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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个领先世界的技术,破掉了欧洲美术巨匠的传说

 阆风苑 2018-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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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特邀作者陶康远

《我们爱历史》为头条号签约群媒体

字数:2529字,阅读时间:约6分钟



一:露马脚的励志故事

身为一位强大到充满传说的美术巨匠,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画家达芬奇,一桩最令中国孩子们耳熟能详的传说,正是他“画鸡蛋”的故事。

在各类中国少儿读物里,“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才华横溢的少年达芬奇,却被老师监督着画鸡蛋,日复一日枯燥的画鸡蛋过程,一度叫小达芬奇难以忍受,却被他的老师当头棒喝:“画鸡蛋貌似是小事,但能磨练你的耐心,只有把每件小事做好,以后才能成为伟大的画家。”恍然大悟的达芬奇,这才耐住了心性刻苦磨炼,终于取得了艺术创作的重大突破。

这则简单且充满寓意的“达芬奇传说”,不知影响和激励了多少中国孩子的童年,甚至在花样翻新的少儿图书里,更给加工出不同的版本。比如有一个版本里,就绘声绘色还原了“达芬奇画鸡蛋”的刻苦现场:“他(达芬奇)每天对着鸡蛋,一丝不苟地照着画。一年,两年,三年……达·芬奇画鸡蛋的草纸,已经堆得很高了。”

当然,这个刻苦励志的“达芬奇画鸡蛋”故事是否真的存在,争议也非常多。不过这“加工版”里“达芬奇画鸡蛋画的草纸堆老高”的桥段,却恰巧暴露了这则励志故事里,最大的一个马脚。

因为,倘若穿越到达芬奇生活的年代里,把“达芬奇画鸡蛋画到草纸堆老高”的事,随便告诉一位美术界人士,对方恐怕会当场气出一口老血:草纸堆老高?这败家啊!哪有这么多纸供他糟?

“达芬奇画鸡蛋”故事里,一桩当时很难解决的困难,就是此时欧洲落后的造纸业。

二:产量质量严重有限的欧洲造纸

少年达芬奇学画画的年代,对应的恰是中国明朝天顺至成化年间,这个时代,以西方学者的记录,正是欧洲造纸红红火火的年代。但细考究一下,这“红火”的欧洲造纸,其实还是刚上路阶段。

虽说在达芬奇出生二百年前,意大利人已经学会了来自中国的造纸术,结束了只能用昂贵羊皮纸的历史。但其中的工艺,依然相当原始:比起中国明代的造纸术来,欧洲造纸术流程一模一样,只是原材料从竹子变成了树皮,取浆用的竹篓也变成了铜丝网。但由于技术不精,他们造出的纸张往往面积小,不够光滑,达芬奇时代用的纸停留在“草纸”水平。

这样的“草纸”,当时非常厚,外观常是肤色,质地粗糙不说,而且就这种纸,当时还是稀罕物:只能造出31乘53英寸的草纸,要是造的再大点?基本就是一扯就破,根本没法用。

所以说,虽然比羊皮纸要便宜,但“草纸”在当时的欧洲,价格也同样不菲。以学者尼克尔《达芬奇传》里的记载,当时包括达芬奇在内的学画者,都要先在上漆的木制画板上用铁笔进行联系。反复打磨之后,才敢在草纸上画一张。要是“画鸡蛋画到草纸堆老高”?哪个老师瞧见,都要心疼的肉哆嗦。

何止是达芬奇生活的年代如此,一直到17世纪时,欧洲的造纸技术,都没解决这“造草纸”的难题。以至于18世纪时,法国财政大臣杜尔果,还猴急着给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写信,强烈要求他们留心学习中国的造纸术——能解决这个难题的,直到那时,还只有中国人。

而放在达芬奇生活年代里,达芬奇也只有生活在同时期的中国明朝,才能完美解决这用纸难题:大明朝的造纸术,才可供得起达芬奇“画鸡蛋”的用纸。

三:领先世界的明朝造纸

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中国造纸技术到清朝为止一直领先世界是毫无争议的。尤其是明朝,科举和艺术的繁荣不但刺激了印刷业的发展,也推动了造纸行业大步前进。

其实,一直到明初的时候,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纸张在明代,其实也非常金贵:明太祖年间,京城国子监学生每年用过的课本纸张,都要回收上交到礼部。“远迈汉唐”的永乐年间,京城过年的鞭炮,也都要用旧纸制作,明朝天顺年间(达芬奇正童年),一个老太监从江西老家返回宫城,看到宫城里用纸糊墙,竟当场心疼的掉眼泪。

不过,就是在达芬奇涉足美术的青少年时代,即中国成化年间时,明朝的造纸业,终于开始了技术井喷:明朝的纸张,原料已经多样化,不像欧洲只能用麻布,而是有竹子树皮渔网各种廉价植物纤维材料。可以把把坚硬的竹子等植物纤维材料捣烂成浆糊;再用特制的竹篓将纸浆“一张张”取出,定型成大小不一的纸;最后通过自然晾干或火烤的方式去湿,成为一张张洁白的竹纸。

除了质地优良外,明朝的纸张种类也众多,既有精美的宣纸,还有各种高质量的加工纸,甚至纸还被大量应用于军事,制成有强大防护效果的“纸甲”。而且由于有了“纸药”技术,中国的工匠,更能轻松造出巨幅大纸,明清书画里那种65乘135的大纸,放在当时欧洲,根本不敢想。

当然最重要的进步,还是明朝的造纸规模生产,明朝中期时的造纸工厂,大多选在依山傍水的地方,正好可以用水力水锥等器具进行打浆,劳动效率突飞猛进。纸张产业也成了火热行业,不少农户在农闲时节会参与造纸。仅在江西铅山一地,就有3000多槽户造纸,每户帮工部不下二十人,至少有6万人从事此业。

如此一来,自成化年间(达芬奇青年时)起,明朝的纸张成本就不停降低。成化年间时的明朝年节鞭炮,就一律用新纸制作。万历年间,官员们上任或者在过年时得到的贺卡,多不胜数,而且制作精美,极为奢侈。民间纸张价格也更低,以《宛署杂记》统计:万历年间九两白银,就可以购买一万一千张连七纸,至于科举考试用的“抬连纸”,更是一匹麻布换两千张的价格。用纸,已是实实在在的民间消费。

所以说,倘若伟大的意大利画家达芬奇,是个生在明朝中期的中国孩子,“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显然更靠谱。

也正是明朝这突飞猛进的造纸术,催生了明王朝越发红火的文化。对照一下明代文化史就可发现,明朝造纸产量激增的成化年间,也恰是明代民间美术蓬勃发展的时代。而纸张更廉价的嘉靖万历年间,更是明王朝民间畅销小说大兴的年代,仅嘉靖年间四十年里,明朝的出版图书数量,就是之前明朝上百年的总和。

到了接下来的万历年间时,明朝的民间畅销书产业,乃至书画艺术,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越发廉价的纸张成本,就像一支催化剂,催生了明代中后期丰富多彩的文化。

甚至,也就是在18世纪时,法国大臣杜尔果写信求助后,供职于清朝宫廷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将中国造纸术画成图画邮给法国政府,中国的造纸技术,这才在西方火热传播,催生了近代欧洲造纸工业的产生。这个时代,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红红火火,科技文明大踏步前进的年代,中国的造纸术,也同样起到了强大“助攻”效果。

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强大,首先来自文化传播技术的进步,中国造纸术的贡献,就是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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