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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也必定潜藏着一个“永远的少年”原型 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神暂时统一了太宰治分裂的自我，但却不能填平太宰治与不存在着神的外部世界之间的鸿沟。太宰治因为神不是走进了大众和现实，反而更加远离了现实的人类。但太宰治活着的目的更主要是在向人类的求爱中通过他人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价值，较之神的肯定，他更希求的是人的肯定，甘愿为得到人类的信赖和爱而放弃神的恩宠。所以，他只是借助了神的力量，而不可能在信仰的世界里驻足常留，必然在终极意义上抛弃神而返回到人间，即便这是一个不可能获得“信赖”和“安慰”的冷漠世间。可是，“怎么也不能对人类死心的”的太宰治一旦放眼现实世界，面对战后假民主主义的盛行，沙龙思想在文坛上的支配地位，还有战后的一片废墟和旧有道德的全面崩溃，他不禁发出了高度虚无的叹息：“只是一切都将过去。”（《人间失格》）“管他是不是人面兽心。我们只要活着就行了。”（《维荣之妻》）于是，他只好用肉体的消亡来结束内心的纠葛。但他不愿平常地死去，而必须得做一次悲壮的牺牲，来维护并成就自己英雄的声誉。面对让人绝望的现实，又要拯救这个神不存在的人类世界，太宰治只好让自己成为一个来自人间的神，换言之，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为了全人类他要勇敢地死去，靠死亡来最后完善自己，然后再用死亡达成的永恒、绝对、至美来拯救人类和现实。因为自杀有着区别于自然死亡和被动死亡的英雄色彩，因此，在他看来，自杀意味着主动抛弃了现实的相对性而获得了永恒和绝对。于是，1948年6月13日，太宰治投河自杀，试图通过死亡来成为人类现代的赎罪者，本世纪的耶稣。“是吗？……真是个好孩子。”（《眉山》）“我们所认识的阿叶（主人公名），又诚实又乖巧，要是不喝酒，不，即使喝酒……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呐。”（《人间失格》）他留下这些自我主张的美丽希望后绝尘而去，他的死不是面对神，不是通向天国的，而是面对人间的，即希望以死亡来换取人们的承认和赞美。不过，太宰治最终也没能变成耶稣，倒是因其独特的文学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于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如今，太宰治和夏目漱石、宫泽贤治一样，是日本读者阅读得最多的作家之一，甚至成了不少青少年的精神导师。 太宰治作为文学家活跃于日本文坛，只有从1933年到1948年的短短15年。太宰治的文学创作通常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分别与日本左翼运动遭到镇压的战前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迷惘时代相对应。从空间上看，养育了太宰治的故乡，乃是津轻这样一个处于日本本州北端的乡下地区。尽管太宰治长大成人后移居到了东京的郊外，但除了故乡津轻和东京之外，他也就只去过伊豆、三岛、甲府、新泻、佐渡等区区几个地方。不用说前往海外旅游，就连京都和大阪等关西地区也不曾涉足。换言之，太宰治作为一个文学家，在时间上只短暂地生活在了一个极其特殊而又异常的年代里，而从空间上说，也只是生活在了一个极其有限的狭窄地域里。不用说，这样一个文学家所写出的作品，成为一种非常偏狭的特殊文学，自有其必然性。 尽管如此，太宰文学却具有一种超越了时空的不可思议的普遍性和现代性。阅读《斜阳》和《人间失格》等作品，不能不感觉到，太宰治所直面的乃是人类、特别是现代人共同面对的普遍课题，描写了现代社会中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自闭者、叛逆者、边缘人或多余人的悲剧。比如，就像《人间失格》中的主人公那样，在现代，一旦试图富有实验性地、忠实于自我地生活下去，就很可能遭到社会的疏远和异化，成为“人间失格者”。或许在所有现代人的心中，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一块懦弱、孤独而又渴求着爱的荒地，而这块荒地却被太宰治的文字无声地侵袭，而且无从回避。之所以有无数的读者痴迷于太宰文学，无疑是因为他们把太宰治看作了自己心灵秘密的代言人，甚至具有排他性的青春密友。在太宰治自杀辞世已经过去了60年的今天，太宰文学迷有增无减，且逐渐跨越了国界。与其说太宰文学业已跻身于功成名就的经典作品行列，不如说在现代语境里反倒越来越彰显出历久弥新的鲜活的现代性。这无疑是因为太宰治不惜用生命作为赌注，将自己置于实验台上以曝露现代人的耻部，追求人类最隐秘的真实性和人类最本源性的生存方式，并表现为融独特性和普遍性为一体的文字之缘故。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所有人内心的无意识深处都存在着一个“永远的少年”原型。所谓“永远的少年”，乃是奥维德对希腊少年神伊阿科斯的指称。既然被称之为“永远的少年”，也就意味着可以返老还童，永不成年。在厄琉息斯的秘密仪式上，他又是谷物与再生之神。作为英雄，他试图急速地上升，但时而又会突然坠落，被吸入作为地母的大地中。于是他又以新的形式再生，重新开始急速上升的过程。借助地母神的力量，他可以不断重复死亡与再生的过程，永葆青春。他永远不会长大成人，是英雄，是神的儿子，是地母的爱子，又是打破秩序的捣蛋鬼，同时又不可能彻底定型为其中的某一角色。他绝不被习俗所束缚，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他们对无意识中闪现的灵光，总是保持着开放的心灵，但却缺乏加以现实化的能力。所以，常常被认为是心理学上的退化。但荣格认为，退化并不总是一种病态，毋宁说是心灵创造性过程的必需之物。依靠退化，自我得以与无意识相接触，由此获得的，既可能是病态的或者邪恶的东西，也可能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或是崭新生命的萌芽。因此，这种退化很可能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退化。 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把太宰治文学称之为永恒的“青春文学”。我们总是——同时也只可能——从他的作品里找到一个主人公，一个保持了纯粹性却长不大的“永远的少年”。即便我们从封闭的自我走向了广阔的社会，走向了成熟，而不能不向他挥手作别，但这个“永远的少年”也总是会在我们内心深处唤起一种深深的战栗和乡愁般的情愫，让我们管窥到人性的渊薮，点燃我们潜在的创造激情。这是因为——就像李安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臂山”一样，我们每个人心中也必定潜藏着一个“永远的少年”原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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