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不是科学家的专利 | “知识分子”书店

原标题:科学不是科学家的专利 | “知识分子”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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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科学造就的世界。不过，这个世界不是自古就有的，现代意义的科学探索只是近500年才出现的新事物，它的出现和发展造就了我们现在的世界。这世界是在何时、怎样产生的？

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向《知识分子》推荐了英国约克大学历史学教授戴维·伍顿（David Wootton）的著作《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这本书讲述了人类历史上的科学革命的诞生与发展，它如何孕育现代科学知识和文化，如何改变我们自身及这个世界。

推荐语中，最打动我的，是关于科学与科学家、普通人关系的几点宣言。

1、科学不是科学家的专利，它是你的人生态度

为这个世界每天出现的新事物、新想法而喝彩，你就是科学人。

2、科学不是科学家的专利，它是你的思维方式

不盲信权威，坚持怀疑、思考、求证，你就是科学人。

3、科学不是科学家的专利，它是你的日常生活

小到水龙头里的自来水，大到宇宙空间中的人造卫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你就是科学人。

4、科学不是科学家的专利，它是你的人生真相

从显微镜下的细菌到望远镜下的星空，每天看到真实的世界，你就是科学人。

5、科学不是科学家的专利，它是你每天一点点的创新。

科学革命不是突然爆发，也从为结束。它是一片从0到1的浪潮，思考不落窠臼，用思维改变世界，你就是科学人。

可以说，这与《知识分子》倡导的“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一致 ：人人可以是知识分子，因为人们都有发挥智力、获得知识、运用理性、追求幸福的能力。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与科学息息相关的世界。我们相信，人们都有追求科学精神、探索科学发现的愿景。

让我们共享人类知识，共析现代思想，共建智趣中国。

《知识分子》选摘本书关于“发明发现”的一章。“发现”一词常见，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它对于科学的意义。

又及，这套书的封面以显微镜和望远镜为灵感设计。上册黑色是观察望远镜时人的视野，无垠的黑色星空中点点繁星；下册白色是显微镜的中的视野，白色的视野是微观世界中的多彩众生。拿到实体书方知其中趣味。 发现是科学的全部

撰文 | 戴维·伍顿

发现是科学的全部。

— N. R. 汉森（N. R. Hanson），“ 对发现的剖析”（“An Anatomy of Discovery”），1967

1492 年10 月11/12 日夜，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自维京人看到新世界以来，第一个看到新世界的欧洲人要么是“ 圣玛利亚”号上的哥伦布，要么是“ 平塔”号上的瞭望员。那个瞭望员实际上借助月光看到了陆地。哥伦布则声称，在几个小时前，他就已经看到一道光在黑暗中闪耀。他们认为，他们正在靠近的陆地是亚洲的一部分。实际上，终其一生（哥白尼卒于1506 年），哥白尼都拒绝承认美洲是一个大陆。第一个把美洲标示为一大片陆地（尚未确定是一个大陆）的制图员是马丁·瓦尔德泽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时间是1507 年。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这个未知世界，不过他当时其实在寻找一条通往一个已知世界的新航路。这个已知世界就是中国。他发现了一块新陆地，却没有一个词来描述他做的事情。哥伦布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懂几种语言，其中包括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卡斯蒂利亚语，补充了他儿时的热那亚方言。但是，只有葡萄牙语有一个词“discobrir”具有“ 发现”的意思，并且这个词扩展出这个意义的时间还不长，仅仅从1485年开始。当时，哥伦布希望获得葡萄牙国王对其探险的支持，却遭到了冷遇。

发现思想的产生和哥伦布为其成功探险制订计划在时间上相同，但哥伦布却不能求助于它，因为他撰写航海报告用的是西班牙语和拉丁语，没有使用葡萄牙语。与“ 发现”的意思最接近的古典拉丁语动词是“invenio”（找出）、“reperio”（获得）和“exploro”（探索），与它们相对应的名词分别是“inventum”“repertum”“exploratum”。“Invenio”被哥伦布用来宣告他对新世界的发现；“reperio”被约翰内斯·施特拉丹乌斯（Johannes Stradanus）用于他的版画书的书名，那本书用插图阐释了新发现（约1591）；“exploro”被伽利略用来宣布他对木星的卫星的发现（1610）。在现代译本中，这些词通常被表示为“ 发现”。但是，这遮蔽了一个事实，即在1492年，“ 发现”并不是一个已确立的概念。100多年后，在用拉丁语写作时，伽利略仍然需要使用“ 我之前的所有天文学家不知道的”这样绕弯的短语来表达它。

在所有主要欧洲语言中，对一个意为“ 发现”的词的比喻用法迅速被采用，来描述发现性质的航海。先行一步的是葡萄牙人。他们率先投入了探险之旅。在始于1421年的一系列探索中，他们沿着非洲海岸航行，试图发现一条通往印度香料岛屿的海上路线（在此过程中，他们证明，与大学里公认的学说正相反，赤道地区并非热得不适合人类生存）。到了1484年，在葡萄牙语中，“descobrir”一词已经被用来表述“ 探索”（也许正如其拉丁语翻译词“patefacere”那样，意为摊开）。然而，1486年，费尔南·都尔莫（Fernão Dulmo）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计划，即向西航行，跨越大洋，进入未知地域，去发现（descobrirse ou acharse，意为发现、找到）新陆地（两年后，哥伦布提出了向西航行抵达中国的倡议，与此同出一辙）。那次航海或许永远也不会发生，但它将是发现之一，而非探险之一。都尔莫什么也没发现，但它的发现概念迅速拥有了它自己的生命。

随着阿梅里戈·韦斯普奇所写（或被认为所写）的两封信中第二封信的出版，那个新词开始在欧洲传播。在信中，他描述了他在为葡萄牙国王服务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前往新世界的旅行。这封“ 致皮耶罗·索德里尼的信”（“Letter to Piero Soderini”）是用意大利语写的，并且也是用意大利语首次出版的。到1516年，它已经出现在了十多个版本中。在意大利语中，它使用了“discoperio”9次，是从葡萄牙语移植过来的。拉丁语译本（基于一个失传的法语中介本）出版于1507 年，使用了“discooperio”两次。这是这个词以其现代含义“ 发现”的首次运用。“discooperio”存在于晚期拉丁语（出现于武加大译本中）中，但只意味着“ 揭开盖子”。由于它从未出现在古典拉丁语中，“discooperio”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得体的词。无论如何，发现是个新概念，最初它要求解释。韦斯普奇有益地解释说，他正在撰述对“ 我们的祖先绝对没有提及的”一个新世界的发现。

那个新词传播的速度几乎和新世界的消息一样快。费尔南·洛佩斯·德·卡斯塔达内（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于1551年出版了《印度的发现与征服的历史》（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Índia，这里的印度其实是新世界），并且被迅速翻译成了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后来被翻译成了德语和英语，在巩固新用法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其首批在书名中的出现看，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词被确立起来的速度有多快，其中在荷兰语中为1524年（但直到1652年才再次出现），在葡萄牙语中为1551年，在意大利语中为1552年，在法语中为1553年，在西班牙语中为1554年，在英语中为1563年，在德语中为1613年。

如果发现对韦斯普奇来说是新的，那么发明就肯定不是新的？在16世纪和17世纪，火药、印刷术、罗盘是最频繁被列举的三大现代性发明，为的是证明现代人优于古人。这三大发明的出现都早于哥伦布，但我发现，在1492年之前，它们从未被称作三大现代性发明。美洲的发现显示了罗盘的重要性。相应地，印刷术和火药或许原本显得具有革命性意义，但正如真实情况那样，只是在后哥伦布时代，它们才被承认具有革命性。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很充分。按照通常的说法，由火药决定结果的第一场战斗是1503年的切里尼奥拉之战。在1500年之前，印刷术的影响很小。

我们太习惯于“ 发现”一词各种变动不居的意义，很容易认为它的含义大体上与它现在的含义相同。“ 我发现我有权享有退税”，我们说。但是，这种意义上的“ 发现”是在关于哥伦布发现新世界的说法之后出现的。是发现性的航海让“ 发现”意味着“ 找出来”这种宽泛的用法得以兴起，并且这种宽泛的用法受到了把“invenio”翻译成“ 发现”这种做法的鼓励。在1492年后，“ 发现”的核心意义不仅仅是“ 揭开盖子”或“ 找出来”。宣布一种发现的人（如哥伦布）宣称他拔得头筹，打开一条让所有人追随的道路。1953年2月13日，弗朗西斯·克里克向剑桥老鹰酒馆里的各色人等宣布：“ 我们已经发现了生命的秘密。”正是在那一天，他和詹姆斯·沃森搞清了DNA的结构。发现是一种注定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中的时刻。发现的概念带来了一种线性时间感，而非一种循环时间感。如果美洲的发现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偶然事件，那么它引起了另外一个甚至更引人注目的偶然事件，即对发现的发现。

我之所以说“ 更引人注目”，是因为发现自身以仅仅确定一块新大陆的位置永远不能做到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在发现之前，历史被认为是重复其自身，传统被认为提供了一种指引未来的可靠向导；文明的最伟大成就被认为不存在于过去或将来，而是存在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我们容易说我们的世界是由科学或技术造成的，但科学和技术进步取决于一种业已存在的假设，即存在已经做出的发现。这种新态度是由路易斯·利·罗伊［Louis Le Roy ；或雷杰斯（Regius），1510—1577］于1575年概括的。利·罗伊是一位希腊语教授，翻译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他是完全把握新时代特点的第一人（我引用的是1594 年的英语译本）—

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找出来，然后是已经被发明、发现的东西。让我们不要那么简单，把太多的东西归功于古人，以至于相信他们已经知道了一切，言说了一切，没有留下在他们之后而来的人可说的任何东西……让我们不要认为自然已经把她全部的好礼物都给了他们，她将来有可能变成不毛之地……在这个时代，有多少［ 自然的秘密］首次被获知、发现？我要说，有新陆地，新海洋，新的人种、方式、法则、风俗，新疾病，新疗法，天空、海洋的新面貌，它们此前从没被发现过，还有新的星星。是啊，对我们的后世子孙来说，会留下多少已知的东西呢？现在隐藏的东西，将随着时间推移大白于天下。我们的后裔会感到惊奇，我们居然不知道它们。

这段话表达的正是那种设想，即存在一些改变了世界的新发现，因为它们使现代科技成为可能。（存在“ 新的人种、方式、法则、风俗”也代表了社会、文化、文明比较研究思想的诞生。）

利·罗伊的文本有助于我们区别事件、词语和概念。1486年（当时都尔莫改变了“descobrir”一词的含义）之前，出现过一些地理发现，如亚速尔群岛的发现。这一发现发生在1351年前后。但是，没有人认为这些发现是发现，也没有人不辞辛苦地记录这些事件。原因很简单，因为没人有那么大的兴趣。后来，大约在1427 年前后，亚速尔群岛被再次发现。但是，这一事件仍旧显得不太重要，也没有可靠的记述文件存在。占据统治地位的设想是，不存在新知识这样的东西。正如我在街上捡到一枚硬币，我知道它属于在我之前的某个人，于是文艺复兴时期首先抵达亚速尔群岛的海员会认为，别人已经先于他们到了那里。在亚速尔群岛的案例中，水手的想法是错的。但是，在马德拉群岛的情况中，这却是对的。马德拉群岛被发现的时间与前者大体相当。与其说它是被发现，倒不如说它是被重新发现，因为普林尼和普鲁塔克（Plutarch）知道它。但是，没有人认为哥伦布发现通向亚洲的新航路（就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是不重要的。尽管在美洲究竟是不是一块此前已知的陆地上存在争议，但是没有人声称有古希腊或古罗马海员曾经在哥伦比亚之前向西航行过。（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即古希腊人或古罗马人没有罗盘，因此不愿意驶出望见陆地的范围之外。）就这样，哥伦布知道他在做出一种新发现，即使发现的不是一块新陆地，也是一条新航路。亚速尔群岛的发现者则没有这种想法。

就某物已经首次被发现且此前从未被发现（实际上，在用拉丁语写作时，人们继续依靠这样的短语来表达“ 发现”），已经存在一些言说方式，但在1492 年之前，对任何想说这样的事情的人来说，这都非常罕见，因为占主导地位的设想是，“ 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传道书》1:9）。“descrobrir”的新含义的引入暗示着思考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人们理解其自身行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正确地说，在1486年之前没有发现性航海，只有探险性航海。发现是一种新型事业，伴着“ 发现”一词而来。

思想史的核心关切是语言变化。科学史则是思想史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语言学变化是人们思维方式改变的一种重要标志，既促进了那种改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它。有时候，关注语言学变化有可能误导我们，让我们在某种重要的东西尚未发生时认为它已经发生了；或者让我们认为某种东西发生在某一特定时刻，而实际上它发生的时间要早一些。捷径是不存在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拿“boredom”（无聊）来说。在这个词于1829年被引入之前，人们是否感到无聊？ 128 他们当然感到无聊！他们拥有名词“ennui”（厌倦，1732年）、名词“bore”（无聊，1766年）、动词“to bore”（感到无聊，1768年）。莎士比亚拥有“tediosity”（绝对乏味）这个词。“boredom”是个新词，但不是一个新概念，也肯定不是一种新体验（当然，与莎士比亚的时代相比，狄更斯时代的人们感到无聊的次数要多得多。在“ennui”被认为是法国专有的地方，“boredom”肯定是英国的了）。

其他案例多少有些复杂。“nostalgia”一词是于1688年被造出来的（在拉丁语中），是对德语词“Heimweh”（乡愁）的翻译。它首次出现在英语中是在1729年，远早于“homesick”和“homesickness”。至少自1695年以来，法国人就拥有了“la maladie du pays”。乡愁是新东西吗？我严重怀疑，即使没有表达它的词。新的是那种思想，即它可能是一种致命的疾病，需要医学干预。为什么某些最重要的知识事件被埋没了？那既是因为缺乏一种简单的规则，也是因为众多语言变化在于赋予旧词新含义。我们倾向于认为发现就像无聊那样，一直都在那里，即使某些时代的发现比其他时代要多。我们认为那些词是新的，存在于它们后面的概念则不是新的。这对无聊而言是真实的，但就发现的情况而言则是个错误。

有些活动依赖语言。不知道规则，你就下不了棋。因此，如果没有某种你能够用它来表达的语言，如表达将军的概念，你就下不了棋。那种语言究竟是什么关系不大，如果你把车称作城堡，车还是那个车，就像你把弗里斯比飞盘称作冥王星飞盘，还是那个投掷游戏用的飞盘。如果没有“ 车”这个词，你可以用某种短语，如“ 始于四个角之一的那个棋子”，就像你可以把弗里斯比飞盘称作飞碟那样。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不断使用这样的短语会相当尴尬，并且会很快觉得需要一个专门词语。单个的词和较长的短语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但单个的词通常做得较好。一个新词的引入，或为一个旧词引入一个新的含义，通常标志着一个概念已经进入了普遍使用阶段，开始真正发挥作用。

鉴于你不知道怎样下棋就下不了棋，那么无论你给棋起个什么名称，下棋都是曾经被称作“ 一个行动者的概念”或“ 一个行动者的判断”的东西。也就是说，为了采取行动，你必须拥有那种概念。在应对行动者的概念时，确定究竟在哪里划定界限往往很难。

你肯定能够体验“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这种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感受，即使你没有可以用来表达它的词。因此，当“Schadenfreude”这个词于19世纪末进入英语时，这种感受并不新。但是，有了这个词，辨识、描述、讨论这种感受就容易多了。这引领着人们对人的动机有了新的理解，词和概念走到了一起。

因此，在“embarrass”（尴尬）这个词出现之前，人们肯定也会对笨拙的社交遭遇感到难堪。“embarrass”最初意味着妨碍或拖累，在19世纪获得了一个新含义。但是，有了这个词之后，人们对尴尬的认识更清晰了。直到那时，孩子们才发现他们的父母令人尴。“Schadenfreude”和“embarrassment”并不是行动者的概念。在行动者的概念中，即使你没有一个词来概括你正在体验的东西，也能够体验它。“Schadenfreude”和“embarrassment”是两个知识工具之类的词，能够让我们探讨情感状态。没有这样的词，就难以言说它们。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如果拥有这样的词，体验并在一种纯粹、清晰的形式中界定情感状态就会容易得多。

于是，尽管在1486年之前有发现和发明，发明、传播一个表达“ 发现”意思的词却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它使发现成了一个行动者的概念。就是说，你可以动手做出发现，知道那就是你正在做的事情。利·罗伊抨击了那种值得言说的一切都已经被言说了的思想，挞伐了那种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阐述、总结我们前辈的工作的认识，敦促他的读者去做出新的发现。他说：“ 奉劝那些有学识的人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图去添砖加瓦，这是科学中所缺乏的；为了子孙后代做那种工作，古人已经这样为我们做了；到最后，学识不会丧失，而是会日复一日地增加。”

在利·罗伊所用词语上停一下是值得的。他经常使用“inventer”和“l’invention”。他写了“ 很多古代未知的了不起的东西（如印刷机、罗盘和火药）”如何“ 新被发现”。但是，他也使用“decouvremens”一词，并且这个词马上就可以被翻译成“发现”，例如在“decouvremens de terres neuves incogneuës à l’antiquité”和“Des navigations & decouvremens de païs”中。他说，真理曾经不是“entierement decouverte”。在他的用法中，那个词的含义尚未远离其最初的所指，即发现性航海。他需要那个词来阐述他的观点吗？也许不需要。他所需要的是哥伦布的例子。对他来说，对那时别的任何人来说，哥伦布的例子是证据，证明人的历史并不仅仅是重复和变迁的历史，而是有可能成为进步的历史，并且正处在成为进步的历史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