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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秉勋 我写《八卦占卜新解》那阵，正逢中国文化热兴起，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想了不少问题。那时候最时髦的词就是“文化”，这也是“文化”，那也是“文化”，但却有一种文化，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深深扎根于中国从最高统治者到最底层民众的的意识中，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却视而不见。儒、释、道而外，中国文化实际上还有非常大的一块，如卜筮、星命、八字、堪舆、占候、相学、符簶、禁咒、风角、望气、祝由、扶乩、厌胜、民间禁忌、降妖伏魔等等，一直在民间盛行不衰，这不为那一个阶层所专有，各阶层的人都搞这些事，而从西周到明清的宫廷中，干脆就养着这一帮子人。这一大块中国文化，我当时定了一个名称就是“中国神秘文化”。但中国的文化精英们，为什么对如此广泛存在的文化挂口不提呢？原因是他们的奴性决定着他们的言行。西方在文化方面搞“欧洲中心论”，文化得以欧洲文化为标杆，欧洲人说的话就是真理，一切按他们的标准来。但中国五千年文明，欧洲人知道多少呢？这是两种文明，西方靠分解研究的科学，根本无法笼盖中国的灵性文明，中国文化精英，唯西方祖师们的马首是瞻，所以对自己身处其中的本土文化，就只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这样研究来研究去的所谓中国文化，将是不完全的，残缺的，从中并不能反映中国人意识形态的真实。
有了这些想法，我就决定组织编写一套丛书，叫“中国神秘文化丛书”。我考虑的作者队伍是刚刚从高校文科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当时全国还没有博士研究生），一般在高校和社科单位工作，这些人能读懂古籍，也有研究能力，这套丛书一定会搞得很好。我很亢奋，骑车跑到陕西师范大学，很快就把这个队伍组织起来了。当时自报课题的，我记得有：陕西师大的臧振、刘久生、刘学智、梁道理，陕西省文联的李昺，河北省政府办公厅的郭庆华。其中郭庆华毕业于南开大学哲学系，曾考过我的研究生，因外语分数不够，未能录取，此人的旧体诗写得很好，也善研究。 陕西旅游出版社对这套丛书非常感兴趣，但选题报到出版局，却迟迟不批。在等待期间，山西省人民出版社听到这个消息，就派一个中层领导跑到西大来找我，让把这套书放在他们出版社出版；我一来是为了校对方便，二来因为都是畅消书，放在身边出版也好监督印数，所以没有答应。没过多久，广西古籍出版社一个编辑室主任也来找我，希望把这套书放他们出版社出版。这个编辑室主任是一位女士，正是毕业不久的硕士生。谁知她回去之后在当地组稿，一年之后她组编的这套丛书出版了，使人懊丧的是，这套丛书正是用了我给丛书拟的名称——“中国神秘文化丛书”。这期间陕西旅游出版社用了许多手段，都没有获得出版局的批准。作者们也很着急，有的人为了升职称，还要靠出书报成果。我万不得已，就化整为零，有的我帮他们找出版社，有的自寻出路，把一束火力猛烈的手榴弹，东一个西一个地甩了出去。等陕西省出版局想通了，允许出这套丛书时，却只能出我的《八卦占卜新解》一本了，一本书犹标为“中国神秘文化丛书”，并还用了我撰写的《中国神秘文化丛书》的总序。这看起来像是在向广西邯郸学步。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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