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果

隋唐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兴盛期。隋代虽立朝时间很短，但其书法上承南北朝碑刻，下启唐楷诸家，为唐代楷书法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书论也重在探讨楷书的笔法与结体，智永的《永字八法》和智果的《心成颂》是这方面的代表。释智果，隋仁寿年间书法家，《书断》云：“智果工书铭石，隋炀帝甚善之，其为瘦健，造次难类，常谓智永师曰(和尚得右军肉，智果是右军骨)。”《述书赋》云：“智永、智果，禅林笔精，天机浅而恐泥，志业高而先成，或拘凝重，萧索家声，或利凡通，周章擅名，犹能作师门之领袖，为当代之准绳，并如君子励躬于有道蒿人保志而居贞。”《心成颂》一文篇幅不长，但对字的结构的分析却很有见解，它提到“回展右肩”、“长舒右足”、“潜虚半腹”、“间合间开”、“隔仰隔覆”等十五种结字的规划。对于结字蔡邕在《九势》中也有所提及但语焉不详，只讲到“上皆下覆，下以承上，使其形势递相映带，无使势背”。这样还很不具体，而《心成颂》一文已经正面地触及到汉字造型的基本结构，变化规律，以及不同的艺术处理方式，从审美的角度探讨了书法结字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建立在汉字造型的基本结构和创造的“法规”的基础上，以审美为目的，在不违背“法规”的前提下进行的创造，是一种个性特征的体现“回展右肩”、“长舒右足”等术语的提出，其实是主张打破对称、重复、平板、千篇一律的造型，在允许的范围内造成一种更大的活动空间，从而使得书法中文字的张力得到充分的加强。用辩证法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规则的提出都是围绕着统一中的变化、联系中的对比这一思想展开的。另外《心成颂》还讲到“覃精一字，功归自得盈虚，向背，仰覆，垂缩，回互不失也。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复，行行皆相映带，联属而不背违也”。这是书法从点向面延展过程中所需遵守的规则。正如语言中，将单个语素结合成一个完整的句子一样，其间包含了很多复杂的关系，包括字与字的关系，字与整体的关系等。书法作为一种抽象艺术，《心成颂》中对“形”这一概念的加强就更进一步直接地反映了中国古典的抽象空间艺术观点。宗白华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中讲到“中国画里的空间构造既不是凭借光影的烘染衬托，也不是移写雕像立体及建筑里的几何透视，而是显示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所起的空间感型，确切地说就是一种韦法的空间创造”。然而就《心成颂》在魏晋南北朝与唐朝之间这一特定的时代产生，其间必定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为驱导。魏晋南北朝的整个文化体系是建立在老庄和玄学的思想基础上，主张的是“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的观点，“唯其无形无名乃可成分有形有名之本”，强调的是“自然为正”、“骨气奇高”的境界，于是书法也就无法摆脱这一思想的干扰，而建立起“形”的大厦，而过多陶醉于“韵”这个神奇难测的氛围之中，导致南朝书法大多因“形”的基础的薄弱，而变得缺乏生机。隋朝新政权确立后儒家思想得到了复苏，逐渐地代替了一部分道家和玄学思想，在保留其中精华的同时建立起规范，有章可循的思想体系，于是书波理论的重心也由 “韵”逐渐向“法”转变，《心成颂》也就以广种对立于玄学思想的结构论出台了。唐代“法”的建立也正是以隋代理论为契机，基于儒道佛三家美学思想的不断融合完善而形成的。 书法理论作为书法艺术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书法实践有一定的总结和推动作用。因此释智果作为“师门之领袖，当代之准绳”，其《心成颂》影响着隋代楷书，并且对唐代书风的形成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