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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的散文集《玩儿》再版，北京签售会安排在望京798艺术区的一家书店举行。这一天，《环球人物》记者坐出租车往望京赶，电台正好放着郭德纲和于谦的相声合集。司机师傅得知我们要去采访于谦，立马调低了电台的声音，主动聊起了他的偶像“谦儿爷”。“就在大兴（北京郊区），谦儿爷有一座60亩的动物园，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路上跑的，一概全玩儿。” 在接下来的路程中，司机师傅滔滔不绝，侃自己养蛐蛐儿的经历、每天早上提笼遛鸟的行程、手腕上的檀木串儿……遇到堵车，记者着急，催促尽量开快点，他却悠然握着方向盘，淡定从容地劝道：“嗨，着急没用，您甭想那么多，就当是去玩儿了。” 到了书店茶室，等于谦落座，记者转述了一路上与司机师傅的聊天内容，他听了就笑：“跟我书里写得一样——玩儿。” 于谦的散文集《玩儿》 有钱没钱都得玩儿 于谦属于这样的相声演员：在台上能制造无数欢乐，下了台也能给自己找乐子。于谦喜欢文玩儿。采访那天，他穿一身休闲装，胸前挂着一块玉坠，左手无名指上戴着翡翠扳指。老搭档郭德纲为《玩儿》写序，说于谦的文玩儿应有尽有：“核桃、橄榄子、扇子、笼子、葫芦、手串儿，头头是道、珍藏无数。”于谦还发过一篇微博《寻串儿》，写自己寻找一串丢失手链时的心得感悟，饱含深情。 于谦的《玩儿》，选取了他“玩乐生涯”中的另一个侧面——和动物之间的故事，记录了粘鸟儿、养鸽子、摸鱼、熬鹰、驯马的心得体会。对于谦而言，写作本身也是玩儿。书里洋洋洒洒15万字，都是他在等演出、等录影、等飞机的间隙，用手机一字一句敲出来的。他写得自得其乐，文字轻快，“把这些趣事落到纸上，跟大家分享，挺有意思，省得坐到酒桌上，老给人讲故事”。郭德纲一针见血：“好像沾玩儿的事儿，没有谦儿哥不碰的。” 在《玩儿》里，于谦的玩儿始于“人类喜欢大自然、喜欢小动物的天性”。于谦在北京长大，读一年级时，一次偶尔路过车公庄的鸟市，见到街道两旁“连摊儿延绵一二里地的热闹场景”，立马被吸引住了。第二天，他攥着平时攒下的五毛钱又去了鸟市，精挑细选买了两只粉眼儿（一种候鸟），如获至宝。那时于谦还不懂玩鸟儿的门道，他用木箱简简单单做了一个鸟笼，添好食水，架上两根树枝，看着小鸟在树枝上跳，就开心得不得了。 于谦说：“那个年代不像现在，什么都能买，但制作工具的过程其实也是玩儿。”回忆小时候钓鱼，他的第一根鱼竿是由姥姥缝被子用的粗棉线，搭配两根搭豆架用的细竹竿儿，再加上找邻居大哥要来的一个旧鱼钩拼凑而成的。“和一小块儿面倒点儿白酒，滴上几滴香油做鱼饵，自行车上绑上鱼竿，我就迫不及待出发了。一路骑到玉渊潭公园的湖边，挂上食，扬竿儿甩线，抬起竿儿就有鱼，那一瞬间妙不可言。” 从瞎玩儿、乱玩儿开始，于谦慢慢进入了“狗、鸟、鱼、马、鸽、鹰”的生灵世界。他玩儿得越来越广，下的功夫也越来越深。两三年后，只要是经他手的鸟儿，不过两周，“吃飞食、开箱子、叼彩旗，打飞蛋儿，样样拿得出手”。在《玩儿》中，他显摆了一回“熬鹰（驯鹰）”的经历，带着点“内行看门道”的心气：“这架鹰的人得有范儿，得有点精气神儿。腆胸叠肚，脖子梗着，脑袋扬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一股霸气，这再配上手里的那鹰才漂亮。别头日脑的，让人一看还没鹰精神呢，那谁玩儿谁啊？”“老北京的玩儿文化，追求人无我有、人有我精、鳖里夺尊、个别另样，不能输了手艺，丢了面子。” 到了2005年，于谦在北京郊区租下了一个3亩地儿的小院儿，建狗舍、搭鸽棚、挖鱼池、垒鸡窝，饲养了一批心爱的动物。两年后，他的动物园搬了家，小院儿变成了占地60亩的大院儿，里面有17匹迷你马、4只松鼠猴、两只鹿、30多条狗、100多只鸽子、1000多条锦鲤……为了让这些动物住得舒心，他盖了一大排猫舍狗舍，两间鸽棚，20余间马厩，若干温室，还请了十来个饲养员。于谦说：“关于玩儿，之前给自己规划的宏伟目标仿佛实现了。” 如今的于谦，玩儿中门道信手拈来，但他更讲究玩儿的心情。相声演出、综艺录影排得满满当当，但只要一回北京，他就会赶来看望这些动物宝贝。“手里拿一把锄头，肩膀上搭一条毛巾，上野地里除除草、骑骑马、种种地、翻翻土，一身汗出透，精神劲儿就来了。” 在《玩儿》封面上，于谦留了一行字：我想说的东西，跟钱关系不大。“我写的是自己和动物一起玩儿的过程，想传达的是一种精神——有钱没钱都得玩儿。人要有个爱好，日子才过得充实。” 和郭德纲“意外合作” 论“玩儿的重要性”，于谦深有体会。玩儿的心态被他灌输到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说相声。 于谦从小跟姥姥和5个姨姨长大，“你想想，这样的组合得对我纵容到什么份儿上”。为了支持于谦玩儿，姥姥特地清出半个厨房做鸽舍。于谦堂而皇之把整个鸽子窝儿搬回了家，养鸽事业从地下转到了地上。爸妈念叨他“不务正业”，于谦觉得，“哪能天天忙正事，一根弦绷得那么紧，干吗呢？” 1982年，刚上初中的于谦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放弃学业去考自己感兴趣的北京市曲艺团学员班，学习说相声。入学半年，团长觉得这孩子不是说相声的料，决定在一个星期后来一次验收，召集学校领导听他说一段，表现不好就开除学籍。那时候于谦13岁，有股不服不忿的劲儿。他跟着一位学长苦练了一周，等到验收那天，团长、书记，还有在学校执教的相声名家王世臣老先生都坐在台下。于谦刚讲了一小段，王世臣扭头就问：“这孩子不错啊，团长你叫我们来干吗呢？”于谦顺理成章留了下来，跟王世臣学说相声。 在曲艺团学习期间，于谦没心思玩了。住校两年，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每天从早到晚有台词课、声乐课、形体课、观摩课、文化课……“累得跟臭贼似的”。从学员班毕业，于谦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就拿着鱼竿往家门口的高粱河冲，过足了一把钓鱼的瘾。 于谦毕业前后，传统相声正在走下坡路。他留在艺术团，偶尔参加几场演出，效果平平，观众寥寥无几。前途渺茫，黯淡无光，“相声演员的社会地位快下滑到了臭水沟”。演出机会越来越少的于谦，也不着急忙慌，得了空闲又沉浸在玩儿里。正如他在书中写道，“没少沾相声行业不景气的光”。 但年龄越来越大，眼看到了要成家立业的年纪，他意识到“玩不起了，生计都成了问题”。于谦不得已改行，放弃了自己从小喜欢的相声，进了影视圈，在剧组打拼。他演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里只有一句台词的片儿警、《海马歌舞厅》中喝多了的流氓顾客、《李卫当官》中的知府、《小龙人》中的唐朝书生……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后来于谦讲相声成了大咖，观众翻出这些零零碎碎的镜头片段，称赞他“不显山不露水的自然派演技”。于谦回忆：“当初拍戏挺好玩儿的。” 和郭德纲搭档，是在2002年。曲艺团的领导找于谦回去，下乡演出，临时借调郭德纲，于谦给他捧哏。这次意外的合作，让两个人“毫不意外”地对彼此生出了强烈欣赏。一扇通往相声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在传统相声教育理念下，相声要按照清朝的说法，老先生怎么讲，一句话都不能变。跟郭德纲接触我才知道，相声也是要与时俱进的，以传统技巧为基础，随时更新话题，这是让相声保持生命力的一种方法”。 2004年底，郭德纲邀请于谦加入北京相声大会（德云社前身）， “没多少观众，不挣钱，但挺好玩”。于谦去的时候，位于东三环华声天桥的剧场还是个铁棚子，夏天闷热难熬，一到下雨，水落在铁皮上，滴滴答答吵得台下的观众什么都听不见。不过于谦讲得开心。“这才是我了解、我热爱的相声。” 玩儿和说相声一样，都要付出很多精力 于谦形容刚加入德云社时的忙碌情景，“睁眼就演出，下场就赶路，睡在飞机上，吃在酒店里，回家只有拿换洗衣服的时间。甭说玩儿，连玩儿的念头都没有”。很快，德云社开始蒸蒸日上，相声一时间“死灰复燃”，“从快销声匿迹，到观众排队买票进剧场，幸福来得太突然”。 爱听相声的人都了解，德云社的兴起离不开郭德纲，而郭德纲讲相声离不开于谦的帮衬。在台上，郭德纲逗哏嬉笑怒骂，于谦捧哏逆来顺受，两个人形成鲜明对比，摩擦出的包袱一个接一个。传统相声中的捧哏有的低调，有的中规中矩，有的故意跟逗哏顶撞，追求一定的舞台效果。于谦的捧哏技巧则是轻松自在地聊天。聊着聊着，他会先于观众发现郭德纲段子里的不合理之处，恰到好处地解嘲，偶尔使个小坏，捏准时机损一下老郭，赢得满堂彩又不显得抢戏。郭德纲称于谦为“捧哏第一”，如今两个人搭档讲相声，只有20%按本子走，剩下的80%全凭临场发挥、随机应变。有时候兴致来了即兴说一段，引得现场吆喝声、掌声不停。 台上须臾之间，台下积攒多年。于谦说，生活里的玩儿，就是他讲相声的灵感。“在这个行业，玩儿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过程。咱们说学问家‘渊博’，渊和博是两个意思，渊指深度、博指广度，相声恰恰就是一门博的艺术。所以相声演员不需要跟专家讨论专业问题。我们在台上聊的话题，素材都来自生活，来自玩儿。” 相声讲得越多，于谦越觉得难。他在《玩儿》中写道：“最初接触可能是喜欢、爱好，乍一入门觉得不过如此，都有一个小马乍行嫌路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过程。可是你再往深钻，越钻越觉得深不可测，越学越觉得难，甚至难到可怕的程度……我从12岁做科学艺，至今30余年，不敢稍有懈怠，即便如此，还深觉远不及人。”他在玩儿里找到了人生至理。“以前给鸽子配色，让颜色匀匀实实长在它该长的地方你知道有多费劲儿吗？我觉得，这玩儿和相声没什么两样，都要付出很多精力。也可能世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 郭德纲调侃于谦现在的三大爱好是：抽烟、喝酒、烫头。于谦有句口头禅：累了就别端着了，和我一起喝呗，于是豆棚下马圈边，邀三五知己，凉啤酒，热烤串，漫谈东西南北、世道人心。采访时聊到烫头，他跟记者指了指自己的小卷毛，“这不就是岁数大了，头发稀了，烫烫显得密，显得浓一点”。 “他活得比我值！”郭德纲羡慕于谦。于谦则由衷地感谢“玩儿”：“让我不感孤独，远离寂寞，躲避了相声业界的消沉氛围，忘掉了事业的坎坷不顺，交到了朋友，学到了知识，认识了自然，体会了友情。” 作者：毛予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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