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孙文辉
外婆故去时，我刚上六虚岁，懵懵懂懂。出丧那天，道地里充满了哭闹声、争执声、诵经声和各色碰触声。我还不太懂得像大人们那样去悲恸或愤怒，只觉着平日里只有外婆洒扫声的小院太嘈杂了，便躲到水缸边，独自玩起置于一旁的引魂竹来。事后，阿爸阿娘们常常提起这事，说外婆病重时还夜夜摇着蒲扇哄我困觉，而我竟没在外婆的丧礼上啼哭一声，足见小没良心。 在众多外祖辈的亲人中，外婆是最先离我而去的，卒年七十有余。母亲是家中的幺女，仅比大舅的女儿大了一岁。这样算来，外婆之于母亲几乎长了两辈，而于我则长了三辈。外婆的病逝犹如远洋传来的余震，借着外婆辈、大舅辈、母亲辈众亲人的层层缓冲，确实未给我混沌待开的心灵带来多少震动。失去外婆的日子里，还有外公、小外婆、大舅公、小舅公等长辈供我叫，更不必提接下来的两辈亲人挨挨挤挤地围着我，护着我，让我觉得大地依然是安稳固实的。 颇富意味的是，我对于外婆家的记忆，是在外婆过世后逐渐鲜明起来的。那时，外公还健朗，看管着村里的“绿化队”，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古窑浦的水蜜桃专业种植队。几乎是每年夏天的夜晚和清晨，我在外公看管的桃园里睡去又醒来，醒来又睡去，闻透了各种水蜜桃的香味，并一度以为这是世上最安稳最恒久的气味。外公还有几分自留地，种着一种特别壮满的茄子，我们称其为“大炮茄”。每次大镬煮饭时，外公都会在羹架上蒸几根大炮茄，然后用筷子剁糊，浇上酱油和麻油，里外一拌，便成下饭佳肴。 在金华读书的那些年，我常常梦及这种“剁剁茄”的味道，松软鲜香，让人止不住地暗咽涎沫。史铁生说“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而我却觉得味道是最明晰有力的，每一种烙在鼻腔内和舌苔上的味道，都会领着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生命的故土，给我安靠，给我憩息，也给我无尽的给养。 在我上初中的某天夜里，外公默默地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先是气紧了一会儿，继而缓散下来，终至于两手冰凉。外公享年八十又八，众人都说这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寿数。小舅也没有过多的感伤，只是为最后的日子里没能让外公吃上一口肉而稍感后悔。大爸却显得有些落寞，隐隐地感到眼面前有一道屏障无声地坍塌了。大爸是外公的大女婿，比大舅还要大一岁，外公的故去让他一夜之间成了亲眷中的最年长者。大爸暗地里说：“阿爸走了，轮到我了。”听到的人都不声响，只急急地忙道场去了。 外公走后，小舅又起了一回新屋，外公外婆的家园彻底消失了，我们便极少再去古窑浦了。在一段长长的空白时光里，大家各自衰老着，或者成长着，零星地得知着彼此的消息，却一直碰不上一个足以再次共聚的因由。上了些年纪后，我对亲友间的这种沉寂状态，越来越敏感，时时怀着某种惧怖之情，生怕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会掀起生活的狂澜。 记得正是清明节后的一个晚上，多年未联系的力宏表哥突然来电，说阿乔哥出车祸走了。阿乔哥是小舅的大女婿，属马，比我大了一肖，为人爽气，一度与我家过从甚密。我连夜赶到太平闸，看着躺在门板上的阿乔哥，禁不住回想起若干年前他在这间屋里做新郎官的情景，一时分不清何者为真，何者为幻了。隔着一排簇新的花篮，我神思恍惚地守了一宿，仿佛守着离自己最近的一道铁门。 次日一早，大爸也来了，坐着轮椅，说不出一句话，只呆呆地看着众人为阿乔的事而兴兴轰轰着，许久才流出两行辛酸而又困惑的泪来。显然，大爸可以理解当年外公的老去，却无法看透眼下阿乔的猝殁——这不符合生命屏障的逻辑啊！难道看似充满理性和秩序的生活，根本上是混沌而随机的么？看着因故疏远多年的亲人，为着一件至不幸的事而再次会聚拢来，小舅及其子女们悲欣交集，大家一时间不晓得说什么好，只顾相互叫着，应着，犹如在四面环海的孤岛上彼此确证着生命的讯息。 几年后，大爸也魂归道山了，一向不走动的大舅，竟也搀着大妗母颤颤巍巍地来了，一场简朴的葬礼使血缘的联结显得分明、有力而又温暖。 《红楼梦》中的跛足道人尝唱道：“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然而，对于那些未闭眼的人来说，每一个亲人的亡故，都是生命集团中一道屏障的倒塌，无异于自己身上某部分的消亡。人们在哭他人，事实上也在哭自己。可以说，生活中的每一场白事，都是关于生命屏障的事。众人的会聚，既是在向生命举哀，也是以此来荡涤附着于生命周遭的恩怨利害的尘埃，还原每一道屏障最纯粹的价值与意义，并在这个看似坚固实则脆弱的人世间互为屏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