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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偶得 今天读鲁迅《华盖集续编》，15页惊现这样一段文字，抄录如下： “还有更可怕的，是我们风闻二0二五年一到，陶孟和教授要发表一部著作。内容如何，只有百年后的我们的曾孙或玄孙们知道罢了，但幸而在《现代评论增刊》上提前发表了几节，所以我们竟还能‘管中窥豹’似的，略见这一部新书的大概。那是讲‘现代教育界特色’的，连教员的‘兼课’之多也说在内。他问：‘我的议论太悲观，太刻薄，太荒诞吗？我深愿受这个批评，假使事实可以证明’这些批评我们且俟之百年，虽然那时也许无从知道事实。” 今年是二0一八年，离着二0二五年为时不太远。读到这段文字时我想，如果不出意外，我可算是一个能等到陶孟和教授新著的幸运者。刚这么想过，忽然又自己笑了。鲁迅的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二六年，那时的陶教授也应该有三十出头了吧。我幸运的惟一希望只在于陶教授的高寿。 但陶教授二0二五年要出的那本著作讲的是“现代教育界的特色”。就是说，陶教授在一九二六的时候，已经预见了现代教育界的特色。可惜的是，鲁迅先生没有全引他管中窥豹窥见的东西，只是说，陶教授连教员兼课多也说在内的。又说，陶教授先问：我的议论太悲观，太刻薄，太荒唐吗？ 从这不多的引述里，我想这位陶教授算是一个十分有预见的教授了。教员兼课多。如今这已经很普遍了。但今天兼课多的人，已经不再称教员，早已改换了称谓，统称为老师。至于兼课，不知陶教授所说的情形和如今是否一样。我不知道陶教授所说的兼课是什么样的兼，现在的兼课，我是知道的，在学校里上课外，再在校外兼课。这样的兼课比起学校的上课来，利益要大得多。如今老师的兼课是冲着这利益去的。这不是如今老师自己想这么做，但他们的确这么做了，原因除了他们的确自己在做外，还有一是允许这样做，二是被迫这样做。至于这样做的后果，这不是老师们能考虑的。他们自觉加匹夫的资格都没有，眼光盯着饭桌上那点生活，在当下看来，算不得丢人的事，虽然老师的名称还在被一种虚幻的光彩照耀着。 我也不知道陶教授的兼课说有没有当今的利益之义。 但从他的悲观，刻薄和荒唐自知里，确可见得那兼课不是什么好事。 不是好事的东西，是不能直接说不好的。我们的语言那么丰富，总有聪明人能够发现这丰富的奥妙。 特色就是最好的一个！ 不过，特色也算不得什么新玩意儿，差不多一百年前，一个叫陶孟和教授的教授已经想到这个词语的奥妙之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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