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学民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教授 祖 昊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正文 政治传播与历史性的概念内涵 政治传播不是“政治”与“传播”的机械组合，也不是所谓政治学与传播学在某个领域的“交叉”，而是一种深度的内在融合，因而，用单纯的政治学或单纯的传播学都无法准确地诠释政治传播，而只能从哲学深度上把“政治”与“传播”在“元态”的根基上合二为一。我们已经多次诠释这个范畴，在此，再简练地归结为：政治的“社会性”本质和祈愿与传播的“社会性”生成，使元态的政治传播成为现实，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荆学民,施惠玲,2009;荆学民,苏颖,2014）。 元态的政治传播有多重属性。从政治学视域看，政治传播有权力性、公共性、意识形态性等属性；从传播学出发，也有说服性、效果性和渠道性。那么，什么是历史性？一般而言，“历史”是过去发生事件的总称。但是，“历史”同时还是一种思维方法，是人们由历史知识凝聚、升华而成的经验性心理、思维、观念和精神状态（徐兆仁,2010）。人们借助跨越时空审视事物的思维，在对复杂的历史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后，把一切事物看成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并根据历史启示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理解历史、观察现实、展望未来。 在西方社会历史的长河中，“历史”在政治传播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表现的十分突出。但对于政治传播的“历史性”，仅仅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还难以佐证。我们必须从哲学的高度进行“元态”考察。 现在政治学和传播学均把政治传播的过程规限为“主体—内容—框架—客体”这样的模型，其实，这恰恰是一种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视角。所以，我们就此借力于这个公认的模型深入其中，就政治传播中各个要素或环节的“历史性”予以论证。 二 政治传播主体的历史性 一般地讲，政治传播的主体是作为社会总体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国家，以及政治权力的代表（即政府和政党）。这些政治传播的主体都是人类政治实践的历史产物，因而它们从本质上具有历史性的特征。 从国家的角度讲，国家的意义、性质和地位是人类政治精神的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一种“动态化的静态体现”。 对于政治权力的代表（政府、政党），宽泛一点来讲，它们自身的意义蕴含在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之中。政治权力是否“合法”，主要是取决于它能否适应社会进程的历史性变迁，抓住社会政治诉求的命脉，不断地在自身与社会的互动中进行自我调整（self-reflection）并重构自身的合法化标准。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确定，所谓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历史性”，事实上就是它们与社会发展变迁进程相互作用中所折射出的、带有辩证发展色彩的权威内涵。但作为政治传播的主体，它们的这种性质却很容易遭到掩盖。如此一来，政治传播主体就难以与人类政治精神的发展实现“动态”接轨。诸如此类政治信息的传播，不仅难以产生广泛的国家、政府和政党认同，而且极易将国家与社会的沟通关系异化为一种权力性的对抗或斗争，滋生紧张的政治气氛和消极的政治情绪。 必须指出，政治传播目的性这一客观现实是无法消解的。但国家、政府、政党要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巩固根本地位，就必须借助自身的历史性本质克服这种目的论缺陷。这就需要政治传播主体在传播塑造权威表征的同时，实事求地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构建挖掘权威的实质性基础，不断施行国家、政府、政党在未来领导中的理念和职能转换，实现国家与社会沟通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完整统一。 三 政治传播内容的历史性 作为传播内容的政治信息十分庞杂，政治信息的传播，事实上也就是受众对这些信息进行认识、反应，并形成特定政治见解、倾向和态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信息本身的穿透力，或者说政治理论、思想、观念所表现的合理性，是决定政治传播效果的主要因素。这种政治合理性往往涉及到政治价值、政治伦理、公共生活标准规范、权力与权利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本质与基础。 尽管人们对此众说纷纭，但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观点认为，政治合理性与人类某种先天的政治本性一脉相承。与之相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治的合理意义蕴含在人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人类通过长期实践积累政治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历史。 在政治传播中，“结构性”和“历史性”的政治内容有用途和效果上的明显差异。首先，“结构性”政治内容是人追求政治中寻求确定性政治生活的一种精神表现,它在提供稳定、普遍的政治理念，塑造特定政治价值、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的层面具备一定功效。 “历史性”的政治内容允许政治原则可以在时间维度中从上而下或从下至上的追溯，使其具备不断生成、变化的历史—实践张力，从而反映了一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政治态度。其次， “历史性”的政治内容充分彰显了政治实践活动中具体的人的中心地位。相反，“结构性”政治内容抽象空洞“心灵结构”只是利用了大写、抽象的“人”的“在场”来塑造传播内容的真理性、正当性，却造成了具体的、历史的人的“缺席”。 在政治传播活动中，树立普遍、统一化的政治理念，以及为政治实践主体提供行动指导力，是两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以，“结构性”和“历史性”政治内容都不容我们忽视。然而，我们必须把“历史性”的政治内容放在政治传播的本位。 “结构性”政治内容难免有理论化、形式化之嫌，它的传播往往容易忽略具体存在的人，而抬高理论、思想或观点的权威。只有当政治内容充分具备历史性的深度，从具体层面建立政治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实践性关联，才能诠释广大的、从事政治实践的人的意义。 四 政治传播框架的历史性 “传播框架”就是传播者对信息进行组织、选择和编码，使其展现特定意义所依赖的模板。在政治传播中，传播框架主要用于形成政治信息的论述体系或话语。但“政治”的统摄和支配作用，政治传播框架往往是政治传播主体意识的投射。根据前文的论述，政治传播主体意识大致有劝服性、灌输性和倾向性、强制性、单向性等特点。它以支配受众为主要目的，尽可能地将自己精心标志的信息源源不断地向受传者输送，试图让受众认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观点、政治价值或政治意识形态(荆学民,2014:43)。 以此为基础，政治传播框架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性质。首先是普遍性，其次是排他性。总得来讲，普遍、排他的政治传播框架能够编码出一套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公共观念。它以固定不变的逻辑、共识、普遍有效的规则来阐释世界，衡量一切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并作为一种法定的标准影响人们的话语(常士訚,2001:114)。借助利奥塔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这种政治传播框架归类为“元叙事(meta narration)”模式。 从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来看，“元叙事”模式的政治传播框架有四个明显的短板。第一，是以暂时性替代永久性。第二，是以叙事性替代事实性。第三，是用一元性替代多元性。第四，是以语用学原则替代主体性原则。 面对当今主体性崛起，确定性在现代社会的旁落，人对“中心—边缘”模式的反叛以及对多元价值的需求，“元叙事”的政治传播框架已经难以发挥它原有的功能。 在我们看来，要克服这些问题，就必须启动“历史性”的政治传播框架作为政治的论述体系与叙事方法。这种框架的基础是我们熟知的“主体—客体”过程性的认识模式，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历史性”政治传播框架的原则：一切政治叙事都不是以产出“普遍”、“绝对”或“永恒”等政治事物的客观性标准为目的，而是强调实践性的维度，把政治事物的论述当作历史的表征，试图在有限的时空环境下建立动态的政治话语系统，让政治原则、政治价值、政治规范等问题上以“相关性（relativism）”的方式表述起来。 “历史性”的政治传播框架，或者说相关性的政治叙事方法，本身就是政治传播当中一种方法论式的本质特征。但这种本质特征是隐性的，因为几乎没有任何政治传播主体愿意让自己倾向的政治观点、政治原则或政治价值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但事实上，只有我们把一切政治理念的绝对性错误的等同于客观性，或是以绝对性的局限特征而否认其客观性时，“相对主义”的字眼才会出现。 摒弃了这种错误的认识，我们不难发现“历史性”政治传播框架的适用性：第一，它把一切政治传播内容的客观性框定在“有限的客观性”这一范围之内，对政治的现实性和理想性做出了认知上的分层，可以有效缓解人们对“普遍”、“永恒”、“真理”等话语符号的责难；第二，它意味着政治话语和论述体系的构建可以切实地从具体的经验入手，使政治事物表述摆脱纯粹抽象价值体系的困扰并转向对具体情境中各种现实或可能的价值关系，分析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轻重缓急，审慎地评估各种价值要求的可能后果，并从历史与现实、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关系上进行价值权衡和选择（马德普,2005），从而避免了“元叙事”“以不变应万变”的政治“误构”；第三，它从历史辩证发展的角度摒弃了单一政治论述体系的霸权，意味着未来政治的构建存在多样化的想象空间，这就赋予了各种政治声音的合法地位，削弱了不同政治观点、理念和价值之间的对立矛盾，使政治叙事系统的多元构建成为可能(Koslowski,2005:100)。 五 政治传播客体的历史性 对政治传播的客体，我们经常以“受传者”、“用户”、“公民”、“政治人”或“公众”等词语进行定位。但无论是传播学领域所说能积极完成信息接受、改造并再传播的“受众”，还是政治学领域所说具有合群性、社会性，能相互合一及利益协调本能的“天生的政治动物”，都无法全然体现作为政治传播客体的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历史性。 在政治领域，“人的历史性”意味着在一个彻底开放的未来政治探索空间面前，人除了历史条件的客观制约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外部力量的束缚，完全可以自由地根据自身政治历史、政治经验和政治文化的性质刻画未来的政治蓝图，让人从奴役和异化的生存状态中获得解放，让政治现实向更为合理、更高、更成熟的阶段转化并最终实现“善治”。 “人的历史性”是政治传播主体构建宏伟未来政治目标并实现政治一体化的重要依据。在政治传播中，特定的政治目标往往会等同与历史本身，使政治现实的发展走上“历史的必然趋势和结果”的轨道，从而激发人的理性和情感禀赋以及对崇高理想的信仰和崇拜。此外，特定的政治目标锁定了未来政治的发展方向，也就意味着每个历史主体意义可以归结到（cognate with）“具有同质性的集体性历史意义”（Koslowski,2005:213）当中。因此，对政治的历史性描述不仅可以使人找到自己的历史感，同时还可以找到共同的历史归宿。这就为统合所有政治实践的人以及所有人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可能。 但是，历史总在不断地前进，人的历史性也在随之不断变化。面对作为传播客体的人历史观念的变迁，政治传播也必须实施一些理念性的转变，才能确保政治在未来理想目标的导向上发挥积极的效果。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追求政治上的发展创造是整个人类政治文明的合理走向。只不过，现代人已经开始把历史创造的意义放在了个体的层面，而不是共同体层面。那么对未来政治的传播，就不能从特定目标的理想层面入手，而需要从历史主体创造的现实层面入手，理清历史主体的各种政治关怀，提炼他们政治诉求的共性，按照“主流引导，多元共存”原则进行政治传播，避免目标导向和现实社会“不接轨”状况。 其次，历史创造带来的政治灾难，是权力意志不断世俗化表现。权力意志的解放是历史进程当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减缓它引起的政治冲突，就是要赋予每个历史主体把握历史、理解、解读与创造历史的政治权利。所以在政治传播中，未来政治应该被描述为历史的某种确定目标，而不是历史本身必然趋势、规律或结果。 最后，对历史的解构，从表面上看是历史主体试图在一个无主体的、分散的、散步的、非中心的充满偶然性的多样化空间中各自进行自己的“政治游戏”，但其实质是对政治历史的话语霸权的反叛。政治传播主体要实现对传播客体的整合，必须避免在未来政治目标的描述下太多功夫、做太多文章，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把理念付诸行动，用新的历史创造完善自己、沉淀自己，从而真正实现特定的政治导向。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