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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文学家张岱在《跋寓山注二则》中说：“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袁中郎。”看来张岱认为，古代描写山水景物的文章有三个人写的最好，那就是郦道元、柳宗元和袁宏道。柳宗元是文学大家，他写的山水文章似乎以《永州八记》最佳，而袁宏道写过不少的游记，有人把他的游记从其全集中抽出，编为《袁中郎游记》一书，可见人们对这类文章的喜爱。而张岱评价三人写这类文章最佳，其着眼点肯定指的是文采，而非专业的科学考察，正如郦道元写的这段三峡，描写得太过逼真，以至于后人认定他一定是来到了三峡，才写得出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上海科技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地学史话》，其中一篇的名称是《郦道元和水经注》，这篇文章的小标题竟然写成了“耳闻不如亲见”，小标题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郦道元久闻长江三峡之名，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他不辞艰险，长途跋涉来到了三峡。”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误呢？其实这也不能全怪作者的想当然，也确实是《水经注》这部书本身的原因。《水经注》完成于北魏，那时还没有发明版刻，书籍都是靠手工抄写，然而在不断的抄写过程中，会把《水经》的原文和郦道元的注释混杂在一起。郦道元因为没有到过南方，所以南方的河流他都是抄录文献，而他的抄录又不是像而今这样的规范，如三峡那一段，他并不是照抄原文，而是进行艺术加工式的改写，这使得后世很难区分出哪些是原文，哪些是注释。 虽然郦道元并不想埋没先人的功劳，比如他引用《宜都山川记》中的记载时，都会注明“袁山松曰”“《宜都记》曰”等等，但是原文应该引到哪里，因为古代没有今天的这种标点符号，再加上郦道元对引文的加工，就很难搞清楚引文到哪里结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郦道元所引用的古籍，大多已经失传了，比如袁山松所撰的《宜都山川记》，今天我们仅能从其他的文献中找到只言片语，如果这部书仍然存世，这件事情就简单了很多：将两书一对，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可惜历史并不会选择性地给人们留下有价值的遗产，也正因如此，《水经注》一书就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很大的争论缘由。 关于三峡这一段，郦道元也引用了《宜都山川记》里的话： 山松言：常闻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叠崿秀峰，奇构异形，固难以辞叙。林木萧森，离离蔚蔚，乃在霞气之表。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 这段话里说“及余来践跻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闻之不如亲见矣”，其实是袁山松所言，而《地学史话》一书将其理解为了这是郦道元的话，所以才产生了那个误会。 郦道元撰《水经注》四十卷，明崇祯二年小筑藏板本，书牌 郦道元撰《水经注》四十卷，明崇祯二年小筑藏板本，卷首 其实关于《水经注》的误会，因为传写笔误的原因，给后世造成了许许多多阅读上的困难。到了清代，朴学大为盛行，有多位专家都开始仔细研究《水经注》，其中以戴震最有名气。他从乾隆十五年，也就是在他二十七八岁时就开始校勘《水经注》。乾隆三十八年春，他被招入四库馆，那时《水经注》流传下来最早的版本，就是藏在四库馆中的明代初年的《永乐大典》。在戴震入四库馆之前，已经有一位翰林在校《水经注》，但《四库全书》总编纪晓岚认为，戴震已经对《水经注》的研究有了经验，因为他找到了原文和注文之间的特殊区分方法，于是就改任戴震为《水经注》的校对。到了乾隆三十九年，戴震校出了此书。又过了一年，这部书由武英殿刷印出版。 此书发行两年后，戴震就去世了。而后又过了三年，四库馆内又见到了一部赵一清校的《水经注释》，而该书署名的校完时间是“乾隆十九年”，显然比戴震的校本要早许多，于是四库馆内开始传言，认为戴震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够校出《水经注》，其实是剽窃了赵一清的研究成果。这样的话令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很不满意，而后他写信给梁玉绳，梁解释了赵撰写该书的情况。后来这件事基本搞清楚了，那就是：戴震和赵一清在相互不知道的情况下，各自研究《水经注》，然而他们研究出的成果却很相似，但并没有谁抄袭谁的问题。 如此有意思的一段文坛八卦，竟然就这样平息了，这当然不符合群众的喜闻乐见，于是关于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的说法，一直在社会上流传。道光年间，魏源、张穆等人都写文章斥责戴震抄袭赵一清；清末地理学家杨守敬也是持类似观点；民国年间，孟森、王国维等也为此斥责戴震人品太差。在这一面倒的情况下，有一个人不信这个邪，他就是胡适。胡适从1943年开始仔细研究《水经注》，直到他1962年去世，用了近二十年时间，搜集了他所能得到的各种《水经注》版本，同时还找到了戴震和赵一清的手稿。他的这些藏品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庆上还专门搞过展览，胡适在搜集版本的同时，还撰写了相关的笔记，达到了数百万字，最终他替戴震洗清冤情，因为胡适的结论是：戴震和赵一清二人各自工作，双方都不知道对方在研究此书，故而也都没有参考过对方的研究成果，尽管他们的研究成果相似，但并不存在谁抄袭谁的问题。 但胡适的这个定论并未形成业界的共识，直到今天，还有人在说戴震抄袭之事。看来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使有了结论，人们还是继续念叨着，那也只能由它去吧。不过话说回来，正是这样几百年的争论，也更显示出郦道元的这部《水经注》是何等的重要，因为越争论越能凸显人们对他辛苦劳作的认可。 赵一清撰《水经注释》四十卷《首》一卷《附录》二卷《刊误》十二卷，清乾隆五十九年东潜赵氏小山堂刻本，书牌 赵一清撰《水经注释》四十卷《首》一卷《附录》二卷《刊误》十二卷，清乾隆五十九年东潜赵氏小山堂刻本，卷首 虽然说《水经注》是极具名气的古代地理学专著，可是书中却记载有许多的历史故事和风土人情，然而这种写法在后世未受到首肯，认为郦道元使得《水经》变得杂芜，但他却因此而记录下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献，而更为重要者，通过这些文献可以表达出郦道元本人的好恶观。比如卷二《河水》经“又南过赤城东，又南过定襄桐过县西”，对于这两句话，郦道元在注中称： 《东观记》曰：郭伋，字细侯。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携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数百小儿各骑竹马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曰：闻使君到，喜，故迎。伋谢而发去，诸儿复送郭外。问：使君何日还?伋计日告之。及还，先期一日，念小儿，即止野亭，须期至乃往。 郦道元在这里记录下一个历史掌故，他在这里引用了《东观记》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一个叫郭伋的官员很有政声，某次出巡到西河美稷，当地有很多小孩骑着竹马欢迎他，等他办完公事离开之时，那些小孩又来相送，问他何时回来，郭伋计算了一下日程，告诉了他们返回的时间。可是等到郭伋再来此地时，却比他当时的所言早了一天，他觉得不能失信于这些孩子，于是就在郊外的一个小亭内住了一晚，第二天才按期前往。 郦道元在这里引用《东观记》上的这段话，其实跟《水经》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他为什么要把这段话引用进专著中呢？这至少说明，他赞同郭伋这种不失信于儿童的做法，虽然他对这段话没有作任何评语，这就正如后世选学的观念：取舍就代表了价值观。《水经注》中也记录了一些恶人所为，这也同样表明了郦道元的价值观念。而更为有意思者，则是书中记录了许多的风土人情。比如卷二十八《沔水》经中“又东过中庐县东，维水自房陵县维山东流注之”，郦道元在书中记录了一种名为“水虎”的动物： 沔水又南与疏水合，水出中庐县西南，东流至邔县北界，东入沔水，谓之疏口也。水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鳞甲如鲮鲤，射之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碛上自曝，膝头似虎，掌爪常没水中，出膝头，小儿不知，欲取弄戏，便杀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皋厌，可小小使，名为水虎者也。 对于这段话，后世经过一番研究，认为郦道元所描写的这个“水虎”，其实就是扬子鳄。然而这段注中所说的地理位置，乃是今天的汉水襄阳与宜城之间的河段，这一带在南北朝时期属于南朝，郦道元根本没有来过这里，所以他的记载其实也是本自《荆州记》。而郦道元在书中说，这种扬子鳄会吃小孩，陈桥驿先生认为这是郦道元受到他书的影响，陈先生在《读水经注札记》中说：“扬子鳄虽然是食肉爬虫类动物，但并不是猛兽，平日只吃鱼、蛙、鼠等小动物，不像马来鳄那样凶猛，吞食大动物甚至人。注文中说‘小儿不知，欲取弄戏，便杀人’，可能是因为小儿在沙滩上弄戏它，不慎落水中，使它得到杀人的罪名。” 如此说来，郦道元在原材料上进行了改编与加工，这更加可以看得出《水经注》一书的文学性。当然该书的价值所在也绝不会仅仅如此，其更为重要者，还是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科技人文等方方面面有价值的内容，比如卷三《河水》经：“又南过上郡高奴县东”，郦在注中说： 故言高奴县有洧水，肥可燃，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称酒泉延寿县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为沟，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黄后黑，如凝膏，然极明，与膏无异，膏车及水碓缸甚佳，彼方人谓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县洧水也。 他的这段描述被后世解读为这是石油，由此可知，早在南北朝时期，陕北及河西走廊一带就已经有了石油的出产与利用。 当然，《水经注》的价值远远不止如此，陈桥驿先生将其总结出了八大贡献，于此就不再一一论述。该书记载也有不少失误之处，早在唐代，杜佑就指出《水经注》没有搞清楚黄河的发源，因为《水经注》上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后世知道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其实这个说法本自《水经》，而陈桥驿认为，昆仑山原本是古代传说的山岳，但不知道何时昆仑成为了实指的山名，所以《水经》上所说的昆仑，跟后世所言并非一回事。所以说，无论是《水经》还是《水经注》，均称黄河发源于昆仑，这句话也难说是正确还是不正确，更何况郦道元是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他处在南北朝时期，因此不太可能将每一条河道从头走到尾，所以说，即便有一些失误，也一丝都不影响《水经注》的价值。 赵一清撰《水经注笺刊误》十二卷，清乾隆五十九年东潜赵氏小山堂刻本 当年萧宝夤派人杀死了郦道元，同时被杀者还有郦道元的弟弟郦道峻、郦道博及长子郦伯友、次子郦仲友，几乎杀了郦道元全家。而后萧宝夤下令将郦道元葬于长安城东，后来北魏军队收复长安，郦道元又被迁葬于洛阳。他的这些墓址到今天都难以探寻，然而他的故居今日却得以修复。 关于郦道元的故居在哪里，在历史上也有争论。河北的涿鹿县曾被视为郦道元的故乡，然而郦道元在《水经注·巨马水注》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巨马水又东，郦亭沟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沟水于逎县东，东南流，历紫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根据此话的描述，显然这里不是河北的涿鹿县，而应当是当今的涿州。清初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卷六十四中也称：“郦亭在涿州南二十里，为郦道元故居。”看来，郦道元去世一千多年后，到了清初，人们依然认定涿州是郦道元的故居所在地。 郦道元故居位于河北省保定地区涿州市西道元村郦道元路幸福街附近。我的此次河北之行，跑了七天的时间，是从南向北倒着往回走，今日上午的一程是先去寻找卢植墓，而此墓也在涿州境内。拍照完卢植墓后，由此用上导航仪，奔西道元村而去。然而导航把我带入了一条极破烂的废弃公路，这条公路上既无行车也无行人，眼前所见仅是大坑连连，汽车只能以步行速度左盘右转。行驶了半个多小时，才发现路完全不通了，没办法，只好在原地掉头回驶。这种境遇是寻访过程中最难受者，因为耽误时间就意味着日头的偏西，有时赶到拍摄地，因为天晚，已变得完全不能拍照。这种心焦过程，只有经历过，才能真正地体会到。 又经过一番折腾，终于驶回了大道，于是四处张望，希望能找到问路之人。导航仪这种东西还只能按部就班地选择最近的路线，但它并不知道中国公路变化之快及修路之频，问人才是硬道理。在一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处，看到有警察在指挥交通。刚才来的时候却没看到，否则我也用不着走这么长的冤枉路。而红绿灯旁边还停着一辆警车，里面坐着几位警察在休息，于是我停下车，直奔警车而去。然而废弃公路这边尘土有两寸厚，我的刹车掀起的尘土随着风势全部刮进了开着门的警车内，几个警察面露厌恶的神色瞪着我，我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向他们打问如何能从大道找到西道元村。那几个警察不说话瞪着我，我也不吭声，微笑地看着他们，倒要比比谁的耐性好，果真其中一位忍不住了，没好气地告诉我，一直往前走第一个红绿灯左转再见到红绿灯就是。我郑重地谢过这位警察，按照他所指果真开到了西道元村，没费周折就在村中心找到了郦道元故居。 门前的文保牌 故居的匾额 故居的门口立着涿州市的文保牌，而大门却紧闭着，门楣上的牌匾写着“郦道元故居”五个金字，红色的门板上贴着白色的告示，上面写着：游客同志们您好，需要参观者请拨打电话联系，联系人李堂。上面印着的和手写的电话，竟然有五个。我将上面的电话逐个打一遍，每一个都有人接听，但是每接一个电话都会告诉我找另外一个人，而找到的人又会告诉我再找另一个人，一路打下来，竟没有一个能来给开门。真不明白写这个电话有什么用。 门口的告示上留下了五个联系电话 紧闭着的大门 打电话期间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也来到了这里，是男生骑着自行车带着一个女生，他们看到故居锁着门，问我如何进去，我把刚才打电话的情形告诉了他们。那个女生很有耐心，把我刚才打过的电话又逐一打了一遍，结果仍然一样。打电话期间，有一妇女从旁走过，我问她找谁能拿到开门钥匙，她指给我旁边的一家人，说钥匙在这家。我上前敲门，随着一阵狗吠，一个中年妇女应门出来，我说明来意，她反问我谁说她家拿着钥匙，我想转身指给她看，结果身后已没了人影。这位妇女让我去找村部，并指给我村长家的院门，我按其所说前往找之，结果却敲门无人应。 门前的空地
不知道为什么堆着这么多的砖头 无奈，索性回到故居门口，试图翻墙入内，然而转了一圈却找不到蹬脚之处。祠堂前面的广场面积不小，至少有十亩地大，然而却是土地，上面几棵粗大的柳树，还堆着几垛建筑用的红砖和沙土，不知道是否又要扩建这处旧居。但我觉得此处的这片空地也应当是郦道元故居的范围之内，只是我踏上了他家故居的土地，却至其门而不能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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