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位于山东半岛的云峰山摩崖刻石群，包括莱州云峰山、大基山，平度天柱山，益都玲珑诸山，是与洛阳龙门石窟“二十品”同样显赫的北朝书法铭刻，而以北魏《郑文公上碑》《郑文公下碑》为代表的云峰刻石，更被康有为誉为“圆笔之极轨”，草情、分韵、篆势具备，一片天机，足溉万代。自清代以来蜚声书坛，名播海外。 云峰刻石研究八百年（节选） 赖非 云峰刻石的著录与研究，始于北宋赵明诚。他在《金石录》中收录了《郑羲上碑》《郑羲下碑》《登云峰山诗》（即《论经书诗》）《东堪石室铭》《哀子诗》《郑述祖云峰山记》《天柱山铭》等七种刻石，并就其中有关史迹做了扼要考证。限于当时的条件，虽然著录的刻石数量仅是一小部分，但在《金石录》这部皇皇巨著中，给云峰刻石以一席之地，其开拓之功不可泯。嗣后，郑樵《通志·金石略》、陈思《宝刻丛编》亦相继著录，但刻石数量及提出的问题，均未超出赵氏的范围。自兹直至清代乾嘉以前，未再有人致力于斯。乾嘉之际，碑学兴起，对此留目者渐多。尤其是经包世臣激扬之后，著录、研究者日众。刻石数量也由几种增至四十余种。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刻石文字的增补、考订，还涉及与刻石有关的人物、史事乃至刻石的书法艺术成就。据不完全统计，此类著作有四十几种。它们基本反映了宋以后至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自清代乾嘉以来二百多年间，我国学术界对云峰刻石的著录研究状况。
而新时期的云峰刻石研究，是以1983年9月至1984年11月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为标志开始的。调查组由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中国书法家协会山东分会、山东省博物馆联合组成。参加人员有考古学者、历史学者、艺术史学者、文物鉴定家、书法家以及拓片工人、照相师等。调查内容包括：一，对云峰山、大基山、天柱山、玲珑山上的所有刻石（不论时代早晚）的位置、形状、石质、倾向、倾角进行测量、绘图、照相、鉴定并采集标本，绘出四山刻石的详细分布图及刻石实测图；二，对每一件刻石的内容、书体、行数、行字数、字径尺寸、残损状况、镌刻特点，做详细记录，并制成表格；三，对所有刻石进行精心传拓，获取高质量拓片资料；四，对与刻石活动有关的遗物、遗迹进行调查、清理，采集有关标本；五，对郑氏家族故里、郑氏家族坟茔进行实地调查。田野工作获得了大量资料，而后工作重心转入室内整理。首先，研究人员认真查阅了历代金石著录和诸家研究成果，全面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方法、手段和思路。在此基础上拿出了一个研究规划，对云峰刻石的时代背景、地理环境、分布规律、主持人、书丹人、刻石分类、书法渊源、艺术地位、美学价值、拓片流传、别字异字、诗文内容、历史故事，以及郑道昭、郑述祖的籍贯、身世、宦历、生平思想、个人趣好等诸方面，进行系统地分析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同时，有关方面又组织召开了两次“云峰刻石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会议由中国书法家协山东分会、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山东省旅游局联合组织，于1984年10月在莱州市召开。会议得到了国内学术界及日本学者的大力支持。会上，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就云峰刻石的书法艺术成就、对后世的影响、刻石书丹人、刻石辨伪、传世拓本、郑道昭生平思想，及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看法。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二次云峰刻石国际学术讨论会”，是由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烟台市文化局主办，烟台市博物馆、莱州市文化局承办，于2007年8月在烟台、莱州召开。来自国内及日本、韩国、瑞士的美术院校、书法团体、文博单位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实地考察与学术研讨。学者们除对一些旧课题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外，还对云峰刻石的诗文注释、新发现的刻石、《百峰山诗碑》的流传、郑道昭五言诗的成就、云峰刻石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达到了预期效果。
新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云峰刻石的分布特点 赖非《云峰刻石的成因与分布特点》认为：郑道昭主持镌刻的40处摩崖刻石，错落地分布在云峰山、大基山、天柱山、玲珑山上。虽然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背景下的产物，但这一庞大的石刻群却像一篇文章佳作一样，有精心的遣词选句与谋篇布局。单篇刻石既各自独立，彼此间又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具体说来，记录的是一次次活动；总体说来，成就的却是一项宗教文化艺术工程。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单体刻石与群组刻石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与统一的关系。表现最明显的有两组：一是云峰山《九仙之名题字》与“九仙”题字；二是大基山“五仙坛”题字与《仙坛诗》《岁在壬辰建题字》《大基山铭告》。第二，不同山之间的刻石，也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如天柱山上的《郑義上碑》，与云峰山上的《郑義下碑》关系密切。再如，四山上都有“白云堂”刻石，它们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第三，刻石内容与周围环境和谐统一。郑道昭命名的云峰山、天柱山、左阙、右阙、飞仙室、山门、东堪石室、南山门、北山门等，不仅位置、形状名副其实，恰如其分，所在环境也耐人寻味，引人联想。
2云峰刻石的书丹人 云峰刻石的书丹人，一直是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传统的观点众口一词，皆认为是郑道昭书无疑。新时期以来，人们开始警觉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翁闿运认为：“总的说来，云峰诸山北魏刻石，并非全出道昭手书。如《耿伏奴从驾》《大基山铭告》《洛京道士郭静和》《石匠于仙》等，按其笔力书势，不似道昭笔迹。”但他又承认，郑道昭书法善变，“其艺术表现形式，随所书内容而有所不同”。最终，“证实云峰诸山北魏刻石为郑道昭手书”。
王思礼在调查、对比的基础上，写出《对云峰刻石诗文作者及书丹人的几点看法》。他认为，《郑文公碑》是“程天赐等人当在郑道昭的邀请下，才为其故主撰写碑文的”。《咏飞仙室诗》之“‘飞仙室’名，或出自郑道昭之口，但诗文则出自郑道昭与道士之外的第三者。”《仙坛铭告》“镌刻的时间，可能在建仙坛之后不久，经郑道昭认可而刊。更可能是郑道昭离开光州之后所作”。“极有可能是山中道士所作。”《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记》，“文章作者是谁？应是随同郑述祖赴任所、并同登云峰山的‘僚佐’。”《四言诗残刻》“应是郑述祖在光州剌史任内，重访先人遗迹时所作。由于该文残缺不全，实难定论”。 关于云峰刻石的书丹人，王思礼认为：根据各刻石的运笔、结体和艺术风格，大致分为五组。第一组有：《论经书诗》第一、二、四部分，《山门题字》《云峰之山题字》《右阙题字》《当门石坐题字》《中明坛题字》《青烟里题字》《岁在壬辰建题字》《天柱之山题字》《游息题字》。书者郑道昭。第二组有：《郑文公上碑》《郑文公下碑》《观海童诗》《九仙之名》《赤松子》《王子晋》《羡门子》《浮丘子》《安期子》《咏飞仙室》《左阙》《置仙坛诗》《北山门》《南山门》《白云堂》《青烟寺》《玄灵宫》《朱阳台》《东堪石室铭》《论经书诗》第三部分。书者为郑道昭的属吏及其他人。第三组有：《洛京道士太原郭静和》。书者可能是郭静和本人。第四组有：《太基山铭告》。撰文、书丹人应同属山中道士。第五组有：《游槃之山谷》《此白驹谷》《登百峰山诗》。书者当是郑道昭调任青州后、青州任所内的幕僚。北齐刻石六种，说是郑述祖书，这恐怕是靠不住的。书丹人是郑述祖的属吏的可能性比较大。 云峰刻石的书法艺术风格，赖非将其主要内容分为三大类：一，疏宕豪逸类十种。包括《论经书诗》《游息题字》《右阙题字》《山门题字》《云峰之山题字》《天柱之山题字》《当门石坐题字》《壬辰建题字》《中明坛题字》《青烟里题字》；二，端庄雄浑类十九种。包括《郑文公上碑》《郑文公下碑》《观海童诗》《仙坛诗》《飞仙室诗》《东堪石室铭》《左阙题字》《玄灵宫题字》《朱阳台题字》《青烟寺题字》《白云堂题字》《南山门题字》《北山门题字》《九仙之名题字》《浮丘子题字》《羡门子题字》《王子晋题字》《赤松子题字》《安期子题字》；三，紧峭庄严类四种。包括《游槃题字》《白驹谷题字》《百峰山诗》《白云堂中解易老题字》。三类风格的作品，出自三人之手。王思礼、赖非关于云峰刻石的书丹人及书法风格的分类，对几百年来云峰刻石“书出一人”的观点提出挑战。将云峰刻石书丹人的研究，更加细化了一步。
3云峰刻石及郑道昭在书史上的地位 刘海粟对云峰刻石及郑道昭的书史地位，坚持传统的看法。他在《读郑道昭碑刻五记》中说：“祝嘉同志称郑道昭为此方书圣，与南方的王羲之并列，可谓大胆而有见地。”“郑述祖书法逊于乃父……他的字方正敦厚，坚实可观，在当时不算突出，唐后也很少对手了。”陈梗桥则有不同意见。他说：“郑道昭摩崖，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来看，在中国书法史上都不是第一流的作品。郑道昭的水平固然很高，但这样水平的书家，在六朝时期恐怕比比皆是，也许这正是《魏书》对郑道昭的书法不曾提及的原因。”
我们认为，云峰刻石在书史上的贡献是突出的、多方面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传统笔法的总结与开拓，这在《郑文公碑》一类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它们以相对丰富的楷书笔法为基础。上溯先秦，吸收了篆书笔画浑圆、骨力内含的特点。下及两汉，吸纳了隶书波挑翻转的笔势，来进行魏书艺术的创造。“篆势、分韵、草情毕俱。”不仅为圆笔作书开辟了新领域，也在魏书追求风骨和神韵上，进行了成功地尝试；第二，对榜书笔法的贡献。这在《白驹谷题字》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白驹谷题字》为方笔榜书，又是直接写在摩崖上的。书者能在行笔中熟练地运用停、挫、转、翻，充分表现了线条的力度、厚度和动感，天衣无缝地解决了动与静的矛盾关系；第三，对楷书笔法的贡献。楷书的发展成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过程的完成既有书法环境的因素，又有书法自身规律的作用。丰富多彩的笔法，是汉代以来各层次书家们努力探索、共同努力取得的辉煌成果。其中，当然也包括云峰刻石一类作者的探索与贡献。
4郑道昭的生平、思想
云峰刻石中具有道教思想色彩的内容占很大比例。因此有人推测，郑道昭崇奉道教，甚至将他说成道教徒。于钦《齐乘》引刘国枢记云：“大基山道士谷，后魏郑文公（应为文恭公）修道之地。”祝嘉《书学论集》曰：郑道昭“崇儒教，但兼信道教”。但多数学者认为，郑道昭虽然参与了道教徒们的活动，他本人并不能算作道教徒。翁闿运《云峰诸山北魏刻石与郑道昭》曰：“《魏书》《北史》称郑道昭‘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凡有识之士，读书都不限一家，学为致用，考其思想体系之归属，应视其致用时所据之理论指导，与具体行动”，“其思想体系，全属儒家”。焦德森《云峰刻石与郑道昭晚年的道家思想倾向》云：“云峰刻石中反映的道家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综观郑道昭一生的经历，这种思想倾向的产生，不是偶然和孤立的。应当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探讨郑道昭是怎样由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转入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在爱仙好道的背后，那“杖节牧齐疆，栖槃时自我”的形象，才是我们要发现和发掘的。钟轶、张起明持有大体相同的观点。认为，他前期适逢盛时，以儒学进身，后期受到冷落，屈居东齐，以行道为乐。与道士们在一起，读经论道，作诗题名，只是他失意后苦闷思想的一种排遣方式而已。
关于郑道昭的生平，张从军经过认真研究后，写出很详细的《郑道昭年谱》。并对郑道昭一支世系关系做了清理。填补了云峰刻石研究的空白。
郑道昭外，其子郑述祖也曾引起过学者们的关注。陈梗桥对其在云峰刻石与其他碑刻中的书丹权问题、生平宦历等，做了扼要探讨。鲁大东、尤丽莎则专门研究了郑述祖的石刻与史迹。
5云峰刻石碑别字 云峰刻石碑别字的研究，在金石学时代即倍受重视，几乎所有的金石著述，都有相关的考证。新时期以来，此课题仍然得到不少学者的关心。郭强《云峰刻石碑别字研究》认为：“云峰刻石碑别字以其地域性在书法文字造型上，无论是横向的内部类比，还是纵向的发展关系，都具有时代共性。”北魏道武帝改订四万余字，太武帝诏曰：“初造新字千余。”从北朝碑刻中可见一斑。云峰刻石碑别字三百余，重文近百，有七种类型，无疑是研究北魏文字的重要资料。刘建峰“从汉字构形学的角度，将云峰山刻石的异体字分为改变汉字构形理据和不改变汉字构形理据两大类。改变文字构形理据情形主要是改变形旁或者声旁，或者新造会意字等，不改变汉字构形理据主要是指文字笔画的增减笔画构字部件的移位等”。并认为，云峰刻石异体字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继承前朝各代写法； （2）吸收当时民间的流行俗体； （3）来源于相似形旁结构造成的舛误； （4）文字发展的不成熟； （5）追求简便与追求繁复的不同需要； （6）社会的影响和人们对文字的规范要求； （7）书刻者个人因素。等等。
6云峰刻石注释 云峰刻石是研究郑道昭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可补文献阙如。但刻石中多用典，一般读者难明其意，给云峰刻石的书法研究和欣赏，带来很大不便。于是，焦德森、陈安宁便选取云峰刻石中最难读懂的《郑文公下碑》《论经书诗》《仙坛诗》《观海童诗》《咏飞仙室诗》《东堪石室铭》《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等，一一做了注释。填补了云峰刻石研究的一项空白。
7云峰刻石五言诗成就 《魏书·郑羲传》记载：“道昭好为诗赋，凡数十篇。”然而《魏书》《北史》仅记录了他的几篇奏章，对其诗赋，并没有载录。有幸的是，云峰刻石中保留了他的六首诗。包括《东堪石室铭》《论经书诗》《咏飞仙室诗》《观海童诗》《置仙坛诗》《百峰山诗》。刘海宇《试论郑道昭的五言诗成就》认为：“郑道昭的五言诗吸取了南朝诗歌典丽清新的特点，既有对于光州青山绿水的精细刻画，语言精练工整，又有感荡心灵的抒情。同时他的诗歌又带有北朝文辞所特有的尚质求实、刚健朴素的风格。郑道昭继承了北魏前期崔浩、高允等人的文学成就，同时又拉开了北朝诗人吸取南朝诗歌成果以弥补自身不足的序幕，之后不久出现了以‘北地三才’诗歌为代表的南朝化趋势。总的说来，郑道昭的诗歌具有会通南北、折中古今的特点，反映了北朝中后期诗歌演变发展的现状。”
8云峰刻石拓片鉴定 云峰刻石自清代乾嘉之际名声大噪以来，摹拓者趋之若鹜，一拓甚至价值百金。拓片商贾为获取高利而不顾一切，一年四季，山上椎拓之声不绝于耳。人为与自然的原因，致使刻石文字受到严重伤损。拓片也因此呈现出早晚不同、真假难辨的局面。翁闿运说：“《郑文公下碑》之最初拓本，‘平东将军光州刺史’句之‘将’字下‘寸’中直笔道完好。后拓此直右边字口泐肥。又，‘不严之治’句之‘不’字下半三笔可见。后拓泐尽。此种最旧拓片，碑面石花满布，有的一片漫漶，全文难读；有的虽可读而不如后拓之字字清楚，但字画肥大，可辨之字，笔画沉雄厚重之气，活跃纸上。”
王思礼、焦德森、赖非《云峰刻石调查与研究》，将“云峰刻石的传拓”专列一节。详细调查了与刻石传拓有关的人物事件，刻石文字变化的原因，拓片流传情况，原拓补字的真相，翻版制作的内幕。
邱学才、张玉光撰《云峰刻石百年残损浅考》。对清代乾隆时期与同治时期《郑文公下碑》《论经书诗》的残损变化，同治时期与民国初期《郑文公下碑》《论经书诗》《当门石坐》《王子晋》《观海童》《山门》《大基山铭告》《游息》《四言残诗》等刻石的残损变化，做了简要描述。
9新发现的“四仙”题字考证 云峰山之阳有《九仙之名题字》曰：“此山上有九仙之名。”而云峰刻石自宋代见于著录以来，只有“五仙”，即《王子晋题字》《安期子题字》《浮丘子题字》《赤松子题字》《羡门子题字》。另外“四仙”在哪里？清代学者们也曾寻找过它们的下落。1983年，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单位联合调查云峰刻石时，曾下大力气，遍查山体各角落，探寻“四仙”所在。然而，最终徒劳一场。17年后，2000年9月，莱州市博物馆在整修云峰山“右阙”至主峰石阶路的施工中，无意中发现了隐藏在一段乱石墙内的“四仙”刻石碎块。引起了学术界、书法界同人们莫大的欢欣。崔天勇、王忠义撰写文章，详细介绍了“四仙”刻石发现的经过。并对刻石现状及文字内容、刻石文字体现的时代特征、刻石的书法艺术、刻石文字内容所反映的道家思想、刻石遭埋藏的原因等问题，做了详细而认真的研究。
10刻石的风化、保护问题 云峰刻石经过了一千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已是遍体鳞伤。加强刻石的保护，使它长期存在下去，是文物工作者、书法学者及每位公民共同的愿望。为达到这个目的，对刻石遭受损伤的原因进行科学调查，显得尤为重要。张国铨多年从事云峰山、大基山刻石的管理保护工作，有《云峰刻石风化问题浅议》一文，探讨了刻石遭受风雨侵蚀的直接原因，为保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杜国云等则从地质地貌专业的角度，提出了对云峰山刻石的保护意见。
人类总是在对过去的历史进行理性的总结中，发现问题，纠正思路，不断进步的。云峰刻石的研究走过了漫长的几百年。几百年中，学者们有苦涩的体味，也有收获的喜悦。未来的出路，无疑在于思想的解放与方法的进步。（作者单位：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
新媒体编辑：黄诗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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