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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史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张之洞等名臣是一个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因为是他们撑起了晚清政局，开启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不过，有意思的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李鸿章屡次在危难之际“抛弃”曾国藩，自己逃跑了事。例如，太平军攻击安徽庐州，李鸿章逃跑，理由是其他地方更加需要他帮忙；李秀成围攻曾国藩祁门大营，吓得曾文正连夜写遗嘱，李鸿章却借口与曾国藩意见不合，逃离祁门危险之地。但是，曾国藩不但不怨恨他，在晚年时，还大力推荐李鸿章，让其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原因何在？  其一、李鸿章在关键时刻帮了自己，给足了面子。虽说在危难之际，李鸿章脚底抹油，陷自己于被动之局面，但他在关键时刻还是帮了自己，给足了面子。1861年9月，曾国荃吉字营攻破安庆，准备进军南京，夺取剿灭太平天国之首功。不过，此时的李秀成却在江浙一带连连获胜，混得风生水起，东南财赋之地尽归天国所有。为此，清廷便迫不及待地想要收复失地，下令曾国藩火速将湘军精锐调往江浙战场，决战李秀成。这时，曾国藩就非常为难了，不知所措。原因很简单，因为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不愿意去江浙作战，以免失去夺取金陵之首功。此时，李鸿章主动请缨，原意回家乡招募士兵前往浙江作战，解了曾国藩燃眉之急。当东南一带平定后，李鸿章以部队疲劳为由，拒绝发兵前往南京参战，不去和曾氏兄弟抢夺胜利果实，给足了面子。  二、左宗棠心高气傲，彭玉麟为官清廉，只能选李鸿章。纵观曾国藩麾下的战将，无论是从资历还是实际战功而言，左宗棠、彭玉麟等都远胜于李鸿章。要知道，当左、彭等人横扫太平军时，李鸿章还在写文书呢，连带兵的机会都没有。按道理讲，曾国藩应该从他们两者之间选一人才是，尤其是号称雪帅的彭玉麟，堪称铁杆亲信。不过，他两都不适合，不是自己满意的继承人。左宗棠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常常以“诸葛亮”自居，晚清名臣中，除了胡林翼外，谁也看不起，包括曾国藩和李鸿章。如此一来，很容易得罪人，不利于团结同僚，对开展洋务运动影响很大。彭玉麟确实不错，堪称是晚清第一清官，连李鸿章侄儿犯罪都敢直接问斩。此外，他非常善于使用水师，北洋舰队的核心骨干，长江水师就是在他的主持下成立的。不过，彭玉麟并不想做官，六次辞官归故里，显然也不适合当做继承人。至于曾国荃嘛，人品不好，还是选择李鸿章算了。  其三、李鸿章善于和洋人打交道，是搞洋务运动的一把好手。明治维新元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其评价是：“大清帝国唯一可以和西方列强一争长短之人”，世人也称其为“东方的俾斯麦”。此话虽有点夸大，但基本上也符合事实，晚清中兴名臣里，也只有李鸿章最善于和洋人打交道了。李鸿章带兵到上海时，地方官员很少敢和洋人打交道，唯列强之命是从，但他却是个例外。时人评价曰：“时以诙笑解纷难，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处理不当，激起民变，但李鸿章却能很好的处理，足见其外交能力之非同一般。李鸿章所具备的外交能力，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洋务运动大有裨益。事实也证明，李鸿章领导下的洋务运动，成效显著，甲午战前，许多西方观察家都认为大清会获胜，原因就在此。至于甲午为何战败，清政府腐朽是根本原因，李鸿章不是主要责任人。  其四、李鸿章奉行“外需和戎，内需变法”之策，与自己政见一致。现在人们所了解的曾国藩，绝大多数人都停留在“刽子手”上，说他是剿灭太平天国的罪魁祸首，沾满了义军的鲜血。当然，他拒绝称帝，以高风亮节著称，也为士人所津津乐道。但是，曾国藩也是一个“主和”派代表，主张对外搞妥协，这从他处理“天津教案”时明显偏袒于法国传教士中可以看出。而李鸿章也是典型的“主和”派，奉行“外需和戎，内需变法”之策，和曾国藩可谓是一脉相承。在这一点上，左宗棠就和他们不一致，他主张对外强硬，坚决维护主权，为此不惜和列强一决高下。  总而言之，李鸿章善于和洋人打交道，与自己的政见又颇为相似，在无人可选之情况下，虽说李鸿章曾抛弃自己，但曾国藩还是选择他当继承人，让他撑起残破不堪的晚清政局。 本文由“纵横国史”原创，欢迎关注，带你一起涨知识！ 编辑：黄文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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