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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为我们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隐私泄露的风险。互联网医院作为互联网医疗领域的新鲜事物，既可进行远程咨询、问诊，又可开处方、配送药物，其间会获取大量的患者最为敏感的健康信息。因此，隐私保护是互联网医院未来发展的关键课题之一。国务院2018年4月28日发布的《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也明确指出，各部门应严格执行信息安全和健康医疗数据保密规定，建立完善个人隐私信息保护制度，严格管理患者信息、用户资料、基因数据等，对非法买卖、泄露信息行为依法依规予以惩处。
信息泄露责任怎么分担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2条的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互联网医院作为一种新型的医疗机构，亦应遵循前述隐私泄露时的责任分担机制。 首先，责任主体为医院而非医生。在我国，医生多附属于医院，医生发生医疗损害侵权事件时，由医院承担替代责任。《意见》明确要求，互联网医院必须依托实体医疗机构，亦即以该实体医疗机构作为责任承担的载体。至于医院承担责任后，是否有权向医生追责，则应视其双方的内部协议而定，与患者无关。 其次，医院应承担无过错责任。所谓无过错责任，是指无论医院是否有过错，只要发生隐私泄漏事件，即应向患者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医院不能以已尽到注意义务为由进行抗辩。在互联网医院模式下，信息泄漏的风险更大，患者本人往往无能为力，而互联网医院却可通过各种措施尽量防范信息泄漏。因此，对互联网医院施加更严格的责任，有助于其尽心尽力防范风险。此外，互联网医院在获得展业便利的同时，其理应为此承担更多义务，以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医疗信息应分类处理 对患者隐私权的保护不可过度，否则可能会抑制互联网医院的发展。在确保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应为互联网医院利用数据提供适当空间。 对于匿名化信息应允许互联网医院适当公开和利用。所谓匿名化信息，又可称为非可识别信息，是指信息本身无法识别出特定个人。这类信息只要经过适度处理，通常不会侵害患者的个人自由和生活。各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范围多限于非匿名化信息，如美国的《健康保险可携性和责任法》（即HIPAA法案）仅规范非匿名化信息，匿名化信息允许医疗机构等作适当利用，原始医疗信息经匿名化处理后亦可自主利用。我国亦应允许互联网医院对匿名化信息作适当运用。 我国应对医疗信息作适当区分，建立分类保护机制。不同类别的医疗信息对个人的影响是不同的，不宜一刀切。例如，基因信息、性取向信息、艾滋病信息等属个人最敏感的医疗信息，一旦泄露，将极大影响相关人的私人生活，应给予最严格的保护，未经本人同意，不得公开或利用；血液信息、尿液信息等的重要性较次之；身高信息、体重信息等则更次之。对此，应建立分类保护机制，科学合理地保护患者信息。 同时，还应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个人隐私保护。传统的知情同意程序虽是个人医疗信息保护的重要方式，但在大数据时代，一一告知并征询同意，可能并不现实。因此，在提供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可允许互联网医院作适当变通，如对于低级别医疗信息可通过公告方式征询相关人同意，若相关人未作表示，则视为其同意。当然，相关人有权随时主动退出。 隐私保护需要全程监管 互联网医院模式下，政府应高度重视患者隐私权的保护，全方位、多层次构建保护体系。 主管机关应要求互联网医院建立标准化的患者隐私保护软硬件支撑体系。这也是各国信息保护法对医疗机构的要求。具体而言，互联网医院应建立专门防火墙保护患者数据，通过访问控制技术、加密技术、安全监控技术等技术手段构建软件防护网；互联网医院应对数据存储设备、场所等进行必要的物理隔离和访问控制，防止信息扩散和泄露；互联网医院应制定严密的患者数据保护规章，配备专门人员负责患者隐私保护，有效及时应对数据泄露等突发事件。 主管机关应确保在线知情同意程序的切实履行。知情同意原则是患者隐私权保护的重要基础，互联网医院模式下应严格履行在线知情同意程序，保证患者对其个人信息的控制权。在线知情同意程序的履行情况应成为主管机关的监控重点，违反该程序应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协同联动执法机制，共同保护患者隐私。互联网医院属新兴事物，需卫健、网信、工信等部门相互配合、协同执法。任一部门遇有患者隐私泄露相关事件，应及时通知其他部门，共同应对。各部门还应建立常态化的互联网医院巡视机制，重点巡视患者隐私保护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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