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飘香虾油味

马星辉

一

福州文友到闽北采风，于邵武“九曲理发店”剪发，甫一进店，便听到理发师傅用地道的福州话迎候，立时便感亲切。理发过程中，更发现福州话在店中飞来飞去，这熟悉的、韵味无穷的福州语调，与店中四处弥漫着的木炭燃烧气味混合一起，温馨可人。这哪里是在福建边城的感觉？简直就像置身一家老福州的理发店之中。

邵武，确实是一个无处不散发着闽都文化的地方，这座边城有众多福州老行当：福州的京果店，风生万马间；“三把刀”（理发刀、裁缝刀、厨刀）技艺高超；福州“三宝”（脱胎漆器、角梳、纸伞）大放异彩。走在大街小巷中，不难遇到说福州熟话的依伯、依姆，还有为数众多的福州话说得磕磕绊绊但又爱说福州话的本地人。

福州人爱泡汤池（泡澡），有“浴在福州”的说法。受此影响，众多邵武人亦爱上了泡汤池，只有10万人口的县城，颇有档次的洗浴中心就有5家，每日里热气腾腾、春意盎然。

邵武山高水寒,当地人嗜好辣椒，三餐吃辣椒乃寻常之事，有“无辣不成饭”的说法。而福州人则对“虾油”情有独钟，没有虾油菜不香，几天闻不到虾油味，便没有了食欲。这种喜好，是印刻在心灵深处的，即使身处他乡也不可能忘怀。在邵武，福州人不用发愁，这里“虾油味”四处弥漫、飘香浓郁，一点也不逊色于当地的“咸辣味”。说来福州人或是坚守、或是有些顽固，方方面面都难以入乡随俗。不少人在邵武都几十年了，不仅不会说本地话，更不会吃辣。但反过来，许多不吃虾油的邵武人反被福州人给同化了，爱上了虾油的味道。

邵武的街边巷尾，不难看到捞化、肉燕、锅边、鱼丸等极具福州特色的小吃，生意十分兴隆。其中最红火的是一家“知者来”锅边店，生意持久不衰，还开了两家分店。锅边店老板说：“知道在邵武的福州人多,30多年前来这里开锅边店，初时还以为只能做福州人的生意，没想到当地人也都喜欢上了福州锅边。”不仅如此，东关有一位挑担子卖鱼丸的福州人，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来到了邵武，他那地道的福州鱼丸与地道的福州熟话叫卖声，在小城名气亦不小，可以说是老少皆知。

不过，与福州传统特色小吃略有些不同的是，邵武的福州小吃在保证海鲜味的前提下，加入了大山里的农特产，如新鲜冬笋、春笋以及香菇干等，衍生出另一种福州特色小吃的风味。我想，这是一种山城内陆性与福州海洋性的特质兼容，二者相互激荡、互为补充，山海结合、相得益彰，也是闽都海洋文化与邵武的山区文化碰撞出的多彩火花。

二

按理说闽都福州与闽北的邵武完全是语言、习俗不同的两个文化圈。邵武地处福建、江西交界，与福州有数百公里之遥，加之闽北大山的重重阻隔，植根于福州地域的闽都文化缘何在此会有强盛的生命力？

追溯历史本源，邵武文化与闽都文化，都以闽越文化为基础、中原文化为主体。至今，邵武富屯溪北岸的越王村尚存越王台遗址。咸丰年间的《邵武县志》载：“越王台一名越阳，旧传无诸驻猎之所（注：属东越余善驻猎之所)，后废，有牧子于此得古瓦，皆罗纹雁翅之状，叩之铿如金石。荒台枕古丘，伊昔越王游。”台址呈长方“凸”字形的土堆，土层中夹杂红烧土块，高约2米，东西长27.5米，南北宽16米，出土灰色细绳纹板瓦和大量印纹硬陶。可惜1958年农场垦荒，台基被毁。1986年10月，省、市博物馆在越王村北约1.5公里处的山坡上采集到石斧3件、石锛l件、西汉四乳四螭纹铜镜l面、西汉匏壶1件、西汉双耳罐2件。其中西汉壶、罐与崇安汉城遗址发掘出土的陶器风格一致。

1985年移址重建的邵武熙春园越王台

说到中原文化入闽，邵武是首站。西晋南北朝至宋代，中原大规模南迁有三次：第一次是西晋末东晋初的“八王之乱”，北方汉族人因避乱而南迁，多有弃官携眷逃亡，故称为“衣冠南渡”；第二次是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社会动荡，一大批生活在中原的百姓来到相对安定的福建躲避战乱；第三次是南宋末年，元兵进逼，客家先民从江西入闽。邵武山清水秀，祥和安宁，避乱入闽的士大夫或文人在邵武安家者甚多，包括南宋二位宰相李纲、黄潜善，太极宗师张三丰，唐工部侍郎黄峭，诗论家严羽等人的先祖。这一大批优秀人才的进入，对邵武甚至整个福建的文明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作为首站的邵武成了中原文化进入福建的民俗沉积地，邵武在人口剧增的同时，中原的先进文化得到彰显。

时至近代，闽都文化亦有三次较大规模的返哺邵武。第一次是1938年抗战时期，福州的一些学校、医院、公职单位迁到邵武，许多福州民众“逃日本儿”（福州语）携家带口来到邵武，据资料记载，从福州“逃日本儿”到邵武安家的有几千人之多；第二次是1955年开始的鹰厦铁路建设时期，一大批福州的知识分子和各行业的技术人员支援鹰厦铁路建设，后来绝大多数人因种种原因留在邵武安家立业；第三次是1969年至1975年间，大批福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到邵武，据当时邵武县知青办统计，到邵武插队的知青人数近3000人，至今仍有百余人留在了邵武安家落户生儿育女。

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中原文化入闽，以及现代三次较大的闽都文化返流，对本身就有着兼容性的邵武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邵武的闽都文化色彩浓厚，亦是情理之中的事。

三

闽都文化能在邵武传播与保存，福州会馆起到重要作用。

邵武自古是一个繁华的物资集散地，但它在1958年前没有铁路，亦没有公路，全靠水路运输。东关城门口码头是水运要津之一，城门口则是县城中心，十分热闹，不仅当地富商巨贾聚居于此，大量外地商帮亦在此聚集，有广东帮、江西帮、福州帮、兴化帮等，仅米市粮商就有近百家。当时有不少福州人在邵武经营京果、盐米等生意，人称福州帮。他们从邵武采购大米运往福州，又从福州贩运海产、糖果、食盐来邵武销售。福州帮有一个叫游登哥的青年，长相俊秀，头脑机敏。他19岁从福州来邵武，帮忙父亲打理生意，不几年便接替了父亲第一粮食商号的位子。他善交际，为人豪爽。为保护福州人在当地的共同利益，他与另外两家福州大商号老板游振彬、陈作舟筹集了一笔资金，于民国十三年（1924）在繁华的中山路建起了福州会馆。会馆面朝大街，规模宏大，有60间客房，还有戏台、酒楼。门口青石雕花栅栏，大门上“福州会馆”四个大字雄健有力、稳重大方，乃当时福建省省长萨镇冰手书。会馆落成之日，按照福州习俗举行新戏台开台活动，特意从福州请来“善传奇”名戏帮上演闽剧三天三夜，甚为热闹。

民国二十四年（1935），福州人陈天雄任邵武县县长，游登哥以同乡之名在会馆大摆宴席，从福州快马运来海鲜，以地道的福州菜招待来宾，让陈天雄为之感佩。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会馆张灯结彩、大摆宴席，聘请福州名演员们唱闽剧，讲福州评话，让福州人身在他乡如在故乡，而那些前来凑热闹的本地人也深受感染、不亦乐乎。除此之外，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娘娘诞辰以及九月初九妈祖升天之日，亦要举行太平游街活动，商会从福州订制了两尊脱胎漆塑的太平神像，衣袍内是空架，真人藏在其内，神头大如桶，穿青袍马褂，在街上手舞足蹈与小孩逗玩，引得男女老少开心不已。太平神所到之处，无论是福州人还是当地人都燃放鞭炮迎接。

抗日战争时期，福州帮把福州会馆无偿提供给政府，作为粮食购销处和仓库，新中国成立后又给邵武纺织厂当工人宿舍。可惜的是，20世纪90年代因拆迁而不复存在。

四

福州评话，对于外地人来说不但听不懂，而且很难品出其中的韵味。但出乎意料的是，这种区域性很强的艺术形式，在邵武曾大受欢迎。

邵武农械厂曾有一位职工叫郑文魁，福州台江人。他自小喜爱福州评话，孩提时代就经常在三坊七巷、评话馆、茶馆场子等场所“蹭听”。数年后，他说书有了一定的水平，能独立演出。后因生活所迫，离开福州到邵武农械厂食堂工作。在他简单的随身行李中带着折扇、惊堂木、铜锣等说书的必备器具。农械厂当时有许多福州人，常聚在他宿舍里听他说福州评话，以遣怀思乡之情。后来，住在东关一带的福州依伯、依姆们，知道有这么一位说福州评话的人，喜出望外，便请他晚上去开场，所演出的自然都是传统曲目，如《海瑞罢官》《万花楼》等，不少听得懂福州话的当地人也来捧场。郑文魁成了城关一带很有名气的艺人，大家称他为邵武的“福州评话王”。可惜好景不长，给大家带来快乐的福州评话，也给说书者带来了祸端。1970年，他因“贩卖封、资、修，宣传《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罗瑞卿鸣冤叫屈，企图翻案”的罪名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戴上帽子，开除留用，监督改造。不久，郑文魁因受不了管制改造的压力，逃回原籍福州台江，东躲西藏，以帮人做饭为生计，直到1981年，才得以回到农械厂。此时他已经50岁出头，一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变得性格内向、小心翼翼。他所钟爱的福州评话，不再见他言之半句。但是他对好友言：“福州评话存心中，难以忘怀。”

五

邵武富屯溪，为浩浩闽江之源头。它把闽越文化、中原文化带到了福州，亦把福州的都市文化、海洋文化源源不断地带到了山城，缩小了大山与海洋、落后与先进、闭塞与文明的差距。不可否认，闽都文化能够在山城邵武飘香四溢，与富屯溪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清同治十二年（1873），基督教美国波士顿总会设在福州的“闽中协会”为扩大传教区域，派遣美籍传教士和约瑟、吴西面、力腓力与医生惠亨通、柯伟良一行到邵武传教。当时福州到邵武的陆地交通极为落后，相对而言，水路比较通畅且安全可靠，但亦是十分辛苦，从福州到邵武逆流而上要半个月之久。福州的教会人员便是从水路来到邵武，他们在山区传教的同时传农业、传医学、传文化。清光绪五年（1882）在邵武成立了传教总堂和医疗馆，尔后相继开办了学校和医院。1885年，美国波士顿总会又陆续从福州派遣美籍人福益华、多察理、柏恒丽等十数人先后到邵武开设圣教医院、汉美中学、乐德女子中学及小学、幼稚园、农林试验场、奶牛场等。到1925年，共开设中学2所、完备高级小学5所、初级小学15所、幼稚园2所、神学院1所、妇女圣经学校1所以及十余处医诊室。

邵武富屯溪

1938年抗战时期，福州基督教会在福州开办的协和大学、格致中学、文山女中和一些机关企业、银行、金融保险等单位先后内迁到邵武，给落后、封闭的邵武山城带来了现代医学、教育、农业生产等方面的先进理念。

这些人员和物资，包括后来的1946年，美籍传教士詹雨时、潘德惠夫妇，医师林恩华、怀兰夫妇等人带来的大批西药和医疗器械，均是通过水路由福州运抵邵武。在这条传递物质与文化的河流上，福州文化圈内的闽清人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邵武以及周边的光泽、泰宁、建宁、建阳等地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大量的木材从邵武的东关码头、水口寨码头通过富屯溪运往福州，运客的“鸟雀船”（即乌篷船），都是福州地区的闽清人掌舵。

闽都文化与邵武文化，本就是你中是我，我中有你，加之长年的交融与传递，闽都文化在边城得到传承兴盛，也就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