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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末的英国，世袭爵士的年收入约为880镑，一般爵士约为650镑，而一般绅士约为280镑。与之对比，50英镑是伦敦社会中等收入的底线；埃塞克斯郡乡村教区牧师的年收入约为165镑；在牛津或者剑桥上学一年要支付60镑（如果要掏钱的话）；在皇家学会工作的罗伯特·胡克在1660年的津贴为30镑；劳工的年收入约为10-20镑；家庭仆人每年能挣到2-8镑。 但是现代人都难以理解的是，一个以现代标准一年可以赚取25万英镑以上的贵族是如何花光这些收入甚至还要经常借债的。 贵族购买商品的动力来自于支持社会地位的需要，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更高水平生活的需求。人们普遍认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绅士品质就是由来已久的富有与美德。”甚至有人将绅士的美德与财富分割开来；所谓的美德，就是表现贵族的悠闲慷慨与享乐的自由，雇佣足够多的无所事事的仆从（伯爵的标准是60-100个仆人）。复辟时代的贵族们会发出这样的老生常谈：“我们生来就吃喝玩，这才活的像个绅士，因为绅士除了享乐之外还有什么呢？” 以下几个典型的贵族宴会的花费案例均来自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 贵族阶层的广泛性破产成为了乡绅为代表的新贵族阶层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屈威廉在《英格兰社会史》中写到：“自耕农，商人和律师不断补充到农业乡绅的队伍中去，而庄园主家的幼子却去学习工商业。” 斯图亚特时代的爵位数量发生了巨大的膨胀：15世纪晚期，英国有500名骑士、800名从骑士与5000名绅士（这三类人都被统称为乡绅），而詹姆斯一世在即位的前四个月内就册封了906名骑士。爵位的册封数量与政府的财政状况密切相关。詹姆斯一世时期，一个从男爵的候选人要分3次总共交付1095英镑，在查理一世时这个数目由于声望的下跌而一再贬值，到1622年只要220镑。 资产阶级与新贵族联合体的主要的财富土地来源就是破产的旧贵族，他们依靠新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土地的同时收取地租。旧贵族的财富上的绝对与相对的衰减使得他们在政治力量与社会道德上的发言权大幅下降，人们对旧贵族的尊敬不断下跌，17世纪的贵族们已经成了剧作家们常用的笑柄。贵族们努力捍卫自己与生俱来的特权：他们开始狂热地研究纹章学与出版家族史；愈发重视凌驾于平民之上的尊严；作为王权的世袭顾问，在1640年极力唆使国王恢复大咨议会。但这些努力得到的只是大众的鄙视与旧秩序的加速衰亡。新贵族占领的下院与旧贵族占据的上院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冲突就发生在1640年；17世纪的两次政治变革，乃至将来两百年后的宪章运动，我们都能找到这一趋势的影响。或许在另外一个世界线上，在节俭而善于经营的贵族们几百年的统治下，英国人民还在习以为常地对贵族们点头哈腰阿谀奉承呢。 一些其他可参考的资料： 闫照祥《英国贵族史》 姜德福《社会变迁中的贵族：16-18世纪英国贵族研究》 乔纳森·德瓦尔德《欧洲贵族：1400-1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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