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花溯源

连云港市民俗博物馆 2018-06-09 00:36:02

摘要：中国正式有国花，始于晚清。然而“国花”的名称却至迟在明代中期已经出现。考察明清时期国花名称的出现、指属及演进，探寻其间所隐寓的民间心理，对我们理解民族心态、民族习俗均有重要意义。

国花往往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民族心态的典型体现。中国最早在何时出现国花这一名称，最早的国花是指什么，她又是因何而被称为国花，这无疑是关涉中华民族心态、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问题。1904年（一说1903年）清王朝曾敕立牡丹为国花，并在北京颐和园为牡丹建立国花台，慈禧亲命刻“国花台”三字于石上。当代学者大都以为此乃中国有国花的起始。如果从现代意义的国花概念来看，这自然是正确的。然而，如果认真加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在文献记载中，中国早已有国花之名，而且可以确指的仅有牡丹。也就是说，牡丹被称为国花，在钦定之前有着一个长期被民间认可的过程。惜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尚未得到系统的梳理，故不揣浅陋，特加考索，并乞教于方家。

一、国花之称的文献考察

（一）明代中期“国花”一词最早出现系指牡丹

根据笔者的考索，在明代之前古籍中虽有“南国花”、“故国花”等记载，但“国花”并非一个独立的词。至明代“国花”作为一个词始最早出现。现存最早的记载为李梦阳《牡丹盛开群友来看》一诗：

吾家何处牡丹园，扬子岗西古宋原。忽有芳菲妍岸阁，岂期车马驻江村。怜香实怕青萝掩，在野虚愁蔓草繁。碧草春风筵席罢，何人道有国花存。

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原籍庆阳（今属甘肃），童年时徙居于河南开封，为明代前七子领袖。诗中所云“古宋原”即指开封一带。据其卒年可知，牡丹最迟在嘉靖九年（1530）已经有了国花之称。

明代中期另有一处将牡丹称为国花的记载。邵经济《柳亭赏牡丹和弘兄韵》有云：

红芳独抱春心老，绿醑旋添夜色妍。自信国花来绝代，漫凭池草得新联。香窥蜂蝶偏多恨，笑隔云沙亦可仙。胜赏百年拚共醉，繁华那更胜今年。

邵经济（1493—1558），字仲才，号泉臣，仁和（今浙江杭州）人。该诗虽写作年代尚无法认定，但自不晚于作者的卒年。

除此之外，明代中期黄省曾的《江南曲》三十首之二十七亦出现了国花一词：“九逵担杂英，朱门竞相买。国花委青郊，零落无人采。”

黄省曾（1490—1540）字勉之，号五岳山人，明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惜其诗中之国花所指，今已无法考实。

（二）晚明牡丹称为国花者渐众且出现国花台建筑

至晚明，文献中将牡丹称之为国花者渐众。刘侗《帝京景物略》一书中有北京极乐寺因广种牡丹而修建国花堂的记载，国花堂遂成为考察国花起源的一条重要线索。《帝京景物略》一书刊刻于崇祯八年（1635），故周士琦先生曾据此认定国花堂的建立应在1635年之前。4然国花堂建立的具体时间，周先生却没能予以详考。其实袁中道《珂雪斋集》对此有明确记载：

极乐寺左有国花堂。前堂以牡丹得名。记癸卯夏，一中贵造此堂既成，招石洋与余饮。伶人演《白兔记》。座中中贵五六人皆哭欲绝，遂不成欢而别。

这里明确提到了国花堂建立的时间为“癸卯夏”。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湖北公安人，为著名的公安派三袁之一。据其生卒年，则其所云癸卯夏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这比周士琦先生提出的1635年之说早32年。

在袁氏诗文中除“国花堂”之外，亦有单独提到“国花”一词者。万历四十四年（1616）杨鹤主盟，袁中道等人参与了海淀李戚畹园举行的一次文人雅集。其《海淀李戚畹园大会》诗有云：“野鹤止同家鹜狎，国花长作圃蔬看。”所谓李戚畹园乃明神宗朱翊钧外祖父李伟所建，简称“李园”。又因李伟被封为武清侯，亦称“武清侯别业”，其正式名称则为“清华园”。其故址位于今北京大学西墙外，方圆十里，在“都下为名园第一”。袁中道诗中并未明确所谓的国花究系何指，但考察其园中花卉的种植情况，此一问题便不难解决。据记载，清华园“植物配置方面，花卉大片种植的比较多，而以牡丹和竹最负盛名于当时，园中有牡丹千计，……园中牡丹有很多异种，以‘绿蝴蝶’为最，开时是称花海。”可见清华园之花以牡丹最负盛名，种植极多，且有花海之称。袁中道诗中所云“国花长作圃蔬看”自是言牡丹种植之普遍、种植面积之大，故所称“国花”仍然是指牡丹。

与袁中道生活大约同时的一些文人，在其诗文中亦有将牡丹称之为国花者。如著名诗人、浙江金坛王彦泓(1593—1642)《有赠》诗云：“国花第一数姚黄，更共明珠字夜光。”诗中的姚黄为牡丹珍品，素有花王之称。福建郭良翰（生卒年不详）有云：“人生若行路，前经险阻，则后必通衢，亦似国花。葩艳独先，则零落必早。”此处虽未明言国花之所指，但文中将国花与葩艳花开之先后进行对比，指出国花晚开，正与牡丹暮春始开的特点相吻合。因此结合当时牡丹已经被许多人称为国花的事实，这里的国花指牡丹是无疑义的。

除了以上数人，诗文中“国花”一词在晚明文集中还出现过一次。沈德符《长至夜听寒仙歌即席赋赠》云：“合閟添宫线，帏开见国花。颜温初过酒，吻燥偶需茶。学态鸿窥户，寻香蝶忘家。自翻冬白纻，歌谱不须夸。”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一字景伯，又字虎臣，浙江嘉兴人。他所云国花何指，今已无法考究。

（三）清代国花之称的流传

至清代，文人诗文之中国花一词出现更多。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游览、题咏国花堂之作，可以说国花堂是清代国花一词流传的主要阵地。宝鋆、斌良、陈夔龙、刘嗣绾、张祥河、朱琦、唐晏、王芑孙、孙士毅、王拯、李慈铭、洪亮吉、程恩泽、法式善、陈衍等人均有此类诗作，不一一述引。需要注意的是震钧《天咫偶闻》有载：“极乐寺明代牡丹最盛，寺东有国花堂，成邸所书。”张祥河《廿九日又集同人极乐寺看海棠》亦云：“国花堂上有清晖，成邸留书墨采飞。”这里的成邸即爱新觉罗·永瑆(1752—1823)，为乾隆第十一子，嘉庆之兄，曾被封为成亲王，为清代著名书法家。从他亲自题写国花堂匾额来看，牡丹称为国花已经被清代王室所认可。

在与国花堂相关的诗作文之外，清代提及国花者笔者所见有五处。一是施闰章《牡丹赋》云：“罗群芳于四时，推国花之独冠。”二是程恩泽《赐墨楼诗和云西宗伯前辈元韵》云：“好筑楼藏乌玉玦，国花庭院露初垂。”其自注云：“先生庭前牡丹颇盛。”此二处所云之国花均明确指牡丹。另有两处见于樊增祥诗中。其《改岁》云：“改岁已过三十日，老来襟袍觉闲宽。英雄人每轻边幅，格律诗如养内丹。家酿速成缘水短，国花晩达为春寒。清尊首置芳梅下，万紫千红次第看。”此诗中之国花很难考实其所指。其《贺人生子》云：“人似国花开正午，子如仙李应长庚。”这里虽仍没有明确国花之所指，但是所用的却是正午牡丹的典故。其典最早出于《梦溪笔谈》，系颂扬欧阳修之精鉴，但后来被民间赋予了富贵全盛之意，成为民间著名的吉祥符号之一，正于此诗中之意相合。故本诗所指之国花应是牡丹。

最后一处则见于方浚师《蕉轩随录》。其《春宫允遗诗》录长白春玉峰先生（春辂）《和临皋前辈海棠诗韵》云：“回首昔年鸿爪印，国花犹记咏禅房。”不难看出，此处之国花系指海棠。海棠何以成为国花？其实这里边有一个误会。震钧《天咫偶闻》云：“极乐寺明代牡丹最盛，……后牡丹渐尽，又以海棠名。树高两三丈，凡数十株，国花堂前后皆海棠，望之如七宝浮图，有光奕奕。微风过之，锦裀满地。”又陈衍《石遗室诗集》云：“极乐寺是二十九年前旧游，海棠数十株大皆合抱，今十无一二矣。国花堂匾尚存。”由此可见，国花堂之牡丹后来已渐尽，为海棠所代替。从清代后期游览国花堂的诗作中也可看出，此时国花堂的胜景已经是海棠。然国花堂之名称、国花堂之匾额犹在，这便使不悉国花堂由来之人错误的将海棠当作国花了。

二、明清国花之称流传的特点

纵观明清时期国花流传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以下特点：

1.在古代关于国花的记载中，惟一可以确切指属的是牡丹。在明代“国花”作为一个词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堪称凤毛麟角。除了有两处不可确考之外，其他所指皆为牡丹。因此我们可以说，牡丹是明代惟一可以确切指称为国花之花，也是中国最早有国花称呼之花。至清代，由于国花堂的影响，国花一词流传更广。清代文献中，虽有一处因对遗迹考察不慎而误将海棠称为国花，另有一处无法确指之外，其他所云国花均指牡丹。因此牡丹不仅在古代被称为国花的次数上有着绝对优势，而且是古代唯一可以确指的国花。

2.将牡丹称为国花就地域而言有着一定的普泛性。以上称牡丹为国花的诗文中，尽管能够确切考证出所歌咏之地者仅限于北京及开封为代表的北方地区，但如果从作家的籍贯而言，在明代就已经包括了湖北（袁中道）、福建（郭良翰）、浙江（王彦泓、邵经济）等南方文人，至清代更是遍及大江南北。此足以说明当时称牡丹为国花，已经超越了地域意识，而体现出一种极高的普遍认同感。

3.将牡丹称为国花经历了一个人数愈来愈多的过程。从以上所引诗文不难看出，自明代中期李梦阳诗中将牡丹称为国花之后，至嘉靖、万历其人数渐众。至清代，国花堂作为极乐寺里边的著名建筑，为京城士庶胜游之地，因而牡丹国花之称借此而得到更广泛的流传。

4.牡丹的国花之称经历了由民间逐渐走向宫廷的过程。明代中期，称牡丹为国花者，主要限于李梦阳等文人诗文中。但至晚明，袁中道《海淀李戚畹园大会》为外戚家举行的文人雅集而作，而国花堂不仅是朝中中贵所建，而且朝中人士多冶游于此。这些均说明牡丹为国花已经为朝廷及官方所瞩目。至清代成亲王爱新觉罗·永瑆亲自题写国花堂匾额，进一步说明牡丹的国花之称已经得到了王室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晚清敕立牡丹为国花并不突兀，而是一件极其自然之事。

三、牡丹被崇为国花的民间心理

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都是其前代文化的一个重写本。这个“重写本反映了所有被擦除及再次书写上去的总数。”因此明代牡丹如何能够在百花之中脱颖而出，擅有国花之美名，是民间审美经验长期积淀与明代社会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唐宋牡丹别称所隐寓的国家、政权意识

国花这一概念，显然是与一定的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因此，牡丹要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国花，必须能够与国家、政权体现出一定的意义联系。而这种联系，唐宋时期在民间心理上就已经产生，并集中体现在牡丹的两个别称国色、花王之上。

国色一词本与国士相对，系指人。黄庭坚《书幽芳亭》云：“土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女之色盖一国，则曰国色。”考察中唐以前之文献，国色一词全部是用来形容美女的。至中唐时刘禹锡有“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赏牡丹》）、李正封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牡丹》）的著名诗句，自此开始以国色形容花，而二者皆指牡丹。这是唐代仅有以国色称花的记载，因此牡丹堪称最早有国色之称之花（按：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韵》有“绛焰灯千炷，红裙妓一行。此时逢国色，何处觅天香”之句，据其上下文意，此处的“国色”系承上连贯而来，应指人，即上文的“红裙妓”）。至宋代，称花为国色者渐众，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约有四十处。其中有三处所指不清，一处非牡丹，其余皆指牡丹。可见对花而言，在宋代国色已经差不多成为牡丹的专名。

据笔者检索，唐前并无花王之称。至中唐，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韵》诗中有：“好差青鸟使，封作百花王。”这里最早出现了百花王一词，但从诗意可以看出，这只是出于作者自己的一种悬想，并不能反映当时普遍的民间心理。至晚唐，皮日休《牡丹》诗有云：“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不难看出，此处所陈述的是一种客观的现象，应当说是当时民间心理之反映。至宋代，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载：“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花乃后也。”而宋人陈元靓《事林广记续集·绮谈市语》更将以花王指牡丹列入当时的市井行话。可见牡丹称为花王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曾云：“洛中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而据笔者考索，在宋代诗文里，花王毫无例外地均指牡丹，而不仅限于洛阳一地。因此，花王在宋代也成为了牡丹的专称。

国色、花王不仅突出了牡丹在百花中之地位，而且极容易使牡丹与国家、朝廷、政权等联系起来。可以说，至宋代，牡丹与国家、政权之间密切关联的这一特殊思维模式已经得到定型。

（二）宋代牡丹所隐寓的汉民族正统意识

在古代中国，国家意识是与民族意识紧密联系的。而在宋代初期，牡丹已经被视为汉族正统王朝的象征。《清异录》卷二载：

南汉地狭力贫，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国之志，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世宗遣使入岭，馆接者遗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及本朝，鋹主面缚，伪臣到阙，见洛阳牡丹，大骇叹，有搢绅谓曰：“此名大北胜。”

这里相当明确地将花形硕大、色彩鲜艳的牡丹视为大宋政权的象征。而北宋牡丹种植观赏的中心洛阳，同时又是西京，为文士流连之地。故中原沦陷，宋室南迁，牡丹便与中原故国联系在一起，成为南渡之后士人表达故国之思的主要载体。胡元质《牡丹谱》云天彭牡丹之“千叶花来自洛京，土人谓之京花”，又云提刑程公沂预叹曰：“自离洛阳，今始见花耳！”陆游《赏小园牡丹有感》云：“洛阳牡丹面径尺，鄜畤牡丹高丈馀。世间尤物有如此，恨我总角东吴居。俗人用意苦侷促，目所未见辄谓无。周汉故都亦岂远，安得尺箠驱群胡。”都把这层意思表达得直接而明白。又，据《宋史·秦桧传》载：“沈长卿旧与李光启讥和议，又与芮烨共赋牡丹诗，有‘宁令汉社稷，变作莽乾坤’之句。”可见南宋时将牡丹与中原故国、汉民族紧密联系已经成为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

（三）明清两代牡丹隐寓的国家、民族意识

迨至明代，牡丹尤其是牡丹花王姚黄与国家、政权、民族情感相联系的意思被表达得更为充分。应当说这与大明重新恢复汉人统治所激发的民族情感有关。明代是中国古代民族意识极其自觉且民族自豪感极强的时代。明初诗人高启“四塞河山归版籍，百年父老见衣冠”（《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的自豪感可以说是贯串有明一代的心结。这体现在明人的花卉审美上，便是进一步强化牡丹的正统性及与皇权的联系。如王路《花史左编·花之品》首列花正品，又以牡丹花王姚黄、花后魏紫为正品之首，并在花王、花后标题之后，分别注曰：“拟照临万国”、“拟母仪天下”。晚明时期，扬州名士郑超宗影园黄牡丹花开，南北之士云集于此，举行黄牡丹诗会，最后由钱谦益评定，以黎遂球之诗为第一。而黎氏之诗开篇即云：“一朵巫云夜色祥，三千丛里认君王。月华蘸露扶仙掌，粉汗更衣染御香。”甚至明代的一些谐谑之文，在貌似滑稽的笔调下，也表达出对牡丹正统地位的推崇。孙国光《拟封牡丹花姚黄为上诏》云：“青帝册封牡丹花姚黄为王诏曰：……尔姚黄氏姓嗣舜墟，名符土德，公侯之后必复其始，况属黄帝之苗裔乎！”李佩《姚黄传》云：“髙阳国王讳黄，字时重，姓姚氏，舜八十一代孙，先世居诸冯之姚墟，舜子商均，出娥皇，数传至中央，而王于汉。至晋，子姓蕃衍。富者贵者，馨名上苑名园，五传而黄生。思本娥皇，易皇为黄，重出也。黄为天下正色……寻命黄就封之郡，久之众推戴日深，尊为髙阳国王，传国甚远。”这些谐谑之文之所以会有如此思想流露，是因为传说中帝舜姓姚，系黄帝八世孙，在五行之中为土德（黄色）。而姚黄二字恰好能挽合舜之姓、舜之德、黄帝之名。因此对于金、元二代异族统治之后生活在汉族统治之下的大明臣民来说，很容易由姚黄而激起民族情感。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任何一种花，能够像牡丹一样与民族、君王、政权之间存在着如此密切的隐喻关系，而君王、朝廷便是国家的象征。因此，当牡丹的这层隐喻关系由于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而被日渐强化之后，牡丹便很容易由花王而上升到国家层次，被称为国花。至清初牡丹所象征的民族情感，又被明遗民继承。至清代后期，随着满人的日益汉化与外国入侵的加剧，中华民族意识迅速加强，而牡丹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及气象的代表。如丘逢甲《牡丹诗》有云：“东来花种满西园，谁与乘槎客细论。从此全球作香国，五洲花拜一王尊。”真切表达出以牡丹的精神气象来振奋国人的愿望。在这种民间心理的影响下，泱泱大气的牡丹便被清廷敕立为国花。

（四）牡丹在明清两代的普遍认同

当然，除了在民间心理中与国家、民族的隐喻关系、意义联系之外，牡丹要取得国花之称呼，还需要更为广泛的民间认同。这种认同感，同样有着对传统审美体验的继承。唐宋时期，牡丹就开始成为名花。尤其是在唐之东西二都、宋之东西两京，自帝王至庶民，对牡丹观赏之热，近乎痴迷与疯狂。周敦颐《爱莲说》有云：“牡丹之爱，宜乎众人矣。”此可谓牡丹唐宋之时广受世人宠爱的真实写照。而至明代，牡丹的种植更广，除京城之外，曹州、亳州等均成为著名的种植中心，士庶的牡丹之爱，与唐宋相比有增而无减。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但与牡丹的喻义有关，也与时代的特点密切联系。其突出表现有三点：

1.商品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求富心理

人们对花的崇拜，可以说是远古植物崇拜的一种延伸，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一种宗教信仰功能。那就是这些花应当具有给人类以精神动力和心理慰藉的功能。在明清两代，由于商品经济的空前发达，人们求富求贵的心理欲求极其强烈，作为富贵花、别称百两金的牡丹，显然在百花之中最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内心幻想。因此牡丹作为吉祥富贵的象征，在明代得到了自唐代以来最为充分的张扬。徐渭在《牡丹赋》中就批评那些贬牡丹者为“将尽遗万物之浓而取其淡朴”，且云：“且富贵非浊，贫贱非清，客者皆粗，主则为精。主常皭然而不缁，客亦胡伤乎随寓而随更？如吾子怼富贵之花以为溷己，世亦宁有以客之寓而遂坏其主人者乎？”这里的富贫清浊之辨，充分展现出一种全新的观念，表明那种以贫寒枯瘠为高洁之观念已经发生了动摇，对富贵的追求已经直言不讳。在这种观念下，追求富贵不再被视为俗人的专利，而成为了雅俗的共同目标。甚至于身居藩王之尊但却以韬光养晦为尚的朱有燉，也写下了一百多首歌咏牡丹的诗歌与《洛阳风月牡丹仙》、《十美人庆赏牡丹园》、《天香圃牡丹品》等数部杂剧，成为了古代创作牡丹作品最多的作家。

2.阳明心学带来的个性解放思想

明代中期，王阳明高张心学旗帜，以心即理、致良知来抗衡程朱理学的至高哲学范畴——天理。至其后学颜钧、何心隐等人，更以异端自居，强调个人欲求的合理化，遂使追求个性解放、自我扩张、个人情欲，俨然成为一种思潮。这个思潮不仅对士大夫影响深远，而且被市民广为接受。而牡丹的艳丽、热烈与奔放，在唐代就被视为个性不羁的象征。如舒元舆著名的《牡丹赋》描绘牡丹盛开之情形有云：“动荡支节，如解凝结。百脉融畅，气不可遏。兀然盛怒，如将愤泄。淑色披开，照耀酷烈。”所传递的正是一种豪迈奔放、不可阻遏的生命体验，与持重、内敛的理学品格显然有异。牡丹品种、色彩、姿态的不同，更使其千姿百态，各具个性。故在徐渭的《牡丹赋》中就穷形尽相地描绘了不同牡丹的个性、气质与神韵，且云：“意所想而随存，奚援引之数姝可罄比而殚论。”表现出对牡丹神态各异、各具个性之美的由衷赞扬。另一方面，在元代牡丹已经成为世俗情欲的象征。珠帘秀《正宫·醉西施·无题》已经发出“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宣言。至明代汤显祖在著名的《牡丹亭》中，又进一步虚构了杜丽娘在牡丹亭下因情感梦的旖旎故事，牡丹俨然成为了男女主人公情欲结合的媒介。此后大量的小说、民间故事也都把牡丹视为催生爱情的催化剂。如清代蒲松龄的《葛巾》即以曹州牡丹仙子作为爱情的女主角。这些虽出现于文人笔下，但无不是民间心态在文人作品中的投射。

3.社会转型期明清士人复杂的心理需求

在中国古代花卉文化中，牡丹的象征义最为多元，由她可衍生出许多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象征意义。除上文所云富贵气象之外，她还被赋予了坚贞、忠诚、高洁、端正、谦逊等品质。明清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要的转型期，加之朝代更替等重大事件的影响，人们的心理需求趋于复杂而多样。牡丹象征义的多元性正好可以满足人们这种复杂的精神需求。因为不同层面的接受者均可从牡丹当中找到自己所认可的内涵，所以牡丹的受众范围便得以进一步扩大。如元明之际史迁《牡丹赋》称：“草木无情，有时得名，愿保坚操，如松之贞。”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云：“牡丹得王于群花，予初不服是论，谓其色其香，去芍药有几？择其绝胜者与角雌雄，正未知鹿死谁手。及睹《事物纪原》，谓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洛阳，因大悟曰：‘强项若此，得贬固宜，然不加九五之尊，奚洗八千之辱乎？’……如其有识，当尽贬诸卉而独崇牡丹。花王之封，允宜肇于此日。”其后，李渔自秦之巩昌，载牡丹十数本而归，同人嘲之：“群芳应怪人情热，千里趋迎富贵花。”李渔答曰：“彼以守拙得贬，予载之归，是趋冷非趋热也。”清初魏禧的《借一亭赏牡丹诗序》云：“世徒以牡丹为富贵,富贵无常,何足道?是花荣衰不忘故主,今又能如主人以好客,以谓花之君子可也。”凡此皆取牡丹的坚贞、忠诚之义。而史迁《牡丹赋》称：“众芳秀发，我则后出。”施闰章《牡丹赋》云：“不与时竞兮，大肆其华。遗世兮独立，与并美兮不可得。”二者都借牡丹虽艳丽异常而不与百花争春、自甘寂寞的谦逊、超脱品质来自我标榜。其他诸如以白牡丹象征品性之高洁，以黄牡丹象征品性之端庄等，更为常见，此不一一举例。

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接受者有着不同的精神及心理需要，牡丹在唐代之后能够得到如此广泛、持续、热烈的尊宠，在花卉之中实属罕见。究其原因，除了植物学上的特点之外，牡丹所隐寓的民族、国家意识及多元的文化内涵在其传播、接受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明代，在新的经济形势、文化思潮及社会形态下，牡丹的受众范围空前扩大，而唐宋以来形成的牡丹与民族、国家、政权的历史经验与记忆被重新激活且加以强化，世俗情感与国家、民族意识在牡丹之上相互交融，使牡丹终于被冠以国花的称号。当然，这种国花之称长时期内仅仅是民间行为，反映的也仅仅是民间心态、民间情感，但他的影响却是广泛而持久。所以历经数百年后，这种民间心理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至清末牡丹终于被正式敕立为国花。今天，牡丹依然是深受民众喜爱的花卉。因此牡丹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的文化形态，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而认真梳理中国国花之称的历史演进，探寻牡丹之所以被尊为国花的深层原因，不仅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同时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