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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大陆的学校盛行“量化”管理。“标准”一个接一个地出台。并且涌现出一大批“管理楷模校”。老师们被“管理”的疲于应付。至今，这种所谓的向管理要成绩的逻辑仍然在绝大多数的学校，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盛行。这种沽名钓誉的管理，是地道的外行无知与愚昧。教育属于精神活动，纵然不同阶段的教育，须要存在必要的强制性管理成份（例如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就须要教师全程跟踪），但仍然需要给受教育的孩子们“心理脱离监控”的受教育时间。所以幼教与小学教育提倡的全程跟踪，不是一眼不眨地看着孩子们，而是须要使孩子们心理上有没被监控的感觉过程，给孩子们留出产生本能反应的时间，验证必要的教育成果，作为继续教育参照。 到了中学阶段，这种“心理脱离监控”的受教育时间则应相对更长。所以基础教育讲究“跟踪”，而不是目前许多学校盛行的“死看死守”！如今许多学校都在教室给班主任老师留有一个位置，这种“死看死守”的结果就是，一旦班主任不在教室，学生长期压抑的情绪就面临着失控的风险。班主任的这种“死看死守”，剥夺了非班主任任课老师与学生之间进行精神互动的权利，弱化了非班主任教师操控课堂的能力，这种心理依赖阻断了学生心理成熟的过程。可是目前，这种愚蠢的班主任管理方式，仍然在许多学校盛行，并且作为衡量班主任工作的金科玉律。“死看死守”的时间长短，被作为班主任老师工作成绩的重要反映。 受教育的孩子们，没有心理断奶的过程，就不会有心理成熟。中学班主任工作讲究的是“跟踪”，而不是幼儿教育过程的“死看死守”。何况幼儿教育也须要必要的“心理脱离监控”过程。在无神论大一统的社会，人们的精神缺少寄托与约束。所以，“心理脱离监控”后的干预目的有二，一是让受教育的孩子们心理上感受到来自周围人的监督压力，二是形成自觉反省的心理惯性。 这个过程有个操作风险，如果操作不当，极易误导受教育的孩子们形成告密风气与假公济私携私报复的恶习。所以要引导孩子对于原则问题公开与当事人辩决或敦促当事人自己来面对。因为原则问题是最高的公共利益，也与每个人的私利息息相关。必须让孩子们懂得这个道理，养成分歧是分歧，友情是友情。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一定的距离，不一定能让孩子们之间，对于所有问题都能公开对决。但至少应该养成孩子们这种敢做敢为，勇于担当的良好品性，处理好民主观念下的人际关系。这也是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文化的一个契合点。 人的心理活动也存在着心理惯性。针对孩子们“心理脱离监控”后的本能行为，引导孩子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培养孩子们养成反思自己行为的心理惯性。西教信徒，经常忏悔，这就是一种心理反思。经常性的心理反思，会调整人的思维，释放心理压力，更有利于认识接近理性。 回顾我们的教育，是普遍缺少这个过程的。中国大陆的学校教育特别爱评比，不仅对学生进行评比，对教师的工作也要进行评比。评比学生，使学生内心受挫折，对学生精神构成极大的摧残。期望中的识不足而知进没有出现，到对学生对于自己未来的“向往”产生了极大的局限性。如果没有对比，孩子对于自己未来的“向往”常常超越相应的实际能力。人求乎上得乎其中，求乎其中得乎其下。学生之间的对比只能缘于学生模糊的自我感觉，而不能由外界强行施加。 除了学生评比之外，我们还有教师之间的评比，世界上有一个国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样板国——芬兰。芬兰从来不对教师进行评比。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评比就要制定原则和标准，而定了标准以后一定就会败坏教师的心性，教师们就会总想着，“我怎样才会成为优秀”？这就麻烦了，因为“心理脱离监控”的教育过程是无法确定标准进行评比的。即便有个别教师愿意殉道，社会也不会给这种老师践行“心理脱离监控”教育的机会。 教师这个职业，只须严把入职关，确保入职的教师具备相应的知识储备与能力即可。在此基础之上，要想把教育搞好，培养出来创新人才，就须要对广大教师充分信任。教师这个职业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谁是良好谁是优秀的，如果说有衡量标准，那就只能是学生未来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就。 教师之于学生，只能有两类，一是学生喜欢，一是学生不喜欢。学生不喜欢的教师未必就一定没有本事，许多杰出的人才往往不是桃李满天下的老师培养出来的。用固定的标准对教师进行衡量，弊大于利。我们这么些年，评出那么多优秀的教师，可谓名师满天下，那么这些优秀的老师又教出多少杰出的学生？中国大陆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数量说明，我们的教师评比是缺乏合理性的。 教育之于一个社会，没有选择的只能信任教师。用固定的标准衡量教师的教育永远培养不出来创新型人才。因为绝大多数能够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教师，往往自己都不符合已有的固定标准。倘若老师们的施教都符合已有的“旧标准”，那何来创新观念？ 笔者三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有个经历。在那个应试教育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大陆基础教育中，学生的成绩往往就是施教的指挥棒。有一届学生，各科成绩普遍低于往届。校方认为这届学生没有什么指望了，于是基本就交给老师们自行决定怎么教，不再做“指导”了！历届毕业年段享有的不参与校内外与中考科目学习无直接关联活动的权利也被取消。临近毕业，还被学校安排到校外参与公益活动。结果这届学生在“中考”中考出“空前绝今”好成绩。学生的自觉学习习惯是历届学生所不具备的。考试抄袭现象几近于绝迹，有一个挑出来的升学班，全体学生任何考试都不需要监考。学生们追着老师请教，这在普通中学极其罕见。多少年后，学生的文化课成绩几乎都比那届学生高，可仍没有再出现过那“意外的辉煌”。要不是教师中领导的红人，在临近中考前见模拟考试成绩突出，想“下山摘桃子”，临近中考40天左右，校方把除班主任外的所有任课老师都换上领导的红人，学生的成绩还会有更喜人的结果。 这个经历说明，对于教师的施教强行附加太多的条条框框，难以出现最佳的效果。“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这种目的性非常具体的教育，尚且如此，如法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更南辕北辙了。教师主导教育，的确存在相应的局限性。可是目前为止，还找不到比教师主导的教育更能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模式。 中等学校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行政机构臃肿。中小学，只要有一个校长，一个教务主任，一个总务主任即可。职员均可由教师兼职。可是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小学校尤其是城市学校养了一大批不进课堂，不接触学生的“老师”，他（她）们每天上班的“工作”就是拉家常，玩网络游戏，吃学校的工作餐，与一线教师争荣誉争工薪，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全年与教育有实际关系的工作也不过以日来计算。 就时下的社会发展，学校非常有必要配备校警队，校警应该成为国家的一个警种，具有执法权，保障学校安全，辅助学校教学。凭现在中小学校臃肿的行政机构耗费的民帑，足以满足这种学校必须配置的需求。 我们的许多大学往往都是商业性管理，什么专业报的人多，就开什么专业。如果一个老师的学生数量少，哪怕那些少量的学生无比热衷该专业，此类专业也很难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大学里保存下去。教育是服务于社会，可是如果教育的目的性太具体，提供给社会的就只能是运用记问之学的庸才。 中国大陆教育的沉疴就是目的性太具体，对教师缺乏信任。这是中国大陆的教育培养不出创新人才的最主要原因。中学阶段，是孩子们世界观成型的时期，严格管理的学校中被严格管理的老师至多只能培养出来“标准人才”，培养不出来创新人才。但凡创新人才都在一定程度上“不守规矩”。容不下“不守规矩”的教师，就不会教出“不守规矩”的学生，没有“不守规矩”的学生，就不可能有创新人才！所以日前笔者曾写过一篇网文《规矩太多的教育只出奴才难出创新人才》，关键在于一个社会能否信赖教师的“不守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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