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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碑记 刘大昕 碑文： 夫子以天纵之圣，师表万世。自汉魏以来，崇德报功，立庙于鲁，后世周天之下皆得庙祀。礼用王者，唐宋为盛。元以沙漠君中国，亦能复新阙里之庙貌，使孔子之道益尊而明。大明受命圣王，赝历数以正大统。稽古典礼，遣使具太牢、香币，祀孔子于阙里。继命国都暨郡邑兴学延儒。自百辟、卿士、庶人子弟皆得入学以承教。育具有训程，非徒文具。大昕适领济州事，奉命兢惕，若罔克承。盖济宁乃东鲁大郡，兖之所属，阙里在焉。元季兵革之余，衣冠礼乐，寂然无闻，而三州十七县庙学存而未毁者十无一二。郓邑，古薛地。后改东平王国，其地丰沃。儒生江汉领邑丞职，能以不坠孔子之祀为任，遂捐俸秩以就工役。不期年，庙貌崇严。圣贤配享之位有焕其容，师生讲业之所，克壮其室。二年十月告成，且辞曰：“董是役者，虽丞负微劳，而相之者主薄张伯闰也。丞蒞政以学校为先，可谓知本。将使邑之父老诸生观庙貌，习俎豆，禁其攻劫斗暴，归于礼义廉耻之域，化从于鲁庶乎？孔子之道，昭如日月，垂鉴后学。他日登崇俊良以张治具，将有征焉。夫如是则彼文翁之用儒以化蜀不得专美于汉矣。诗曰：“煌煌大明，华夷混一。赫赫圣王，继天立极。功纪武成，世资文治。饬祀严教，罔敢或替。郓邑有丞，爰念圣功。思妥神棲，建兹庙宫。邑民之良，报礼钦崇。学有训程，礼有冠带。圣道斯彰，大法斯在。后之继者，慎之无怠。” 注释： 刘大昕：时任济宁府主官，曾任中书省掾，洪武三年（1370年）任刑部尚书。 济宁：济宁元时曾称路、称府。明洪武初年，仍袭元制，济宁府辖一司（直辖县七）、三州（下辖县共九个）。本文称“三州十七县”与此相当。至于洪武十八年以后，兖州升为府，济宁降为州，并属兖州府管辖，那时的兖州府所辖，已经是四州二十三县了。郓城重修文庙，是在洪武元年至洪武二年，所以，刘大昕所指称，应当是指当时辖有兖州的济宁府，而不是后来辖有济宁州的兖州府。 阙里：这里应指曲阜孔庙。 江汉：明洪武年间任郓城县丞。洪武元年重建文庙，明、清《郓城县志》均有记。 俎豆：俎豆，古代祭祀、宴飨时盛食物用的礼器，亦泛指各种礼器。后引申为祭祀和崇奉之意。 文章大意： 孔夫子以天赋的圣聪，成为万世师表。自汉魏以来，历朝历代崇尚孔子的品行和功德，并在曲阜为他建立孔庙，其后又在全国各地都建庙祭祀。天子为孔上上封号，并将其封为王，以唐代和宋代为最。尽管元朝是蒙古族入主中原，但也能尊崇孔子，重修曲阜孔庙，使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得到尊崇。大明朝建立以后，朱氏皇帝成为中国的正统统治者，继承古代，重视典礼，派使者拿着祭品，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接着下令在首都国子监及各府、州、县兴办官学，延请老师。各种人家的子弟，无论贵贱，都可以学校学习。学校有严密的规章，并非只有设施教具。大昕我此时正担任济州的知州，奉朝廷之命谨慎地治理，对失却的事能继承起来。 济宁是山东省的大州，兖州又属于它管辖，曲阜孔庙便在兖州这个区域。元末兵荒马乱的，官员失去，礼乐毁充，文化浩劫，济宁府所属的三州十七县的庙学，存而未毁的占不到十分之一二。郓城县，上古曾属薛郡，后来又曾属东平国，这里土地把肥沃，田产丰富。儒生江汉到郓城担任县县丞，能以不坠孔子之祀为任，于是带头捐赠俸禄来重修文庙，不到一年，便完成施工，使庙貌崇严。孔子和配享的先贤先儒容貌一新，师生讲授的地方厅堂较前更加高大。文庙于洪武二年十月重建完工，江汉报告说：“主持这项工程的，虽然我这个县丞付出了轻微辛劳，而辅助我完成这项工程的，是主薄张伯闰。县丞江汉开展工作，以建好县学为先，可以说是抓到了根本。他要使乡间父老和学校的学生，看到文庙的面貌，学会崇奉先贤，禁止出现暴力打斗，把他们的思相归拢到礼义廉耻之中，利用儒家学说形成美好教化。大致是这样原的。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昭昭如天上的日月，教育启迪后代的学子。以后郓城能走出有才德的人，将能证明这些。这样的话，运用儒学的力量教育民众，不是文翁治蜀的专利，天下各种尊崇孔孟之道者，都能如此。 我的诗是这样的：“辉煌正大的大明王朝，使汉族和少数民族都成为统一中国文化承继者。今皇受天命而成为最高统治者，打江山是靠武力得来的，而治理国家则靠的是文化。朝廷要求严格按儒家学说施教，这一点没人敢改变。郓城的县丞江汉，能念及孔圣人之功。他考虑的是建立这座文庙，让儒学发扬光大。郓城的人民群众有良好的观念，都愿崇祀孔子。学校的管理有校训和规程，都按礼法去做。这样，孔圣人的学说便能在这里得到弘场。江汉已经把文庙重修好了，也建立了一套制度。以后再来接替他的官员，一定要谨慎努力，千万不要懈怠。 七十二贤画像记 曹大本 碑文： 儒宫礼法所在，此而不法，何以示法？一事一物皆然，而况从事之七十子乎？天下之图其像者，咸罔据依，莫不凿私造古，俾冕首坐享。嗟夫！与其不法至于斯，宁止姓名，其位犹愈也，知礼者病焉。向游钱塘，获睹汉成都周公《礼殿图》，三皇历代以来及七十二子像。当时即喜曰：“不法者，可以法矣。”至元已酉南还，适县尹刘彧作两庑。见其画像不法如故闻，予谈汉刻感焉。今二尹辈俱好文学，赞助之力居多。他日予以语刘者语之，咸欣然乐从。遂命画工苏世英礼其冠服，正其面貌，焕然如法矣。呜呼！不有汉刻，将踵讹袭谬，终于不法而已矣。七十子，《家语》七十有七人，《史记》、《汉书》如其数。《礼殿图》七十有二人。开元，礼两庑，赞数皆与。审《通典》八十有三人，盖合诸说而备载之也。秩祀者用之。其他氏名字爵赞，亦往往交乱错杂，彼有此无，莫或订证。今以像秩故，从《礼殿》。然蘧伯玉，孔子以夫子称，而与其使者坐。《史记》谓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则蘧伯玉。文翁图列之弟子。《索隐》谓后人以所见增益者当矣。祀典承误不革，姑从之。秩从典礼，爵从候赞，缺六。地氏名字二三者分注，其下以少长孔子定，其貌以妍媸仿佛别其色。考按庶乎？其尽矣，法否？尚未敢知也。 注释： 曹大本：曹大本，字彦礼，郓城人，元代医家。精医理，尤究意于《素问》、《密语》运气之说，集《大论》三卷，《密语》七卷，撰《运气考定》论述六气之循环，谓：六气相生，循环不穷，岂岁岁间断于传承之际。吴澄为之作序。已佚。曹大本写此文章，已是明洪武初年。光绪《郓城县志》载文庙重修情况：“元至元间，刘彧复新之，增建两庑，画七十二贤像。教授曹大本有‘七十二贤画像记’，见艺文。明洪武元年，县丞江汉重建”。说明，曹大本这次说的重修，是在洪武元年。 儒宫：指古代官立学校。 家语：全称为《孔子家语》， 又名《孔氏家语》，儒家类著作，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 蘧伯玉：蘧（qú）瑗（yuàn），字伯玉，谥成子，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宋代封内黄侯。据光绪《郓城县志》载，此古贤，于明嘉靖九年改祀于乡。 清雍正二年复祀，位列文庙西庑从祀第一位。 文翁：文翁(前187~前110) ，名党，字仲翁，庐江舒人，西汉循吏，公学始祖。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 索引：即《史记索隐》。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合称《史记三家注》。《史记三家注·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隐》：“孔子家语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庙图作七十二人。皆异能之士也”。 文章大意： 官办学校，是昌明礼法的地方，这个地方如果不按礼法办事，那怎么向全社会昭示礼法呢？一事一物都是这样，何况是在文庙列祀的先贤先儒，更应如此啊！天下从祀的七十余位先贤先儒画像，都是穿凿附后会，臆造古人，并没有什么依据。只是给他们戴上冕旒，让他们端坐在那里享用人们的祭礼。嗟叹啊，不合礼法以至于此。不对的难道只是古贤的姓名吗？他们排列的位次也是不对的。这就被真正知悉礼法的人诟病了。 我曾游杭州钱塘县，在那里见到了汉代成都的周公《礼殿图》，那上面有三皇以来的贤哲及七十二人像。我当时特别高兴，说：“文庙列祀先贤，那些不合礼法的内容，现在可以按礼法办事了。”我于至元已酉年从南方回到郓城，正赶上知县刘彧修建文庙东西两排庑殿。见两庑排列的画像不符合礼法，和以前一样。我便给刘知县谈到观看汉时成都《礼殿图》后的感受。现在，两任知县都是注重文化的人，对县学的赞助很多。我把我当时劝说刘彧的话又来劝说他们。他们从善如流，都欣然同意我的观点。于是，让画工苏世英按《礼殿图》的样式，为从祀的先贤们画了冠冕服饰，改正了他们的像貌。这些画像焕然一新，都与《礼殿图》一样符合礼法了。可叹啊，如果不发现成都的《礼殿图》，我们郓城文庙配享的先贤还会继续处于讹谬的状态。关于从祀“七十子”的说法，《孔子家语》中列出的是七十七人，《史记》、《汉书》也是七十七人。《礼殿图》列的却是七十二人。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孔子为文宣王，称孔庙为“文宣王庙”，那时两庑礼赞的先贤先儒，也都是这样的。查考《通典》，见其列有八十三人，那应当是结合了各种说法，都纳了进来。采用这种说法的，列祀先贤的名子、爵位和赞词，也都交叉错杂，有那没这，也没办法证正补齐。现在咱们郓城文庙配享祭祀的先贤，按《礼殿图》设立排列。只是蘧伯玉这位先贤，因为孔子称他为夫子，就让他坐享，而不是站着。《史记》说孔子恭敬对待的，有作过周朝“守藏室之官”的老子李聃，有春秋时卫国的蘧伯玉。至于文翁的《礼殿图》列出的孔子弟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说后人根据自己知道的情况而增加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依祀典，延续它的讹误不再改变，暂且依从。这些配祀的先贤，其官阶按《典礼》，其官爵按《候赞》。他们的地氏名子有两三人注释，不好确定的，按是长于孔子还是小于孔子而定。他们的容貌，以漂亮和丑陋大概区别一下。 我的考证和按语大概比较祥尽了吧。是否完全合乎礼法呢？还不敢十分确定。 此照拍于1957年，背景便是郓城古文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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