的组成部分。因而，“传统”并非一成不变。不仅有新的元素融入，而且会不断有所淘汰。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也好，治疗技艺也罢，无不是在如此过程中经历了大大小小、无处不在的重新整合、取舍变化，才形成了一个今日所见的“体系”或“传统”。

有人曾问我，在我国，未来传统医学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我认为，基于这门知识的固有特点，更应像“按需定制”的非标准件那样，差异化处理具体问题；也可以说是满足更高层面的个性化需求。反而是西医、西药，才更便于像批量生产的标准件一样，更广泛地实现全覆盖，惠及广大群众的最基本需求。

廖育群

1982年毕业于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入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要从事医学史研究。1996年任研究员，后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2013年退休。个人学术专著包括《岐黄医道》《阿输吠陀—印度传统医学》《医者意也》《繁露下的岐黄春秋—宫廷医学与生生之政》《重构秦汉医学图像》《扶桑汉方的春晖秋色—日本传统医学与文化》《传统医学纵横谈—漫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等。

整理/健康报记者 魏婉笛

编辑/管仲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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